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中国学报（第二十二期）》：
以五绝表现对时事的思考和批评，是杜甫对五绝题材的重要突破。虽然均为议论，但都能体现五绝的表现原理，在议论中留出最大的联想空间。有的思考针对长远深层的隐患。如《复愁》其六：“胡虏何会盛，干戈不肯休？闾阎听小子，谈笑觅封侯。”鹃通常忧时伤乱，都从百姓遭难、渴望和平这一点上着想，杜甫却观察到战乱太久种下的祸根，是无知狂少希求在乱中立功以飞黄腾达的欲望。正如《杜臆》所说：“定胡寇易，定人心难。人怀幸功之心，此干戈所以不息也。”这一思考是杜甫独有的。前代的闺怨诗虽然有过“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的埋怨，但只是归结到夫妇别离的原因。杜甫则从思考当前战争起源的高度着眼，触及了肃宗、代宗两代纵容武将、封赏战功太滥的现实弊病。各处军阀恃功而骄、轻视朝廷，乃至动辄叛乱，根源正在此处。但在这首小诗里，这一重大问题杜甫只是通过在里巷听后生们谈笑这个细节反映出来，作为开头两句直接叩问胡寇渐定为何干戈依然不休的答案。诗意的含蓄之处在于前后问答之间的跳跃跨度很大，虽然挖到了外患内乱不休的祸根，却要读者联系当时的时局自己去思考其答案中的深意。其七：“贞观铜牙弩，开元锦兽张。花门小箭好，此物弃沙场。”铜牙弩据说是南越王弩营所用的强弓，贞观时可能会经仿制；锦兽张指所设锦制箭靶。前两句从贞观和开元这两个盛世各取一种弓弩和箭靶为射艺的代表，以华丽的辞藻描绘出来，却在后两句突转为因花门小箭而被沙场弃用的结果。据朱鹤龄注：“按史收东京时，郭子仪战不利，回纥于黄埃中发十余矢。贼惊顾曰：回纥至矣。遂溃。花门小箭好，此一证也。”但杜甫在这里并非比较前朝与回纥弓箭的优劣，而是藉贞观、开元的射艺都被舍弃的视角，感叹“安史之乱，皆藉回纥兵收复，中国劲弩，反失其长技”，而更深的书外之意则是忧虑唐朝过度依赖回纥平叛所带来的后患。这一问题杜甫在早年的《北征》、《留花门》诗里已经预见，到代宗时竟成事实。这首小诗从贞观、开元射艺被弃的角度倒溯回纥成为边患的原因，可令人对唐朝与回纥的关系变化产生更多的联想：太宗、玄宗时，唐朝与回纥保持良好的民族关系，天下太平，无须使用花门小箭。待沙场因花门小箭好而弃用中国劲弩时，也就陷入了被回纥控制无法自拔的困境。
有的批评针对当时的时事而发，看来讽意显露，但仍有雷外深味。如《复愁》其八：“今日翔麟马，先宜驾鼓车。无劳问河北，诸将角荣华！”后两句意思显豁，但前二句所用之典与后二句之间的关系不甚明了。杨伦注说，据《唐会要》，贞观中，骨利干献良马十匹，太宗各为制名，九曰翔麟紫。“驾鼓车”典出《后汉书》：“建武十三年，异国有献名马者，日行千里，诏以马驾鼓车。”杨伦认为前二句“即‘大君先息战，归马华山阳’意。时降将羁縻，代宗专事姑息，故云然”。此注的根据是杜甫的《有感》五首其二：“幽蓟余蛇豕，乾坤筒虎狼。诸侯春不贡，使者日相望。慎勿吞青海，无劳问越裳。大君先息战，归马华山阳。”诗意是说安史余孽都被朝廷封为河北诸镇，他们虽然不向朝廷进贡，朝廷却派使者赴各镇授节度使和封爵。这种情况下，再不要指望平定青海和南诏的叛乱。因为朝廷已先自息战，放马归山了。这首诗是将河北诸镇不贡与大君姑息降将、放马不用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杨伦认为因君主不用良马，先自息战，所以诸将也都追求荣华安逸，不思河北平叛之事了。这样讲句意虽通，但似乎较为平直，且容易误解良马是指诸将。杜甫《途从弟亚赴河西判官》说：“吾闻驾鼓车，不合用骥骥。”良马驰骋千里，不用于战场而用于驾车，是良才非其所用。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