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互联网创业很热，有的人说有泡沫，有的说没泡沫，我觉得创业者不应该关心这个，而是不浮躁、能沉下心来去接触用户，了解用户需求，把用户体验做到完美，创造出真正解决用户问题的产品。只有产品才是创业成功之道。

　　——360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周鸿祎

　　人生一定要有大目标，有梦想，如果能想清楚一辈子要达到的境界很好，实在不行也要有阶段性的目标。人生中的失败不是坏事。我也正是在一次次的绝望之后，才决定自己创业，才有了新东方。所以，只要能坚持阶段性的目标也是好事。

　　——新东方教育集团创始人俞敏洪

　　创业的路上，会充满各种艰难险阻。作为创业者，在企业遇到极大困难的时候，要顶得住。你们始终杵在那儿，你的队伍就会聚拢；你的战旗戳在那儿，你的队伍就会跟上。对创业者来说，不仅要求你是群胆英雄，还要求你做孤胆英雄。

　　——联想控股董事长、创始人柳传志

　　这是创业者很好的时代，互联网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创业者后劲更强更勤勉，其素质更适合迭代式创新发展。

　　——创新工场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李开复

　　创业是一条孤独的路，创业是一座难爬的山，但是大家一起走路就变成了远足，一起爬山就变成了郊游。我愿陪伴你，去征服孤独的创业之路，去攀登险峻的成功之峰。

　　——真格天使投资基金创始人徐小平

　　第一章

　　中国创时代

　　以创新创业对冲经济下行压力

　　经济新常态与创新创业新常态

　　中国如何迎接悄然来临的新革命

　　创新驱动：中国别无选择

　　为新供给革命注入技术思维

　　以创新创业对冲经济下行压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

　　创新创业从思想面上看，和一位经济学家有关，他是奥地利人，叫约瑟夫·熊彼特，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一套创新理论。在熊彼特看来，多数经济变化都是周而复始的，人口增加，经济总量也增加，但人均水平没有太大的变化，那是一种平庸的经济。要冲破这种平庸的、周而复始的经济发展，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真正的关键、最激动人心之处就是突破平庸，达到人均产出和人均所得的持续提高。为什么人均水平极其重要？因为只有人均水平提高了，经济结构才会发生变化。人均收入水平低，满足温饱还有困难，那些较高附加价值的经济活动、技术活动和文化享受就没有空间。那样的话，整个经济面貌就不会是我们现在看得到的现代经济增长。

　　那么如何突破周而复始的平庸经济增长呢？熊彼特提出了一个到今天还非常有影响力的概念，这就是创新。他认为，如果没有创新，很难突破经济增长仅仅随人口增加而增长，就无从实现人均所得的持续提高。我们国家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伟大文明，但是在很长时间内，我们的增长也就是人口增加、经济总量也相应增加，但人均水平没有显著提高。据经济史学家的研究，大概从13世纪到19世纪，中国经济大体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论总量全球第一，但人均水平在600年内没有显著提高，1840年以后，人均水平还有所下降。为什么传统中国经济呈现这个势头？按熊彼特的理念，就是缺乏创新或者有创新的苗头却没有普遍和持续。

　　人均收入快速上升也带来挑战。最大的问题是在满足温饱之后，人们的消费需求究竟向哪个方向走，越来越难以驾驭。大概念当然还是衣食住行，但文化娱乐和社会交往的需求也上来了。究竟搞哪样不搞哪样，优先顺序如何，谁也不完全知道。产业部门当然尊重顾客，可以信奉“消费者为王”，但消费者往往也不完全知道，发问卷也不成。马车时代发问卷，问需要什么？消费者可能说要更快一点更舒服一点的马车，如此而已，但不容易蹦出一个“要汽车”的需求来。这就是说，从温饱满足向上走，连续的需求中可能出现不连续的飞跃。从马车的连续改善中，不一定跳出一部汽车来。在邮路的连续改善中，也不一定跳得出一列火车来。但是一旦蹦出一部汽车、跳出一列火车，再问问广大消费者，人们可能说：“我们要的就是这家伙！”这里，要发生不连续飞跃，有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困局。在熊彼特看来，能实现不连续跳跃的，恰恰就是企业家。不管他实际的社会身份是老板，还是工程师或工匠，甚至是文化人或普通消费者，谁突发奇思怪想、谁坚持把想法变成产品、谁的跳跃性产品得到市场的认可，谁就是企业家。所以他的经济发展理论，合乎逻辑地把企业家看作经济增长的关键。

　　经济增长真正激动人心的就是非连续性的飞跃。经济当中有很多连续性的东西，支撑了我们的经济一代一代源远流长。但是经济要有看头，最关键的还是要有飞跃。熊彼特把这个飞跃叫创新，产品的创新、生产方式的创新、原料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开辟了新的市场找到了新的搞经济的办法。没有创新的冲击，经济就很平庸，顶多人口规模与经济总量一起变大，但人均水平没有持续提高。

　　熊彼特还有一个看法，经济增长是人的活动，总会有波动。当然，他对长波、短波周期的估计，今天看划得过于机械了。不过经济总有波，则得到验证。比如大家正在经历中国经济的一个很大的转变，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实际上是一个高位下行的态势。2007年中国GDP增长最高的季度算成年率是15.2%，到2014年最低只有7.3%。2015年“两会”讲下行压力还是很大，当年要实现的增长是7%左右，大数看过去，增长速度降低了一半。所以，要清醒地看到，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好多企业、行业和地区，还是蛮困难的。这个波怎么对付？高速增长有惯性，上山容易下山难，因为高速增长时期很多成本惯性有延滞性。高速增长时大家用人抢人，工资就高，大家都要拿地块，地价就高，大家争用资源，所有资源的价格就高，政府的雄心也大，抽税也多。到了经济下行一来，并不是所有指标同时都一起下来的。对很多企业来说，卖价下去了，但成本没有马上下去。这时候怎么生存？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创新突围。

　　道理是同样的成本，生产不同的东西，其含义就不一样。用老办法生产老款式的产品，成本压力当然不堪负担。但如果有一点创新，同样的成本就负担得起了，这是最近一个时期很多企业的生存之道。乔布斯用的那些工程师不会便宜吧？为什么用得起？苹果手机在美国萧条时期还有能耐让大家通宵排队争相购买！这是什么力量？就是以创新消化成本的力量。华为也一样，2014年我们去考察时华为主动给新进入的员工加薪。它就没有成本压力？有，但创新的产品让它更有竞争力。

　　当然，创新的风险非常高。像今天这里这么多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以及各个年代企业家们脑子里冒出来的新主意，到底哪个最后在市场上会成，哪个能长久引领潮流？恐怕上帝也不一定知道，为此就要有一个合适的体制完成这个艰巨的筛选过程。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体制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只能是市场经济的体制。

　　什么是市场经济的体制？市场经济的体制就是最大限度提供创新创业机会的体制，就是保护企业家发挥创新职能的体制。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不管你是几零后，有个想法、有个创意就可以试一把。能不能说服形形色色的投资人支持你来试一把？然后把创意变产品，把产品放到竞争的市场舞台上接受检验。现在看，走出温饱以后，要对付起起伏伏经济增长之波，也就只能靠这一套。这个体制已写进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叫“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的理解，就是搭一个平台，招呼天下英雄好汉，把连续过程当中可能产生飞跃的创意，从想法变成商业计划，变成产品，变成服务，然后拿到市场上来检验。

　　这里有一个关键，因为创新风险极高，所以非有大奖不可。为什么要保护企业家？大家看阿里巴巴一上市，天下多少年轻人就不睡觉了？没有一个超级大奖在那儿，谁来玩？现在的收入分配环节，首先要把不公因素最大限度地消除。市场开出天价的大奖，没有什么不公，顶多有点运气成分，那也应该保护。当然，首富们自愿多搞公益更好，但政府、舆论、公众要咬牙支持，因为“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苹果乔布斯的成功，要赔进去多少企业和企业家。一个马云的成功，又得多少企业家赔上？平均说来，“利润”就没有那么高了。但激励更多潜在的企业家、创业家进入，在充分的竞争中提升品质，降低成本，最后的好处还是消费者和全社会的。

　　中国转型到今天，还是要注意体制运行的成本。有一个想法变成行动，麻烦是大还是小？各种审批手续容易还是不容易？行政审批是不是减到最必须的部分？这也决定创新的命运。在中国讲创新创业，一定是跟改革、跟法治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这一方面的跟进，创新创业的规模很难对冲下行压力。

　　我想问一个问题：论坛规模与经济形势是个什么关系？我猜的答案是：反向关系。经济下行压力越大，论坛规模似乎就越大。因为企业和企业家在找路、在找经验、在讨论怎么突围、开辟下一个战场。衷心希望现在的切磋、交流和分享、打磨能创新创业的实际行为，做出下一波增长的新业绩。到那时候，大家忙起来了，论坛规模也许没有今天这么大，但市场形势却会好很多。

　　经济新常态与创新创业新常态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

　　经济新常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一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二是世界经济新常态，三是创新创业新常态。

　　中国经济新常态

　　2014年和2015年对中国经济来说可能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的35年经济呈现出一种发展态势，在这之后的20~30年可能是另一种态势。所以，当前我们正处在转折之中。

　　经济新常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增速的新常态，另一方面是发展模式的新常态。关于增速的新常态，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到7%左右，这既不是周期性的，也不是外在因素决定的，而是趋势性的，是有内在原因的，并且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而关于发展模式的新常态，需要关注的是目前经济结构调整正在发生。

　　经济增长潜力的一般规律

　　首先，经济增长存在各国通用的普遍规律，即潜在经济增长率与人均GDP负相关。也就是说，穷国的潜在增长率高于富国的潜在增长率，基本原因是在有资源制约条件下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只是先后的问题，由于穷国可以有追赶效应，所以最终各国经济水平会趋同。当然在现实中，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并不完全一样。例如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民众收入水平很低，但是经济增速并不快，而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因此，要使实际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是需要条件的，比如改革开放。

　　人均GDP水平与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对应关系。如果我们把经济发展阶段按照人均GDP分成5个阶段，即低收入、中低等收入、中等收入、中高等收入、高收入阶段，那么从历史数据和跨国数据来看，大致可以得出以下潜在增长率的对应关系：低收入国家有8%以上的潜在高增长率，低中等收入国家对应着6%~7%的潜在中高增长率，中等收入国家对应着5%~6%的潜在中等增长率，中高等收入国家对应着4%~5%的潜在中低增长率，发达国家对应的是只有3%左右的潜在低增长率。

　　中国目前属于中低等收入到中等收入之间，所以对应的潜在增长率是6%~7%。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速进入新常态，从高增速区间进入中高增速区间，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对此判断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中国目前处在什么发展阶段，人均GDP是多少，这是一个定量的问题。

　　影响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

　　影响经济增速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劳动人口占比的高峰出现在2010年，之后逐年下降。从绝对值角度来看，中国劳动人口数量在2011年达到最高峰，之后逐年减少。2014年还有两个标志性的指标，就是人口老龄化的指标：一是65岁以上人口占比第一次超过10%；二是60岁以上人口占比第一次超过15%。

　　从长期来看，这样的人口结构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很严重的问题。日本的情况可以作为借鉴，严重的老龄化和劳动人口的缺乏加剧了日本经济的衰退。但从短期来看，单从就业方面来考虑，劳动人口的下降减少了眼前的就业压力。因此，一方面，长期和短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虽然我国劳动力总量在减少，但仍有很大的结构调整潜力，因为我们仍然有2.4亿劳动力从事农业，而农业并不需要这么多劳动力。但是，要把其中一部分人转移到工业或者服务业，并不那么容易。

　　经济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调整。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正在进行当中，当然，我们希望调整能够更快些。其中第三产业占比在逐年上升。根据统计局的数字，2013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是46.1%，经过第三次经济普查后调整为46.9%。事实上，每次普查后第三产业的比重都会上升，因为服务业容易被低估。2014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是48.2%，很快就会超过50%。而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只有9.2%，30%的劳动力只产生了9.2%的GDP。1/3的生产力对应的收入当然也只有1/3。因此，第一产业的问题是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否则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报酬就无法提升。

　　需求结构调整。从GDP支出分解来看，消费、投资、出口这三架拉动经济需求的马车也在调整。2007年，我国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为9%，非常之高。经过这几年的调整，现在降到了3%以下，已经属于正常范围。此外，消费增长超过GDP增长，而且因为种种原因，我国的消费有可能被低估。因此，需求的结构也在调整中。

　　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从数据来看，我国的基尼系数从2008年以后基本上逐年下降，2014年降到0.469。尽管这个数字还比较高，但是确实是在逐年下降。这些年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上涨较快，有两位数的年增长率，而这个上涨跟前面所述的人口结构变化是吻合的。劳动供给在减少，而经济还在不断增长，因此工资就会上涨。非熟练工人工资的上涨是使基尼系数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世界经济新常态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

　　2013年11月，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Larry Summers）在预测美国经济长期增长率时用到一个词—“secular stagnation”，中文翻译为“长期停滞”。他认为原来预期美国的长期潜在增长率为3%，但现在看来，长期潜在增长率可能是2%。一个证据是发达国家金融危机之后的复苏远远低于预期，没有出现4%~5%的反弹。同时，经济学家普遍预测欧洲的经济增长率会低于美国，而日本会低于欧洲。假定这些预测成立的话，那我们面临的国际经济增长环境就会与过去10~20年不同。中国经济增长已经不是自己一国的事，而是与世界经济环境密切相关。所以，在我们考虑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时候，要把世界经济增长前景因素考虑进去。

　　造成发达国家进入这种经济增速新常态的原因有两类。第一类是萨默斯强调的需求方面原因。他认为，美国基础设施的投资非常欠缺，但是因为政治问题、环境问题、体制问题等种种原因很难解决。另外，就是工资增长停滞使得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美国过去20年的中位数工资基本上没有提高，而美国60%~70%的收入都是劳动收入，消费又占了70%~80%，因此工资增长缓慢或停滞将导致消费增长缓慢或停滞，进而使得整个经济增长缓慢。

　　第二类是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家戈登（Robert Gordon）所提出的供给方面的原因。他预测，美国未来长期的经济增长率不会超过2%，主要原因是供给问题，其中有人口、教育、债务、全球化、环境、收入分配等几大问题，这些制约因素将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需要说明的是，在他的预测中，他假定美国在未来30年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与过去30年持平，既不多，也不少。

　　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

　　2014年是一个有意思的年份，在整个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和美国的相对经济总量发生了变化。按照名义汇率计算，2014年，美国GDP总量是17.4万亿美元，占全球的22.5%，而中国GDP总量则首次超过10万亿美元，占全球的13.4%。如果按照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美国GDP总量仍为17.4万亿，占全球16.1%，而中国GDP总量则变成了17.6万亿，比美国还稍多一点。因此，如果按照IMF的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中国在2014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

　　再来看人均GDP。2014年中国人均GDP按照名义汇率计算是7 589美元，为美国的13.9%。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人均GDP是12 880美元，为美国的23.6%，大约为1/4。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们的人均GDP从是美国1/10以下上升到接近美国的1/4，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我们把发达国家的G7（七国集团）、亚洲的四小龙以及金砖四国放在一起比较，用IMF公布的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人均GDP。

　　首先，我们看G7，这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七个国家。如果把美国的人均GDP作为100%，那么德国和加拿大都超过美国的80%，法国和英国超过美国的70%，日本和意大利超过美国的60%。所以，进入最发达国家的行列要求人均GDP达到美国的60%以上。

　　其次，我们来看亚洲四小龙。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加坡的人均GDP是美国的1.5倍，中国香港正好同美国相等。当然，这两个地方比较特殊，新加坡和中国香港都是城市。亚洲四小龙中的中国台湾与德国的人均GDP一样，而韩国与意大利的人均GDP一样。韩国已经与日本非常接近，日本是美国的68%，韩国是美国的65%。

　　再次，我们来看金砖四国。俄罗斯是美国的45%，巴西是美国的29%，中国是美国的24%，印度则是美国的11%。因为世界平均水平是美国的28%，所以中国的人均GDP仍然是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即使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

　　对应前面所说的，人均GDP达到美国60%以上的是高收入国家，所以韩国已经是高收入国家。俄罗斯人均GDP为美国的45%，属于中高收入国家。巴西人均为美国的28%，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中国还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处于中低收入，接近中等收入。如果中国到2020年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这就很了不起。中国的体量很大，当中国增长的时候，世界平均水平也跟着往上走，所以这并不容易。

　　中国经济未来20年

　　因为70除以20是3.5，所以根据“70法则”，3.5个百分点的差距使得经济每20年翻一番。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如果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比较平稳，不出现大的起伏，中国和美国的平均年增长率相差为3.5个百分点，那么20年后，到2035年的时候，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GDP就会在目前是美国的24%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美国人均GDP的48%，接近美国人均GDP的一半。实现两国增速之差是3.5个百分点的可能情况是：如果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速是2.5%，那么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速就要为6%；如果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速是2%，那么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速就要为5.5%。这是有可能的。

　　创新创业新常态

　　经济增长的原因

　　从供给来看，经济增长有两类原因，第一类是在已有技术条件下增加资源的使用，比如资本和劳动力。在这类增长中，后进国家可以从先进国家学习新技术，并不需要自己开发。第二类就是发明新的技术，即创新。

　　经济增长的理论和事实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驱动力取决于该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一方面，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本量很高，没有剩余劳动力（除非有大量移民），因此只能靠创新驱动增长。另一方面，贫穷国家则主要靠资源驱动，基本不需要靠创新驱动，它们离世界技术前沿还很远，可以靠模仿。中国在过去的30多年中大致是这种模式。而中等收入国家介于两者之间：与发达国家相比，资源驱动仍有空间，但是与贫穷国家相比，需要更多地靠创新驱动，中国目前正是处于这个阶段。所以，当中国与美国相比的时候，很重要的不同之处是我们还不够富，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是美国的24%，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比美国高。但是同中国自己的过去相比，潜在增长率下降了，要更多地靠创新驱动增长。

　　从0到1和从1到N

　　美国企业家和投资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出版了一本书叫《从0到1》，中文版在中国销售了100万册。这本书的中文版的出版时机非常好，正好赶上2015年“两会”结束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

　　但是这本书没有讲N的力量，没有讲从1到N。在中国，市场的规模N是非常大的，这是中国的优势。阿里巴巴、腾讯、百度、滴滴快的等公司，它们使用的技术应该说都不是从0到1。阿里巴巴之前有亚马逊，腾讯之前有ICQ（即时通信软件），百度前面有Yahoo（雅虎）和Google（谷歌），滴滴快的之前有Uber（优步）。微信之前有韩国的Kakao Talk（聊天软件），但韩国只有5000万人，而中国有13亿人，所以微信远比Kakao Talk成功，这就是因为N的不同，是N的力量。不能说只有从0到1才是创新，从1到N只是简单的照抄。事实上，从1到N这中间也会有很多创新，因为要使外来的原始技术适合中国文化、适合中国市场。在中国，N的力量是巨大无比的，不能忽视。在中国，从1到N大有可为。

　　创新创业新模式

　　中国这一轮的创业热潮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的创新创业与全球特别是美国的创新创业正在直接地、快速地融合。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把研发的初级阶段放在美国，比如放在硅谷。美国的创业中心实际上是一个全球人才的集中地。这就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创新创业模式：在硅谷做最初研发，之后在中国进行进一步开发，并充分利用中国市场N的力量。在网络中有个梅卡菲定律（Metcalfe’s Law），即网络效应的平方法则：网络价值=N的平方。因此在互联网时代，N的力量不是N的线性关系，而是N的平方关系，这就把N的力量更加放大了。

　　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创业聚集地有哪些突出的地区？在美国有三大主要地区：硅谷/旧金山湾区、波士顿、纽约。前两者存在很长时间了，而纽约是新兴的。纽约作为金融中心，在金融危机以后金融业受到较大打击，但随后出现了一批创新创业企业，如纽约的商业中心、广告中心，以及与媒体中心相关的创新创业，所以跟硅谷是不一样的。在中国也有三大主要创业创新的聚集地区：深圳、北京、上海/杭州。未来这六个地区将很可能是全球创业创新的聚集地。虽然目前中国的这三个地区还没达到美国的水平，但是未来发展速度会非常快。

　　中国如何迎接悄然来临的新革命

　　国务院参事、智石经济研究院院长·汤敏

　　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正在悄悄地向我们走来—第三次工业革命，是指以数字化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应用以及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的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前两次工业革命中，中国被甩在了发达国家的后面，结果落后挨打上百年。俗话说“事不过三”，在这一场刚刚兴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中国不应该也承受不起再次被甩的后果。

　　与新的工业革命遥相呼应，一场新的教育革命，也在向我们逼近。这场由网络教育2.0为标志的教育，有可能不亚于工业革命对我们的冲击。尽管只是初见端倪，但它对传统教育模式的挑战，以及对人才培养方式的改变，对未来国家竞争力的影响都不能低估。对于准备好的国家来说，新的革命就是一个大机遇；而对于没有准备好的民族来说，新革命就是一只大的“黑天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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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是什么阻碍了创新创业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第一章　中国创时代

以创新创业对冲经济下行压力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经济新常态与创新创业新常态

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中国如何迎接悄然来临的新革命

汤　敏（国务院参事、智石经济研究院院长）

创新驱动：中国别无选择

李佐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环所副所长）

为新供给革命注入技术思维

邵　宇（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第二章　创新与环境

当前中国经济困境与社会转型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经济自由度与创业空间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

在创新中寻找增长新动力

李佐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环所副所长）

改革是创新的驱动力

朱克力（智石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

制度创新：实现引领型发展重要突破口

张铭慎（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曾　铮（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

第三章  企业家精神

中国企业家的困惑与觉醒

张维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绿色转型与危机救赎

朱克力（智石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

为何小米创业获得巨大成功

雷　军（小米科技董事长兼CEO）

如何做最好的创新

李开复（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从产权逻辑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卫祥云（智石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第四章  互联网＋创业

互联网时代的创新价值链

曾　鸣（阿里巴巴集团总参谋长）

互联网＋如何与制造业融合发展

罗　文（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

中国制造2025如何攀登高峰

姚树洁（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

走向“中国智造”的核心

张茉楠（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

互联网＋工业：重塑制造业微笑曲线

王喜文（工信部国际合作中心电子所所长）

附录一 创新驱动政策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