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这样的：施特拉和杨森在一架飞机上相遇。这是一架小飞机，飞行距离不远。施特拉刚参加完克拉拉的婚礼，她接到了新娘花束，或许是因为这个她才那么六神无主，而且她不得不跟克拉拉分开，所以才会那么怅然若失。那是一场美妙的婚礼。从现在开始，施特拉得独自面对生活了。杨森刚从工地上回来，他铺了瓷砖，所以才会满身尘土。他干了一个通宵，天刚蒙蒙亮就上机场了，所以他才会那么疲惫。活儿干完了，他要重新找活儿干。命运，甭管是什么样的命运，把施特拉安排在了杨森旁边，18排，座位A和C，施特拉将会把登机牌保留很多年。很多年。杨森的座位靠窗，他旁边的座位空着，施特拉的座位挨着过道，但她还是坐在了杨森身边，她必须得坐那儿。杨森又高又瘦，胡子拉碴，黑头发灰扑扑的。他穿着一件粗糙的羊毛外套，一条脏兮兮的牛仔裤。他看着施特拉，就像看着一个神经病，他怒气冲冲地看着她，这个女人把他惊醒了。也太无所顾忌了。连想都没想。如果施特拉不是接住了克拉拉的新娘花束——茉莉和丁香，用丝带扎成郁郁密密的一束——那她也不会这样喘着粗气，脸颊滚烫，那副熟稔的样子很吓人。
施特拉，我叫施特拉。
她说，我有飞行恐惧症，坐飞机我会难受，能坐您旁边吗，坐您身边就行，可以吗。
这是实话。杨森的脸色缓和了，倒也不是多么柔和，但是缓和了。他说，您不用害怕。坐吧。我叫杨森。您坐吧。
飞机在起飞跑道上滑行，加速，拉升，起飞。飞机朝苍白、遥远的高空飞去，冲破层云，将陆地，将曾经的另外一种生活抛在云层之下。杨森的手很脏，沾满了涂料。他翻转右手，摊开掌心伸向施特拉。施特拉把左手放在他的手心里。他的手粗糙、温暖。他把她的手拉过去，抱在怀里，闭上眼睛，睡着了。这将成为后来的一种预兆。当时施特拉应该能明白的——她在害怕，杨森在睡觉。他睡觉，尽管她感到害怕。但他会说自己之所以睡觉，是为了让她看到，根本没有害怕的必要。当时她并没有弄明白。
飞机降落的时候，他睁开眼睛，微笑。眼睛的颜色真深，深得几乎成了黑色，眼神里其实满满的心不在焉，但他在微笑。他说，瞧，施特拉，您做到了。他现在用两只手握住她的手，然后吻了那只手，手背，坚决又自信。
要再见面吗，施特拉说。再见面吧。
好，杨森说，他想也没想就说——好。
施特拉把电话号码写在他的登机牌上，然后起身，逃也似的走了。她走出机舱，走下金属舷梯，回到地面上，没有再回头。
天很凉，在下雨。谁也不知道事情会如何继续。
三个星期后，杨森打来电话。施特拉从没问过他这三个星期里都做了什么，那么长时间都在考虑什么，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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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德意志广播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