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堡语丝（增订本）》：
重访海德堡 我又回到海德堡了，我有重晤故人的喜悦，海城依然是那副浪漫的气质，而新秋时节，她似乎更妩媚了。
九年前的五月初夏曾从剑桥到此小游，即使已习惯了剑桥的美，我仍然为海德堡的美所眩惑，后来才知道这两个大学城还是一对姊妹城呢！哪个更美？我不想答，也答不来。她们是两种不同的美，是两种不同的完整的存在，当时仅仅四天的盘桓，却留下长永的回忆。今年八月卸却了新亚书院的行政担子，我最想做的是静静地读些书，特别是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的著作，几十年来，西方诠释他的书已多得足可装满一个小型图书馆了。因了德国政府给了我一个研究访问的机会，我就毫无考虑地决定到海德堡。
不只是我对海城怀念，海德堡大学也无疑是“韦伯学”的一个重要中心，毕竟海大是韦伯读过书、教过书的母校，而他的传世著作就是在海城尼加河畔的那所屋子里写的。
九月二十五日，新加坡航机降落在法兰克福机场，从机场海关出来时，那亲切的挥手给予我格外的惊喜。想不到李普秀（R.Lepsius）教授还是来了，我再三表示自己会坐火车去海德堡的。就是他上次驾车把我从曼汉大学送到海德堡的，就是他带我去看了韦伯的故居的。一别经年，丰采依然，那带有德国腔的漂亮英语仍是铿锵有声。我已是半百之年，李普秀教授更是满头银丝了。李普秀是前德国社会学会会长，一九八一年他从曼汉大学转到海德堡大学的社会学研究所。他与所里的同事施洛克德（W.Schluchter）教授都是《韦伯全集》编纂会的编辑人。从法兰克福到海德堡，在高速路上，风驰电掣，不消一小时就到了。李普秀教授开快车的那份潇洒，使我忘了二十小时的旅途怠倦，却使我想起（香港一编注）中文大学的郑德坤教授来。
最令我称心的是，海大社会学研究所就在海德堡“老城”的中心，坐落在尚达巷（Sandgerse）。后面是藏书二百二十万册的粉红色巨石砌成的大图书馆和朴素的十五世纪的圣彼得教堂。左边就是见了不能不想多站一会儿的“大学广场”。但凭一己之信念与罗马教廷争抗，只手推开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就在广场的“狮井”旁主持过一场波涛汹涌的辩论，那是十六世纪初叶的事了。讲起宗教来，就不能不讲政治，海城几百年来都是日耳曼的一个政教中心。事实上，一直是神圣罗马帝国帕拉丁（Platine）领地的首都（虽为领地，但对内行使王权），所以城虽不大，却有王者气象。海城是政教重镇，风光诚风光矣，但却也不知吃了多少政教纷争的灾难，一场三十年（1618-1648）的宗教战争，海城就几乎成为鬼魅世界。十七世纪末叶，帕拉丁与法王路易十四的冲突，海城就一度被法军残酷地夷为平地，今日的海德堡“老城”可说是十七世纪在灰烬中重建的。大学广场上著名的巴洛克式的“大学老厦”（Old University Building）就是这个时期的建筑。海德堡大学自一三八八年诞生以来，她的命运与海城的政教史就结下不解缘。其实，海大就是帕拉丁“明君”卢柏特（Ruprecht）在七十七岁时创立的。所以大学也以他及十九世纪另一位大学恩人卡尔大公（Grand DLike Karl）为名。海大的历史一时说不清，以后有暇再谈吧。
向南走几步，出了幽静狭隘的尚达小巷，就进入目不暇给、洋溢着旅游者笑语不辍的浩朴街（Haupstresse）了。不知是谁的好主意，这条街在一九七八年改为行人专用道了。浩朴街长一公里有奇，是德国最长的行人街。尽管慢慢地踱方步，尽管优哉游哉欣赏两旁看不尽的橱窗，你都无须惊怕市虎（意指行于市区的汽车——编注）伤人。累了，就在露天咖啡座坐坐，假如喜欢喝杯莱茵河的葡萄美酒或者德国最称独擅的啤酒，那么随处都有小酒肆。要想更多些情调么？大白天都有点着烛光的酒座呢。我从未见过一条街上有这么多有品味的咖啡座、酒肆、花店、书店和餐馆。都是小小的，都是坐了就舍不得走的那种，讲豪华，绝非香港、台北之比，讲气氛则浩朴街的合心意多了，至少进去没有口袋应付不了的恐惧。
说到餐馆的口味，尽管没有我中意的四川菜，但还是很国际化的。施洛克德教授邀我午餐的就是一家希腊馆子，桌椅老得像古希腊的遗物，施洛克德是近十几年声誉鹊起的韦伯学专家，他的德文著作我无法看。
他的《韦伯的历史观》（Max Weber’s Vision of History） （与G.Roth合著）及《西方理性主义之兴起》（The Rise of WesterN Rationalism）二本英文著作（皆为卢特所译），则细致深透，文理密察，在在都显出创见与功力。他目前也是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的教授，美国上一辈的韦伯学学者，如帕森斯（T.Parsons）、班迪克斯（R Bendix）、葛思（G.H.Gerth）、纳尔逊（B NELson）等，或已死，或已老去；施洛克德正是乘时而起的表表者之一，在海城希腊小馆子里谈韦伯的学说，实在是很有意思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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