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杰，祖籍安徽砀山，生长于江苏丰县。自幼受家庭影响，对军事、历史、传统文化深感兴趣。后屡遇奇人异士相提携，自学成才，融历史学、军事学、战略学、政治学为一炉，独树一帜。著有《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李鸿章时代》、《当天朝遭遇帝国：大战略视野下的鸦片战争》等书。自2002年以来，在《世界军事》、《战略与管理》、《中华参考》、《信报》（香港）、《成报》（香港）、《国学新视野》（香港）、《历史月刊》（台湾）、《航空档案》、《现代舰船》、《战场文集》、《全球防务》、《围棋天地》、《百家讲坛》等期刊累计发表战略、历史、传统文化类文章百余万言。现居北京从事智库工作。《世界军事》战略纵论专栏著名评论员，“凤凰军机处”军事谈话节目特约嘉宾，凰家智囊团“鼎力推鉴”系列讲座主讲人，搜狐历史—军事频道特约顾问。

　　本书是一部从战争史和战略学角度专论中日甲午战争的专著。全书以战略学为主导，以扎实的政治学、军事学、战略学和历史学知识为基础，利用中日英俄等多方档案材料和相关人员的日记、回忆录，并广泛吸收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借用围棋的复盘概念，从15个环节对甲午战争进行了角度新颖、内容全面、有力度、有深度的战略推演，力图拨开战争迷雾，澄清战争细节，深入揭示胜败真相，从而更深刻地剖析这场改变中日历史走向的战争，并从中汲取应有的历史教训。此修订版主要对成欢和平壤之战结合新发现的史料作了修订，对全书结论部分进行充实，并收入多张珍贵高清的作战图作为文字的有效补充。

　　本书将大战略的视角引入19世纪下半叶的中日关系河甲午战争研究，立意宏远，视野广阔，不拘成说，读来让人耳目一新，掩卷后又启发读者久久的思索。可以说，整个学术界，迄今尚未有人对于甲午战争、对于近代中日关系，做过如此角度的剖析。

　　——姜鸣（著名近代史专家）        
                            

　　甲午之战是日本首次大段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绝非最后一次。在这个沉痛的历史命题前，本书的作者展现了惊人的理性和高度的专业素养。这部专著既用上了战略的放大镜，又用上了历史的显微镜，在国内可谓独树一帜，如一把犀利的思想手术刀，触及了历史伤疤深处被遗忘的病因。或许有人无法接受这种医学式的理性，但却不能不承认：120年来，相关研究多如过江之鲫，但如本书这般兼实战性、思想性、学术性、可读性于一体的著作可谓凤毛麟角。欲知甲午，不可不读！

　　——戴旭（国防大学教授）    
                                        

　　国之大事如何以史为鉴？本书给出了精彩的回答。全书综合运用政治学及国际政治学、军事学、战略学、历史学的方法，动态再现了近代中日的首轮国运大碰撞。十五局复盘，兼顾了历史的宏观、中观与微观，既有局外的俯瞰，又有局内的推敲，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环环相扣，动魄惊心，颠覆了大量循循相因的定论成说，开辟了战史研究的崭新路径。

　　——江上苇（《南方都市报》专栏作者、天涯煮酒论史版主）

　　引论：战争不复盘，历史无殷鉴

　　自甲午败战至今，已历120年。这场战争对中日两国近代国运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中国造成的巨创尤其令国人刻骨铭心。所以，自这场战争结束的那一刻起，关于这场战争的反思、研究、争鸣便层出不穷。作为一个研究课题，似乎早已成了一盘被翻炒过度的冷饭。然而，当我们从数量的堆砌中冷静下来审视时，又不能不面对一个尴尬的事实，中日两国对这场战争的研究均远说不上透彻，而我国的相关研究尤其存在严重缺陷。

　　中日甲午战争研究对比

　　将中日两国的甲午战争研究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从源头处我们就已经落了下风。

　　自1878年，日本从德国引入参谋总部制度开始，日军便非常注重战史资料的记录和保存。甲午战争期间，自大本营、参谋本部、陆军省、外务省，直到参战各单位，均留下丰富的相关资料。函电、汇报亦多得保存。战后又编纂了卷轶浩繁的《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史》、《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海战史》、《日清战争实录》等多部专著。再加上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录、传记，局外人士、机构的研究著述，可谓汗牛充栋。

　　相反，清军则缺乏相应的制度和意识，不仅对一线的原始史料缺乏记录、保存，事后亦无相关机构进行反思和系统研究。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中方甲午战争史料，绝大多数都是些完全不懂军事的文人，想当然的评论。或者便是出于派系斗争，互相攻讦的产物。此外，亲历者的著述中，也大多是一些幕僚、师爷在为自己及自己的主官辩护、赞扬。其中具有军事研究价值的资料极少。

　　战争结束后的120年内，日本方面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基本能做到两点：

　　其一为不断发掘新史料。如中塚明发现《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史》草稿本，及其结合解密的外交档案重新解读陆奥宗光的回忆录，都是国人迄今尚未充分吸收消化的研究。

　　其二为注重战史细节问题的探究。如斋藤圣二对甲午战争中运输问题、军用电报线问题的研究， 黛治夫对舰炮问题的研究， 桑田悦对双方战争指导、作战过程得失的专业研究， 均为国人所不及。至于就武器、关键战斗、战争指导机制等问题进行深入探究的作品亦不在少数，且迄今鲜为国人关注。

　　其三是较能持之以恒，新研究不断涌现。

　　而我国对甲午战争的研究，虽然也产生了《甲午战争史》（戚其章）、 《甲午战争前后的晚清政局》（石泉） 等优秀著作，但总体而言：

　　（1）高质量的作品数量极少，宣传性质的书籍远多于研究性书籍。

　　（2）较少学者能对甲午问题持之以恒的研究，大多是在满百纪念年扎堆出书，颇有过节色彩，节前一拥而上，节后一哄而散。

　　（3）政界、军界、学界、民间之研究团体和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沟通严重不足。

　　（4）体系内的研究机构率多满足于解释政策和用历史达成宣传目的，而较少深刻的研究。体系外的研究者又率多屈从于市场和新媒体，务求哗众取宠。甚至公然抄袭，以讹传讹，严重缺乏规范性和专业性。本该发挥主阵地职能的学术界则自我封闭于211、985、核心期刊、项目经费的幻境中，画地为牢，自说自话，乃至不乏自愚自乐、自欺欺人者。专业期刊则与职称晋级挂钩，率多染上排队买版面、发文看头衔的陋习。这就严重阻碍了深度研究的展开，更严重阻碍了年青学人的良性发展空间。

　　两相对比之后，不能不承认，过人对甲午战争的研究貌似热烈，实则大多闭门造车、思路有误，不仅自身成效有限，且完全不关注海外研究成果，实际上已落后于日本对此的研究。

　　中日败战研究对比

　　如仅单纯的对比中日两国军界、学界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尚有一层不对称关系。即甲午战争对中国是一场刻骨铭心的惨败，对日本则是对外扩张的胜利开端。按理，我国学人更该深入研究这场战争才对。反之，站在日本的立场上，类似刻骨铭心的事件当推二战。故而，与其将中日两国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做对比，倒不如将中国研究甲午战争的成果，和日本研究太平洋战争的成果相对比，在败战研究这个尺度上看两国的反思角度和反思力度，反而更有可比性。

　　事实上，对日本研究界而言，甲午战争颇有鸡肋之感。因为，从胜利的角度讲，讲甲午不如讲日俄——毕竟后者是抗击欧洲列强的胜利，且可与日后之美俄对抗相呼应，增强日本在抗俄阵营中的地位。如言失败，则研究甲午远不如研究二战更让日本军学两界感兴趣——毕竟太平洋战争真正把日本打痛了，对日本来讲这是刻骨铭心，一定要反思。

　　其实，早在二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日本军政精英中已经有人开始反思，为什么这场战争会爆发？以及为什么打成今天这一步？当天皇玉音放送，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日本陆海军为了掩饰战争暴行，同时开始大规模的焚毁文件。但几乎与此同时，很多日本军官，尤其是参谋军官，开始想尽方法的保存资料，其目的是有朝一日通过深入研究这场战争来真正超越这场战争，从失败中汲取胜利的因素，从而不再失败。一些政治、外交系统的官员也随之参与其中。

　　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批前日本军政精英企图从实战角度反思二战，立即引起美苏等战胜国的警觉。在两强的强力干涉下，相关研究工作被迫转入地下。直到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决定扶植日本充当远东战略防波堤，于是，日本的战史研究禁令也得到了松绑。目的就是让日本不要自废武功。美国人防松管制之后，日本军政精英立即毫不犹豫的尽量利用此种空间，有组织、有计划、有制度的持续研究。这个研究计划最终形成的成果，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著名的一百零二卷本《大东亚战争战史丛书》（俗称公刊战史）。 为了编写这套书，光是筹划组织，就用了三十五年。直接编撰的时间为二十年。从第一本出版（昭和四十一年）到最后一本书刊行（昭和五十五年），历时十五年。内容涉及各战场、各层次、各时段。这就是日本的败战反思功夫。

　　但这部书毕竟还是属于官修史书性质的“公刊”战史，参与编修者都有二战经历。优点是切肤之痛在身，自然不敢不深入研究。但利害关系也在身，难免门户之见、党同伐异。很多民间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对这套书是颇有微词的。但相关研究者绝不限于批判，而是要建设的填补空白，直陈得失。故而，日本民间的相关研究更不容忽视。相关类书、套书，不出版则已，出版便动辄数百卷规模。如“历史群像”的太平洋战史丛书，PHP智库的战史文库、朝日社的航空战史书系、光人社的NF文库，都属此类。

　　而甲午战争对中国同样有断股裂颈之痛，但我们的研究却显然远未达到类似水准。

　　两相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中日双方的败战反思，又是日本占了上风。

　　战争史该如何研究？

　　但是，日本的甲午战争研究，终究只是胜于中国，如果立足世界战争史研究的水准看中日，就会发现，中国的相关研究固然非常不足，日本的研究也不过是五十步胜百步。其间关键就在于研究战争史之方法论问题。

　　历史研究之推陈出新，无外乎两大关键：一为新史料之发掘，一为新方法之使用。战争史研究也不例外。

　　以新史料而言，中日两国遗存史料均可谓汗牛充栋，业已整理者可谓九牛一毛，都还有极大的发掘空间。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史料之多寡对历史研究固然重要，但如不能正确使用，则史料虽多亦无用。所谓兵不在多而在用，正是一个道理。这就引出了方法论的问题。

　　中国近代史大师唐德刚先生在论及甲午战争时，曾说过如下一句名言：

　　“什么叫做战争呢？西人有言曰：‘战争’者，‘政治’之延续也。不知‘战’前的‘政治’，空谈‘政’后的‘战争’，小儿科也。”

　　这段话极具哲理，但放在中国近现代战争史研究的大背景下，却又极具误导性。盖如“空谈”，则无论是战前之政，还是政后之战，都是小儿科。如认真研究，二者正不可偏废。从本末关系上讲，确实是政治统摄军事，但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浸淫过久，习惯于技术变革缓慢、科学性低、艺术性高的传统战争，所以多侧重战前之政的分析，而忽略政后之战的研究（唐德刚先生念兹在兹的《资治通鉴》就是这样一种思路下写成的史书 ）。影响所及，自甲午败战120年来，各种盘外分析铺天盖地，盘内的检讨却少如凤毛麟角，不能不说是潜意识里受了传统战争观的误导。

　　从某种程度上讲，战争很像医学。都是高度技术专业化、理性化的行业。且二者都无法进行活体实验。故而医学注重临床案例之记录、研究，战争则注重战争历史的记录和研究。

　　同样类似的是，假如一个人生了病，首先应该做的就是看医生——无论是中医、西医，还是体系内外，其为医则当为一。就算医生全是庸医，我们要谋求的也首先应是想尽方法提升医生、医院和相应教育机构之能力，而绝不应是因为对医生失望，就转而迷信神汉、气功师乃至邪教领袖。这本是极其简单的道理，岂料在中国战争史研究领域，却长期遭到了无视。

　　后人在研究甲午战争时，当然可以随意选取视角进行研究、解读。但任何视角都不能无视更不能替代一个最基础的事实：甲午战争首先是一场战争。因而，其研究首先应符合战争研究之内在理数和专业需求。

　　正如孙子所言，战争是“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如不能从实战角度进行深入剖析，则一切研究、解读都是空谈。如果一个国家的战争研究也堕化为象牙塔里知识分子的智力游戏，甚至变成一种说书式的调侃、演义，文学化的抒情、叹咏。则只能说明，一种比清谈误国更恶劣的风气已经开始蔓延。事实上，战争史研究必须建立在如下五根支柱之上：

　　（1）政治学及国际政治学

　　正如克劳塞维茨早已指出的那样，战争是政治的暴力延续。 故而，从目的上讲，战争带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具体到像甲午战争这样的外战，则可视为国际政治问题的延伸。所以，研究外战性质的战争史，首先应具备的是国际政治学的专业知识。

　　（2）军事学

　　从过程上讲，战争主要体现为军事对抗。故而，研究战争史应具备的第二个专业基础即军事学。如军事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事地理学、国防经济学、武器装备学、后勤学、军制学、军法学、军事技术、军事教育、军事思想等等，皆为其组成部分。

　　（3）战略学

　　自1500年以来，战争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军事专业也日趋发达，从而引出军事集团以专业化为借口摆脱政治控制的恶果，为了维持目的和手段的平衡，更为了有效的指导战争，乃有“大战略”（Grand strategy）的出现（详情参阅本书正文第三章），并逐步发展为独立的战略学，此即研究战争史所必需之第三种知识基础。

　　（4）历史学

　　最后，战争史毕竟仍是历史，故而，历史学亦必不可缺。

　　由此可知，政治学及国际政治学、军事学、战略学和历史学是研究战争史的必备基础。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研究对象之特征，当然可以“多多益善”的叠加其他知识构成，但此五大支柱为必不可缺之基本支撑，则无疑问。也必有了这样一种立体的知识结构，才能找到恰当的方法论，以无厚入有间，切中肯綮、游刃有余。假如只是立足历史学的单一视角，满足于厘清人物、事件在时间、空间轴线上的分布，则不仅严重的限制了研究的质量和层级，甚至无法有效甄别史料本身——这就像一个根本不懂物理学的人无法写出优秀的物理学史是一个道理，越是专业性的史料越需要超历史学的专业知识进行判读，否则，必将是连人物、事件在时间、空间轴线上的分布本身也说不清楚。

　　历史可假设，战争须复盘

　　但不幸的是，自晚清以来，我国的战争史研究长期为不同时代的宣传需求所左右，连严肃的纯史学研究要求都难以达到。少部分能沉潜于历史研究者，却又多陷入“史料即史学”的误区。此种思维在一般历史研究中的误导性前人早有反思， 而其对战争史研究的误导更为严重，却一直缺乏相应反思。

　　在战争史研究领域，“史料即史学”的错误，正等同于以为“情报即军事学”的错误。

　　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论，战争迷雾（the fog of war）无处不在， 战争中的情报或者数量太少，或者太多；或者姗姗来迟；或者与事实大相径庭。而战争本身又处在剧烈的变化之中，企图通过充分的情报搜集来致胜的想法是最大的战争乌托邦。

　　此外，即使一方通过某种方式单方面驱逐了战争迷雾，摩擦力、偶然性、概然率也还在影响着战争的每一个环节。所有这些未必会以“史料”的形式直接保存下来。越是临机性的决策，往往越缺乏权威的原始史料。更何况从兵者诡道的角度讲，很多战争决策出于保密的需求，不仅不会形诸于文字，反而要层层掩饰其真相。故“军人靠判断和推理行事”（刘伯承语）。

　　既然进行中的战争离不开判断和推理，对过往战争的研究同样离不开判断和推理。正如同进行中的战争不能单纯依赖情报，对过往战争的研究也不能单纯依赖史料。在这里，历史清晰的展现出明暗两条线索，所谓历史明线，指可以使用史料直接呈现之史实，其还原主要靠史料的搜集、梳理、陈述；历史暗线则指必须通过分析、解读、研判史料始可呈现之历史事实，其还原主要是对史料的分析、解读和研判。具体到战争史研究领域，史料本身的局限已如上述，如果再考虑到战后尤其是战败后很多资料的封存、遗失和人为毁坏，更可知欲通过直接使用史料来呈现战史是完全不可能的。一旦脱离了专业的思考和判断，则不仅单纯的史料堆砌无益于后人反思历史，甚至连史料的甄别、使用本身也会出现严重偏差，终致于单纯的还原历史连带也成为不可能之事。由此可知，那种企图纯粹依赖史料本身展示历史真相的想法，是一种在现实世界根本无法实现的乌托邦。这就是为什么近百年来，很多国内学者明明已经掌握了第一流的史料，却写不出第一流的史著，根本原因即在于思想上的画地为牢和知识结构的扁平单一。其背后所隐藏的更深层次问题就是：历史能否假设？

　　对于作为既成事实的历史结果而言，任何假设都是苍白无力的。但从“以史为鉴”的角度，对于历史过程的各个环节，后人恰要勇于假设才能超越历史。战争史研究尤其如此。

　　因为战争的过程，是对抗双方或多方之不同选择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作为事实的历史即现实选择交互作用的结果。而那些被放弃或未被充分发掘的选择，就构成了未曾发生的历史，其中蕴含着大量未经充分检讨、推敲的历史殷鉴。

　　何以德国陆军能够在拿破仑战争后及冷战前的一百多年内称雄全球？除了参谋本部制度的创设、学者型军官团的培育、强大工业基础的支撑、作战概念的条令化和名将辈出等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兵棋推演（War Game）的发明与发展。所谓兵棋推演，其最初目的即在于通过对历史中过往战例的推演，在战术（tactic）与作战（operation）层级，探究其中的隐藏变化和现实得失，进而更深刻的思考史实的得失和原委。其实质即在于通过推演历史来超越历史。此后，这种方式风靡列强世界，并逐步完善，进而用于对未知战斗的推演。近代日本军队即非常注重兵棋推演。今天的美国军队及其教育机构和一些战略智库同样注重兵推，且正在摸索战略层级兵棋的开发，预示了兵棋发展的新趋向。

　　其实，类似的精神中国古已有之，只不过没有用在战争中而是用在了博弈游戏里，这就是围棋中著名的“复盘”。所谓复盘，就是由对弈双方在对局结束后，重新推演棋局，一则交换心得、相互学习，一则探究关键节点及其未尽之变化。而围棋其实又远非一种单纯的博弈游戏，而是一种截止到目前为止，最具战略意涵的对抗模型。其与兵棋推演的差异在于，围棋注重抽象战略思维的养成，兵棋推演则结合实例，在战术、作战层级作高度针对性的行为检验。其实也可以将兵棋推演称为一种精密化、案例化、实战化和中低层级化的“复盘”。

　　既然战略和战术的决策与实践都可以复盘，何以战争史研究反而不许假设？事实上，“历史不容假设”这句话的过度推演，早已成为限制我国战争史研究发展的最大紧箍咒。如不能及时摘掉这个紧箍咒，则一切战争史研究都将沦落为对既成事实的认可、背诵、幻想和感情宣泄。而永远无法依靠理性的精神来超越历史。

　　理性回顾就会发现，120年来，中国对甲午战争的研究固然问题重重，日本的相关研究也是盲人摸象，或立足纯史学立场，或立足纯军事学立场，始终没有产生过立体饱满的研究成果。看一看日本战略学、政治学（尤其是国际政治学）的发展水准，再看一看其军事学与历史学的交叉程度，就知道其根本缺陷所在了。

　　这就要求我们立足前人的研究成果，运用“复盘”的精神来对待战争史。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超越昨天的战争，进而打赢明天的战争。具体到甲午战争中，由于双方原始史料所存有限，已很难在战术层级做精密之兵棋推演，然仍可立足于大战略、军事战略和作战层级之行动，进行中高层级的复盘。本书的写作目的即在于此。

　　同时，我们应注意到复盘史学与假设史学的区别。在西方史学界，一直不乏运用假设史学观写成的著述。如《未曾发生的历史》、《假如日本不曾偷袭珍珠港》、《谁打败了希特勒》都属于此类著作。 此类著作取材广泛，具体写法为围绕某一种历史可能性展开推演，最终以虚构的历史来促进后人对历史事实的反思。复盘史观下的历史研究与之不同：（1）复盘史观仅限于研究对抗性事件；（2）复盘史观注重历史的多种可能性；（3）复盘史观研究之重点并不在未曾发生的历史，而在于通过推演具有可行性的可能选择，更深度的理解业已发生的历史。故而，复盘史学不采取虚构笔法，只是在分析固有史实时运用了一种较独特的方法。

　　当然，本着“复盘”的精神研究战争史，也会遭遇一些独特的暗礁。最大的危险即在于研究者往往会站在后人的时空概念和技术基础上臆测历史。所以，兵棋推演的基本保障即在于维持当日的能力环境，而不能肆意假设历史，如假设丰岛海战前的北洋水师拥有了核潜艇，即突破了此类研究的底线，而变为一种穿越小说式的幻想。

　　在这一点上，孟子所强调的“知人论世”正可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一个有益的支撑。一般性历史研究的价值随之凸显。当狭义的史学研究与复盘精神、军事-战略专业研判能力结合在一起时，我们才能竭力做到战争史研究的推陈出新、以史为鉴。

　　下面，就让我们在这个新视角下，立足前述知识结构，运用新方法，重回120年前的死生之地，一探其存亡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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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引论  战争不复盘，历史无殷鉴1

中日甲午战争研究对比2

中日败战研究对比3

战争史该如何研究？5

历史可假设，战争须复盘7

第一局  近代中日对抗格局  之形成11

第一节交邻之道12

第二节从绝域到近邻：变化中的中日关系16

第三节走向对抗之路18

第四节胜败检讨：战略认知不对称的形成22

第二局  地缘支点之争27

第一节地缘支点与地缘意识28

第二节近代中日地缘认知的不对称33

第三节四大支点34

第四节近代中日的支点之争37

第三局  战略机遇之争43

第一节战略、战略机遇与战略机遇期45

第二节不对称的和平机遇期50

第三节晚清战略困局  的形成与破局  机遇的出现51

第四节英俄博弈送来的搭车机遇55

第五节历史的可能性58

第六节李鸿章的战略设计61

第七节对抗焦点的转向67

第四局  军事转型之争71

第一节19世纪的陆海军转型72

第二节中国军事转型观的缺陷76

第三节中日陆军转型对比79

第四节晚清海军发展的认知与实践84

第五节日本海军发展的认知与实践90

第六节竞争焦点的再度转向98

第五局  购舰竞赛101

第一节杀手锏思维与购舰竞赛的实质102

第二节难以规避的竞争103

第三节急则治标的购舰竞赛104

第四节日本的再反超107

第五节何以日本不再等待110

第六局  半岛危机与出兵竞争115

第一节战略的“余味”与“鬼手”116

第二节从壬午到甲午(一)：朝鲜危机的演变117

第三节从壬午到甲午(二)：对抗模式的形成124

第四节甲午年的出兵竞争130

第五节得失检讨138

第六节出乎意料的转折140

第七局  调停引发的明争暗斗143

第一节英俄调停与“以夷制夷”144

第二节李鸿章的误算145

第三节攸关全局  的“治孤”147

第四节失去的机会150

第八局  开战法理之争161

第一节被忽略的机会162

第二节李、袁的失机163

第三节日军的行动167

第四节得失检讨172

第九局  丰岛海战175

第一节海战回顾176

第二节必然的结果，不必然的态势177

第三节威慑的魔咒180

第四节进兵计划与海军部署的变更183

第五节海战态势的最终形成185

第六节未曾发生的历史188

第十局  成欢之战193

第一节失去的胜利194

第二节日军一线兵力优势的丧失196

第三节战前双方的兵力调度200

第四节战场及双方的兵力部署202

第五节战斗经过204

第六节两军脱离接触后的运动206

第七节战斗检讨207

第十一局  中日战争计划对比211

第一节兵力对比与战场态势212

第二节清廷之战争指导机构与战争计划215

第三节日本之战争指导机构与战争计划221

第四节实践之检讨225

第十二局  平壤之战229

第一节会战回顾230

第二节外线与内线240

第三节日军视角的检讨244

第四节清军视角的检讨248

第五节平壤城下战斗的再检讨252

第六节平壤败战的影响256

第十三局  大东沟海战259

第一节海战回顾261

第二节中日海军武器代差的形成264

第三节中日海军战术代差的形成268

第四节9月17日海战的战理分析272

第五节日本联合舰队的失误283

第十四局  金旅之战295

第一节败战之惑296

第二节登陆与抗登陆作战的检讨298

第三节花园口登陆前的清军战争指导302

第四节花园口登陆后的清军战争指导308

第五节金旅失守的战术检讨312

第六节总结323

第十五局  终战的较量329

第一节终战的要义330

第二节清廷的终战指导331

第三节日本的终战指导333

第四节针锋相对的较量338

第五节大溃败342

第六节艰难的谈判与昂贵的一枪346

第七节贻害百年的城下之盟352

总结篇  日本的甲午梦与中国的甲午病363

日本的甲午梦364

中国的甲午病369

“以史为鉴”的再反思376

主要参考书目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