中国是具有五千多年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对世界文化有着贡献。尤其对日本、朝鲜等国家和南亚、东南亚各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我们从中国文学史、中国音乐史上可以知道，秦汉的乐论辞赋、六朝的讲唱变文、唐宋的传奇戏剧、明清的话本小说及历代流传的民间歌曲乃至宗教音乐，都曾对整个文化和人们的思想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不同的文化反映着不同的社会习俗和生产方式。人类文化的多元化是客观的存在，尽管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将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起来，但世界多元化的音乐文化不会由此而一体化，因此，我们应该使不同民族、地域、国家的传统音乐文化在差别中得到发展，在全球意识下求得繁荣。所以，既要消除“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也要去除“东方文化中心论”的狭隘想法，使世界音乐文化在平等“对话”中相互吸收，共同发展。笔者曾去日本、美国等访问讲学，在遥远的异国，通过音乐交流，沟通了与当地人的情意，增进了双方的真挚友谊。璀璨夺目的中国音乐，以她艳丽的风采，独特的魅力，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中国民族器乐文化属性研究》共五章。第一章阐释了中国民族器乐的传承和发展，阐述了中国民族器乐及其发展历史；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别介绍了琵琶、古琴、二胡、古筝等这些中国民族的传统乐器及其器乐。全书结构清晰，内容充实，能让学生深刻体味民族音乐的美妙，真切领悟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博大精深。

　　1.1949-1979年的民族乐队音乐
　　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是民乐协奏曲和民乐合奏曲得以成型并获得初步发展的时期。这一成就的取得自然得益于这一时期民族乐器的改革，更直接受惠于一些大型民族管弦乐队的建成。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从1952年到1960年间，新中国成立了七个规模庞大的民族管弦乐队，它们分别是上海民族乐团、中央歌舞团民族管弦乐队、中央广播民族乐团、中国电影乐团民族管弦乐队、上海电影乐团民族乐队、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民族管弦乐队以及中央民族乐团。这些大型民族管弦乐团几乎都是以吹管乐器组、弹弦乐器组、打击乐器组、拉弦乐器组的组合为基本编制的。随着乐器改革的不断推进，每一个乐器组（除打击乐器组之外）也逐渐形成了高、中、低三个层次。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种大型的管弦乐队呢？这一方面体现了新中国社会生活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五四以来中国“新音乐”发展的惯性之所致。这种大型乐队的出现，具有多方面的影响，有利也有弊。关于这些利弊，在20世纪未曾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里也就不去评说。总之，乐队是构成器乐艺术的物质因素，正是有了民族管弦乐队，才有了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器乐合奏艺术的繁荣。然而，17年中未能产生更多的大型原创作品，供大型乐队演奏的曲目主要是一些改编曲或移植曲。在这些演奏曲目中，根据古曲改编的作品主要有秦鹏章、罗忠熔的《春江花月夜》，彭修文的《月儿高》等；根据民间音乐改编的作品主要有何化均、刘汉林、胡天泉的《大得胜》，彭修文的《绣红鞋》《采茶歌》等；根据西洋管弦乐曲改编的作品主要有刘铁山、茅源的《瑶族舞曲》，谢直心的《陕北组曲》，张子锐、谢直心的《春节序曲》等。当然，在这些改编曲中，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流传最为广泛的还是源于传统琵琶曲《浔阳琵琶》和在20世纪40年代已作为民乐合奏曲的《春江花月夜》。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中，一些小型民乐合奏曲不断涌现。朱践耳的《翻身的日子》即是其中的一部。这部作品创作于1953年，其以北方民间音调为素材，表现出土地改革运动的轰轰烈烈与翻身农民分得土地之后的喜悦心情。
　　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小型民乐合奏曲则有刘明源的《喜洋洋》和《幸福年》。《喜洋洋》是人们较熟悉的一首，流行和传播的范围较广，也最具有代表性。这首乐曲以民歌《卖膏药》《碾糕面》为音乐素材，也表达了一种欢快、热烈的情绪。此外，《紫竹调》（新影乐团编）、《花好月圆》（黄贻多钧曲，彭修文改编）、《京调》（顾冠仁曲）等小型合奏作品也展现了其强烈的艺术魅力。显然，这些小型合奏曲都营造了一派欢乐、祥和的气氛，从而表现了新中国建立之初人们发自内心的那种快慰，体现出了浓郁的时代特征。这一时期的民族管弦乐曲则有马圣龙、顾冠仁的《东海渔歌》，王石路的《渔家组曲》，彭修文的民乐交响诗《秦香莲》，徐志远的民乐交响诗《金田风雷》，60年代中前期有朱广庆的《风雪爬犁》《驷马铜铃》以及济南军区董洪德、赵行如的《旭日东升》，臧东升、刘凤锦、何化均编曲的《迎亲人》，赵行如、高扬创作的《水库凯歌》。《旭日东升》是这一时期采用乐队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民族管弦乐曲之一。这部作品是新中国成立后17年中规模最大的民族管弦乐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军旅特色。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民族乐队创作的音乐作品较少。前后只有彭修文、蔡惠泉创作的《丰收锣鼓》，李民雄创作的《夺丰收》，朱广庆的古筝与乐队《渔舟唱晚》等几首，民乐合奏音乐在这一时期陷入低潮。其中，朱广庆的《渔舟唱晚》是一部难得的作品。
　　综观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30年”的民族乐队音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民乐协奏曲还是民乐合奏曲，其创作都处于初创阶段。作曲家们虽然极力借鉴西方古典音乐技法，并在曲式结构、和声语言、复调手法、配器原则等诸多方面都表现出对交响乐队音乐的模仿，但乐队音乐应有的多声性、交响性、戏剧性未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主旋律+伴奏”的模式显而易见。作曲家们对于民族管弦乐队及其应有的性能缺乏充分的认识和理解，导致乐器难以发挥出其自身的表现力。另外，乐队音乐应有的抽象性和哲理性也在这一时期的民族乐队音乐中缺失，器乐的艺术表现功能也被作曲家们进行了机械的、片面的理解，器乐艺术独特的审美规律未能得以充分的认识并在音乐创作中表现出来。但尽管如此，这30年的探索和实践对于民族器乐未来的发展仍具有重要意义，为改革开放后民族乐队音乐创作的发展并逐渐成熟做了重要的铺垫。
　　2.1979至今的民族乐队音乐
　　1979年以后的新时期是中国器乐艺术全面发展、全面繁荣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民乐协奏曲、民乐合奏曲的创作就极为可观。首先是产生了相当数量的民乐协奏曲（包括为一件独奏乐器与乐队创作的乐曲，如“二胡与乐队”等）。其中，笛子协奏曲有《幸福水》（何占豪、陆春龄、郭予春曲）、《走西口》（乌满栋、刘铁铸曲）及笛子与乐队《阿诗玛叙事诗》（易柯、易加义、张宝庆曲）等，笙协奏曲有《井冈颂》（胡天泉、董洪德曲）、《文成公主》（高扬、唐富、张式功曲），琵琶协奏曲有《花木兰》（顾冠仁曲）等。除以上作品之外，还有柳琴协奏曲《毕兹卡欢庆会》、筝协奏曲《泪罗江幻想曲》、箜篌与乐队《孔雀东南飞》、月琴与乐队《北方民族生活素描》等弹拨乐协奏曲。拉弦乐协奏曲则有二胡协奏曲《不屈的苏武》《长城随想》、二胡与乐队《新婚别》《红梅随想曲》《音诗》及板胡与乐队《胜利中的思念》、高胡与乐队《思念》等。在这些协奏曲中，最有影响的、演奏最为广泛的是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o这部作品共四个乐章，其标题分别是“关山行”“烽火操”“忠魂舞”“遥望篇”。作曲家刘文金通过表现对长城的热情，讴歌了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和未来。在音乐表现上，这部作品也表现出了一些可贵之处。首先是运用序奏中的核心音调贯穿全曲，从而使整个作品在音乐材料上基本获得了统一，使作品具备完整性和连贯性；其次是旋律写作十分强调民族音乐的神韵，而不具体地采取某一特定的地方风格，或采用某一特定的民间音调。总之，《长城随想》以它隽永的创意、流畅的旋律、纯熟的配器及交响性、史诗性，成为中国当代民族器乐的一个里程碑，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章 中国民族器乐的传承和发展
第一节 中国民族器乐概述
第二节 民族器乐的发展历史

第二章 中国民族器乐之琵琶
第一节 琵琶概述
第二节 融合中发展的古代琵琶
第三节 宋、元以来琵琶与曲艺的融合
第四节 近现代的琵琶流派及琵琶乐曲
第五节 蓬勃发展的新中国琵琶艺术
第六节 现当代琵琶演奏形式的代表曲目及人物

第三章 中国民族器乐之古琴
第一节 古琴概述
第二节 古琴的历史
第三节 古琴的结构
第四节 古琴的指法
第五节 古琴记谱法
第六节 古今琴人简介
第七节 美丽的传说

第四章 中国民族器乐之二胡
第一节 二胡的起源与繁衍
第二节 二胡演奏家及名曲
第三节 二胡作曲家及作品
第四节 有关二胡的奇闻逸事

第五章 中国民族器乐之古筝
第一节 古筝历史概述
第二节 古筝的种类和结构
第三节 古筝的音域、定弦及常用指法
第四节 古筝的流派、传人及代表曲目
第五节 近现代古筝演奏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