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著名作家野夫长序推荐!台湾著名作家杨渡重磅新作!
2.杨渡在本书中呈现了他们那一代台湾青年的奋争,所面临的打压和恫吓。然而壮心不负,他们赢来了他们的1987年,长达三十几年的戒严终于结束,报禁党禁顿开。杨渡也在自己躬与的抗争中,成为新时代自由媒体的名记,并在20世纪80年代末,见证并记录了我们这些同胞的故事。本书既是对台湾民主化一代知识人的记录与刻画。
3.这一代台湾知识人多自1949后由大陆赴台,他们屈就到中学和师范学校教书,把知识的根脉传到年轻的学生中,把自由和民主主义的灯火传到台湾,才有了现在台湾的民主化。台湾对渡海传灯的文化人永远心存感念。
4.他们多数人也只是暗夜里的一盏灯,但他们身上那种历史的视野、生命的格局,以及行持的坚定,却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ZUI欠缺的。
1949年后,有太多高级知识分子来到台湾。他们屈就到中学和师范学校教书,把知识的根脉传到年轻的学生中,把自由和民主主义的灯火传到台湾,才有了现在台湾的民主化。台湾对渡海传灯的文化人永远心存感念。
正是1949年的渡海者和台湾本土文化与政治的先行者们的身影,带领着杨渡,在各种角色中出入而不异化。尽管就大局而言,他们多数人也只是暗夜里的一盏灯,但他们身上那种历史的视野、生命的格局,以及行持的坚定,却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ZUI欠缺的。
在生命的当前,或许我们难以肯定自己每一步的踩踏;这本书中的人物,正可以告诉我们——原来,生命也可以像他们那样走着。
禁书的年代
买下第一本禁书
“如果你好好在图书馆走一走,幸运的话,你就会发现 他借过的书。借书单上写着‘李敖’两个字,这时候,你不 要怀疑,赶快借出来,不要管它是什么书,先借了再说,因为, 你可以在他借过的书下面,签上你的名字。想想看,你的签 名在李敖的后面,多有学问!你可以对别人说,你和他看同 一本书啦!像我,就已经签过好几本了。”
那是一九七三年,我十六岁。进入台中一中的第一学期, 一个爱吹嘘的地理老师就用一种非常神秘的口吻,在课堂上 这样讲着。许多同学互相打听李敖是谁,许多人在追问李敖 到哪里去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传说中的李敖,在就读台中一中的时 候,就翻遍了图书馆的藏书,后来去读台大历史系,一个被 一中师长誉为“最有才华的人”,因为“思想有问题”,写了 一些批判当政的文字,被关进监狱。他的妈妈还在台中一中任职,好像在教务处或者什么地方。
神秘的李敖,成为我们的偶像。许多人走遍图书馆,寻 找他看过的书。
然而我们很快就听说在第二市场附近的一家书店,可以 找到他的盗印书 :《没有窗,哪有窗外》《传统下的独白》。
我们平时就在这书店买参考书,所以还算熟。但要去问 禁书,我还是非常担心,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因为看禁书,思 想有问题,被抓起来。去买书的那一天,我站在书店里东看看, 西翻翻,徘徊了一个多小时,等到老板旁边的人少了,才趋 上前低声问 :“老板,有,有没有《传统下的独白》?”
书店老板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人,外省口音,面容白 白净净,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坐在高高的柜台后面,用一 种陌生的眼神打量着我。一个穿卡其色高中制服的男生,没 有买参考书,居然要买李敖,似乎有点奇怪。他停了片刻, 面无表情地说 :“是你要看的吗?”
“嗯。”我点点头,装得像一个好学生,心里只觉得非常 害怕,像在被盘问。
“你知道这是禁书吗?”他的口吻转为温和一点,虽然 不像在盘查,但语气冷淡。
“我知道。”我老实说。 “那,还有另外一本,你要不要?”他依然面无表情。
我心底跳了一下,算算口袋里的钱,就说 :“好。”
他没有回话,起身走到书店后面的仓库,拿了两本书,用 白报纸包起来,再用橡皮筋套上,面无表情,但先观望了四周, 才塞给我,眼神透过厚厚的镜片盯着我看,低声说 :“两百元。” 相较于当时那些平装本的口袋书,如水牛文库、文星书店的平 价书,这样的价格简直贵了一倍。但我连想都没想,立即从口 袋里掏出钱,迅速付了,像生怕被发觉似的,将书收到书包里, 藏到最深处厚厚的一堆参考书后面,书包上还写着的“台中一 中”的字样。走出书店,我才发觉自己心跳得非常厉害。
即使坐在公交车上,我还不敢打开。我四下张望,生怕 有人发觉跟踪。回到家里,背着父母,我才悄悄地打开。粗 糙的纸面黄色封皮,黑色的一行书名,没有写作者,内文一 样是简陋的纸张和印刷,有些字体的油墨,还会印在手上。 但我却用一个晚上看完了一本。
这是我第一次买禁书。第一次看禁书的感觉,和第一次 跟女生幽会没有两样。微微晕眩,心跳加速,向禁忌的地方, 不断摸索前行。
买禁书变成我们的乐趣。只要有人说 :那是一本禁书, 立即抢购,怕买晚了,书就绝版。陈映真的《将军族》,就是这样买来的。当然,同时购入的还有《第一件差事》。
陈映真和《将军族》
那时候,陈映真出狱不久,小说集《将军族》与《第一 件差事》刚刚出版,《将军族》就被查禁了。
这种消息总是传得特别快。内行的书店接到出版社通知, 就把书从架上拿下来,藏到书柜后面。有熟识的读书人来了, 就悄悄拿出来,说 :“你看看这一本,刚刚被查禁。还剩下这 两本而已。”仿佛在说着,“这是海内外最后的两本孤本了”。 你如何禁得起诱惑?
那时我读台中一中高二。朋友阿丰知道以后,赶紧通知 朋友,大家分头去书店找。台中市的一些大书店都没有了, 后来在一家卖参考书为主的书店里,竟找到两本,当然一口 气全买了。书后来果然绝版,直到多年后才解禁。
那小说集的封面是吴耀忠画的《少年补鞋匠》,暗绿色封 面,一个少年眼神专注,衣服褴褛,补着一双旧旧的、仿佛 走过许多路的鞋子。幽暗而忧伤的油画。
小说最让我震动的是《我的弟弟康雄》,描写家道中落后, 一个理想主义青年的虚无与沉沦,最终走上了绝路。或许因 我也曾遭遇到家道中落的悲哀,母亲为了违反票据法而入狱 数月,我在绝望中压抑着,不让同学知道。那压抑的深深的虚无与悲哀的调子,让我耽读再三。
朋友间讨论最多的,还是陈映真的小说为什么被查禁。 有人说是因为里面描写了向日葵,而这是中共的国花 ;还有 人读得更细,认为是因为一篇小说内容描写了一个青年为了 不让鸽子停下来,向空中挥舞着红色的旗帜。但没有人说得 出确切的原因。
查禁的原因,本身就是禁忌,这就是“禁忌年代”的特征。 “权威”要变成“威权”,就是不容许你问他原因。最后逼得 你得猜测他的心思,揣摩他的心思,甚至暗暗讨论他的心思, 如此才能让你想得太多,猜疑太多,满地阴影,最后什么都 不敢做。
这样就能把禁忌的恐惧极大化,让它变成一堵无形的围 墙,把你关在里面。而你还心甘情愿地站在里面,不敢走出 来。甚至多年以后,你写文章时,心中都还在想,这个句子 能写吗?不是谁谁谁写了这句子,就被查禁了?你就想 :算 了,别写了,以免被查禁。
这个无形的力量,我们叫他“心中的警总”。也就是在心 中建立一个无形的警备总部,一种不自觉的“自我检查”。
然而我终究把他的小说读了又读。陈映真细致的描写, 刻画台湾社会变迁中的浮沉与忧伤,那种市镇小知识分子的 虚无和无奈,简直无人能比。
更重要的是,他有思想,有理想主义情怀,却因为时代的压抑,有一种淡淡的虚无而忧伤的抒情。当时,作为一个 “文青”,我们也都读了白先勇的《台北人》,王文兴的《家变》
《龙天楼》,叶珊的散文集,施叔青的小说《乔布的末裔》等等, 一批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但真正让我感动的,仍是陈映真。 他所写的每一个场景,那抒情的文字中刻画的面摊、失落的 少年、家道中落的青年、父亲故世的“雕塑着成人一般的风景” 的青年……仿佛是我们生活的写照。
多年后,当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偷偷出版,我第一次 看到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才恍然发现 :“啊!原来陈 映真的老师是鲁迅。”
一九八一年左右,因了施善继的关系,得以在中和陈映 真的家中见到他本人,那时内心之紧张,真不下于如今青少 年见到一个偶像。他的浑厚的声音,高高壮壮的身形,让我 很难和《将军族》那个苍白的安那其主义的少年联结起来, 而更像是已经走到了《夜行货车》中的愤怒的壮年。
不久,就因为主编《大地生活》杂志,而与他有了多一 些的交往。所受到的指引和照顾,无论从文学、思想、理论、 政治信念等各方面,都受益良多。
一九八二年左右,“党外”杂志在海外的策动下,发起了 “台湾意识/中国意识”、批判陈映真的运动。这是由于“台独”不能公开说,于是以“台湾意识”为名,批判“大中国意识”。
论战过程中,陈映真被戴上“大中国沙文主义”的帽子,但 他却太君子,总以为“台独”与“党外”都是被当政者所压迫, 所以不愿意批判,更不齿于扣对方的帽子,反而从阶级分析 的方法,在理论上,和海外(美国、日本)的“台独”论战。 但对手却非如此,也不管戴陈映真的红帽子会不会置他于死 地,反而以他的中国意识为目标,死命地打。对手中,最主 要是笔名为“陈嘉农”“宋冬阳”者,后来才知道,他就是以 流亡生涯为标榜的陈芳明。
我不知道别人如何看待这一场论战。但在我自己心底, 却怎么样也无法认同对坐过牢的陈映真挥舞红帽子的“血滴 子”,因为那是和独裁者使用同一种逻辑,同一种语意,同一 种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杀伐。我更不相信那个在《我的弟弟康雄》 里,充满人道主义襟怀、虚无而忧伤的作家,那个在“山路” 中,不断自省着“如果革命堕落了……”的政治犯,会有所 谓的“霸权”和“沙文主义”。
更重要的是,在论战中,一边是用思想与批判来讨论问 题,另一边却是杀气翻腾地用统治的政治语言来扣红帽子,无 论现实的胜负为何,至少在人品上,就差得很远了。更不必说, 文笔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有时候我会以为,自己之认同陈映真,十七岁在禁书中看见那个刻画了理想主义青年的小说家陈映真,会不会是一个决定的瞬间?
是的,文学超越一切 ;文学的陈映真,永远超越一切政 治的口水。无论陈芳明如何以《台湾新文学史》一书来包装 文学评论者的身份,甚至在陈映真生重病而无法写作之后, 才写出散文,作态地表白如何欣赏陈映真,让陈映真连反驳 批判的机会都没有,这人品之高下,立即显现。尤其他的《台 湾新文学史》中,对影响了台湾小说、文学理论、文化批判、 报道文学等等,至为深远的陈映真,竟只是随便地几笔带过, 这不能不说是蓄意的偏见,刻意的忽略。
或许,有人以为写了《台湾新文学史》就可以为台湾文 学下了定论,但我仍必须指出,不,作品会说话,陈映真的 作品,他的文学评价,会远远超出这些。一如施淑青说的, 陈映真的作品,远远超出了他的时代,永远走在最前面,他 所开创的内容,如对跨国公司的描述与批判,至今仍是许多 作家所不及的地方。
暗娼街的罗曼•罗兰
台中一中附近还有一个可以买到禁书的旧书摊,靠近福 音街的路边。老板是一个退伍老兵。那年代,似乎有特别多的退伍老兵,散落在校园附近的角落里。不是卖豆浆烧饼,就 是绿豆稀饭,要不就开一个旧书店,或者小说出租书店。他 们可能原是读书人,只因战乱,跟了国民党的军队来到台湾。 退伍下来,不知怎么谋生,就在街道边上开起旧书摊。
福音街是台中著名的暗娼街,街上有放十六毫米黄色小 电影的,也有招揽客人的三七仔皮条客,当然,那些暗娼会在 黄昏的时候,坐在卖阳春面的摊子前,翘起雪白雪白的大腿, 点两三道小菜,呼呼地吸着面条,一双化了浓厚脂粉的眼睛, 无神也无惧地望着街道的过往行人。
十七岁的我站在那旧书摊前找书,却往往被那些暗娼的 身影所惑,忍不住眯了眼睛偷偷去瞧。旧书店的老板似乎也 了解这个现象,卖的多是黄色小说,或者花花公子旧杂志。 那时的黄色小说印刷非常粗糙,与李敖的书没什么两样。内 容多是嗯嗯啊啊,占了两三页,看一本就够了。我在初中三 年级的时候已看过,兴趣不大。反而柏杨的书,在这里有卖。 此外还有邓克保(即柏杨)的《异域》,郭良蕙的《心锁》,李 宗吾的《厚黑学》,D.H. 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以 及据说是全本的《金瓶梅》。
有趣的是,这老板不知道怎么进的书,竟有许多旧俄文 学作品,从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到托尔斯泰、契诃夫。有一次,我竟在角落里,找到罗曼•罗兰著的两册精装本《约翰•克利斯朵夫》以及《巨人三传》。 这些翻译书都没写译者,但《约翰•克利斯朵夫》与《巨人三传》译笔之优美,令人爱不释手。后来我才知道,在那 禁忌的年代,无论是作者还是译者,如果一九四九年之后留 在大陆,没随国民党一起撤退,他们的书一律查禁。而罗曼•罗 兰的译者傅雷,正是那年代最好的译笔。
那旧书摊老板特别有趣,胖胖壮壮,戴一副老花眼镜, 老是坐在一排书架的一边,一张竹子编的躺椅上,兀自看着 书,偶尔瞧一眼来逛的买书人。
我拿书给他问价格,他就拉下眼镜,斜吊着眼瞧我一眼, 再看一眼书,然后再戴上眼镜,看也不看地说出价格。那些 黄色书应是营生之用,卖得特别贵,而这些世界文学经典反 而非常便宜。我有时候不免好奇,他到底懂不懂文学,为什 么会进这些其他旧书摊子找不到的书?为什么这么便宜卖? 但我不敢问。因为每一次我拿书去问他,他总是一副你要就 拿去看的酷模样。
在那禁忌年代里,不仅是傅雷,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 展史》,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 都一样,不管是哪一家出版,都不敢写上作者的名字,要不 就是改名。例如郑振铎改为郑西谛,而巴金所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作品,如《面包与自由》《我底自传》,译者都写“巴克”。只因巴金是因崇拜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而取笔 名为巴金,既然有禁忌,变成了“巴克”。
被查禁的金庸
旧书摊寻禁书还不满足,我们就进了台中省立图书馆。 不知道为什么,那里还保留许多已经查禁的书。而早期的《文 学季刊》《现代文学》《文星》《自由中国》等,也可以找到, 只是某一些期刊可能已被查禁,就找不到了。
多年后在叶荣钟的杂文里才读到,一九五○年代白色恐 怖时期,他曾在图书馆工作,工作的内容就是把图书馆里关 于三四十年代没有撤退来台的作家作品、出版物、杂志等等, 以及日据时期有社会主义、社会运动、社会分析、“左倾”色 彩的书,全部找出来销毁。他一本一本地查,一本一本地向 那些平装精装的、饱含了思想和文学内涵的书告别。一个读 书人啊,还有什么比这个工作更痛苦的呢?
然而台中省立图书馆终究保留了某一种开明的风气。因 为像李敖、柏杨的书,并非每一本都查禁。他们人已入狱, 一般的图书馆都全面禁了。惟有台中省立图书馆,只拿下禁了的书,其他还保留着。比起我后来在其他图书馆所见的模样,简直好太多了。 台中省立图书馆对面是一排老眷村,搭着违建的矮小平房。聚集的老兵卖一些馒头、打卤面、小米稀饭之类的,中 间有一家武侠小说出租店,老板五十开外,东北大汉,个性 有一种大兵的直爽。有一日,我听说金庸的小说亦是禁书, 平日从来不看武侠的自己,也忍不住去租。一看非同小可, 竟连续租了好几部,看了一个多月。当时的武侠小说是用报 纸的纸张印刷,分成小本小本装订。一套《神雕侠侣》,竟有 二十多本。碍于押金太高,我得分两次租,才能看完。但武 侠看到一半,如同幽会中断,心痒难当,如何停止?于是往 往半夜熬到天明,一早就去续租。
因为查禁,金庸的许多武侠小说都是用了别名。《射雕英 雄传》改名为《大漠英雄传》,最有趣的是《鹿鼎记》被改名 为《小白龙》,韦小宝被改名“任大同”,作者还写了司马翎。 多年以后,台中省立图书馆已经全面改建,所有的书肆 与风景早已不再,我重新想起这场景,才明白一九四九年的时 候,随着国民政府迁徙来台的两百来万人,究竟有多少知识分 子,多少读书人,多少大学生和世家子弟?他们飘荡来到这个 小岛,无以为生,仿佛也就只能以租书店、旧书肆寄托此生。
读大学之后到了台北,第一件事就是去明星咖啡屋前,看周梦蝶独坐街道边,一排简单的书架前,独自翻看着书,仿佛与世界隔绝了一般。这形象真太熟悉了,从台中的福音街, 到明星咖啡屋,到台大前面的违建旧书摊,他们的身影,仿 佛是一个寂寞的、流离飘荡的世代的缩影。
在街道边独坐阅读,卖书为生,他们背负着流离千万里 的身世,故国的旧梦,最终在书堆中,寻找一个思想的出路? 或者是一个武侠的幻想世界来遗忘人间的痛苦?或者是文学 的安慰来度过这残损的人间世呢?
角落里的马克思
禁书也是一种知识的垄断。已经查禁,你硬是找不到。 拥有者如同拥有武林秘籍“九阴真经”,他引以为傲,自己 在家苦练,出来炫耀武技,经常引用两句。你却看不到,心 痒难耐,痛苦难当。恨不能去他家偷出来看看。而愈是不传, 愈是让人好奇。
上台北读书后,某一天,大家在讨论近代史。那时近现 代史都是禁忌,中共党史不知道,连国民政府自己的历史也 是改写的居多,真实的少。愈禁愈好奇,大家一起研究。但 历史是要比数据的,没数据,就没有学问。
有一天,一个朋友忽然用炫耀的语气说 :事实上,中共不是这样的,某某书曾这样写过……大家听到书名,心头一 惊,暗呼 :那书我为什么没见过?
果然是一本禁书。于是赶紧追问 :那书可否借阅?拥有 者答曰 :“不行,那是人家借我看的。”
又问 :“那是谁的?可否我自己去借?” 答曰 :“这太敏感,不方便说。” 唉!算了,人家拥有武林秘籍,你硬是没办法。 后来才知道,牯岭街可以寻找到一些被卖出来的禁书 ;那些书大多老旧,可能因为某个人过世了,被后代不知情的 人给卖出来。有些书,则是要透过特别管道,有些特权,例 如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才能找到。
重庆南路也是另一个管道。有一家书店位于地下室,表 面卖学术书,但在柜台后面另有一个书柜子,藏着一些国外 进口的新左派书籍。马尔库塞、卢卡其、阿尔都塞、托洛茨 基等人的著作,就是在那里找到的。但真正写着作者“Karl Marx”的书,那就还是非常敏感的,几乎见不到。
所幸,科技进步迅速,复印机的时代来临了。朋友间不 断互相借阅,影印,竟成为知识传播最快的方法,谁都禁止 不了。
有一次,我在辅大图书馆逛呀逛的,想淘宝,看看有没有什么未曾见到的好书,属于“武林秘籍”这一级的。忽然在一处极低的角落里,看到“CAPITAL”几个大字。三大册精 装本,书非常老旧,积满了灰尘,仿佛被摆在角落里一百年了。 我心中狂跳,暗想 :妈妈的,不会是它吧?
拿出来一看,我的天,竟真的是马克思的三大卷《资本论》!
心中之狂喜,实在无法言喻。我四下观望,会不会有人看见了?看这书,可能会坐牢的呀!但又担心,这书,是不 是情治单位设下的陷阱?我这是不是自投罗网?
然而反复观看了很久,我还是无法放下。再看这书确实 无人借阅,而且看起来像是有人把自己的藏书,全部送给了图 书馆,后面还盖着赠送者的章 ;图书馆不小心,或者不知敏感, 才放进来的。当下,就借了出来。然而我还是非常担心图书 馆会因为我借阅,而发觉了这本书。为此我决定立即拿去影印。
为了怕在学校附近影印会被发觉,我还特地跑去台大附 近,东逛西找,才找到巷子里一家不起眼的店,看店的小姐 还年轻,似乎不是读书人,我希望她不会注意到这一本书是 马克思的著作,最好她根本不知道谁是马克思。
当时还没有双面影印,资本论第一卷印起来,竟成了五 册,有如连载武侠小说。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决定当它是“九 阴真经”,回家好好练功。于是一字一字查字典,逐句逐句努力啃。然而,无论英文单词怎么查,文字似乎可以通了,但内容还是不了解。第一卷的第一册就卡住了。 这《资本论》果然是“九阴真经”,没有一点内力和武学根基,真的行不通。练武之道果然与阅读相通。
1949,渡海传灯人•001
火烧岛悲歌•029
忽然梦见他•045
孤独者的灯火•065
寂寞的先行者•091
沉静的旅人•111
荷花池畔长谈•129
禁书的年代•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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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好奇,身为台中农家子弟的杨渡,何以修成如此器宇?这次认真地读完《暗夜传灯人》,我才真正明白,他之为他,原来竟有如此众多的善缘和加持。他从这样一些默默牺牲者的身上,获取了成长的养分,以及接棒挑战长夜的勇气。
——野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