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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我所知道的灵
　　孟超
　　我认识灵菲是在一九二七年冬天，那时正是大革命退潮之后，革命势力退出武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经过了南昌暴动，部队进入潮汕，发动了广州暴动，党的活动便转向地下，反革命的刽子手们虽然到处加紧进行着残酷的白色恐怖，但许多革命工作者对于他们的回答，却是不屈不挠的反抗意志和继续搏斗的事实。而我们这一群，抱着同样的心情，从不同的战场上，从不同的省份里，冒着追捕、杀害的种种危险，聚集到了上海。在新的革命工作的要求之下，寻取了另一种斗争方式，用笔的武器，开始建立了阶级文学的新的阵地。当时，光赤、阿英和我，把曾经在武汉酝酿过的文艺团体，正式组织成了太阳社，创办了《太阳》月刊；灵菲、平万，还有杜老国庠(那时他化名林伯修)，组织了我们社，出版了《我们》月刊。这两个团体，这两个刊物，虽然对外是各自独立着，其实在同一目标之下，不但步调一致，慢慢的两个组织也由二化一了。
　　我还记得和他最初的见面，是在北四川路底横浜桥口一家极小的广东馆子里，我和阿英在那里吃最廉价的包饭，他和平万、杜老也常常在另一个桌上出现。这个饭馆客人并不太多，每次相遇，从神态中，从谈话的口风中，彼此是早已默识了，但开始接谈，还是经过了郁达夫的介绍。他把大家拉拢到一个桌上，几杯白酒，一场热烈的叙话，从此就恍如多年的旧交。不过，灵菲平常总是谨愿沉默，不多发言，虽然也有感情激越的时候，只不过高笑几声，一刹又恢复到宁静，特别是对于他过往的事迹，更是很少叙述。现在时间相隔已经二十几年了，每次回想旧事，虽然他那瘦削清癯的身影，他那诚挚热情的神态，往往就自然涌上眼前；00而关于他的出身经历，以及怎样的走上革命的道路，总觉得知道的实在不够详细，难以整理出个头绪。
　　据我仅能忆及的：他是广东潮州人，曾经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毕业，这个学校便是后来的中山大学。当他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正是南中国革命潮流高涨的期间。他在中国共产党最初运用统一战线政策而获得成功的国共合作政治局面下，开始参加了学生运动，参加了当时属于国民党左派的组织，更由此接近了马列主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曾在沙基惨案反帝斗争中，做过不少的组织与宣传的工作；他也曾亲眼看见过中山舰事变的发生，看见过北伐，以至于蒋介石的叛变革命和屠杀革命力量。萧楚女、张太雷以及许多死难烈士的斑斑的血迹，更培养了他，教育了他，使他愈加坚强起来。由于事变之前他曾工作在广东政府海外部，兼作着党的支部工作，早已被反动派所嫉视；事变以后，就被通缉，几次受追捕搜查，有一次躲到尼站庵的棺材房里才幸免于难。这样，他成了奔波流亡的逋逃者，流浪到新嘉坡，流浪到暹罗。虽然无时无地忘记过革命事业，但无处可以容身。最后，乃决然到了上海，我们的相识正是在他流亡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