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用才读书》：
历史没有新故事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大清帝国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带领名义统治者光绪皇帝和部分大臣及宫中各色人等仓皇向西逃跑。经历两天苦难颠簸之后于阴历八月初十入住祁县大德通票号总号院落。
慈禧和光绪皇帝为什么不由山西巡抚安排住在官府大院而进了一家私人大院？乔家的大德通为什么能有接待这样尊贵客人的殊荣？耗资巨大的接待又给乔家带来了什么？原来这一切都是由跟随慈禧太后而行的内阁学士、内务府总管桂春安排的。在决定这次行程之后，桂春就写了一封信给大德通票号的大掌柜高钰，告诉他“銮舆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拟到时趋叩不尽”。桂春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原来高钰早就是桂春的密友，高钰早就希望有机会能与帝国统治者慈禧太后接上关系，桂春就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满足了高钰的夙愿。高钰得到消息就把大德通总号大院大加装饰一番，作为慈禧一行的行宫。在这里慈禧一行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乔家为慈禧一行准备了他们在宫中闻所未闻的山西特色宴席，使慈禧一行在两天的挨饿之后大快朵颐，完全放松休息。临行前又借给囊中羞涩的慈禧30万两白银。慈禧太后对这次西行中乔家的接待甚为满意，念念不忘。交结慈禧当然有回报。慈禧回京后，不仅同意票号可以汇兑官饷，而且把《辛丑条约》中规定的给各国赔款本息近10亿两银子交由票号汇兑。各省把每年应缴的赔款交给当地票号的分号，由票号汇给汇丰银行，再由汇丰银行转给各国政府。当各省财政困难时则由票号贷款给各省。
这样票号就在一头牛身上剥下了两张“皮”，一张是汇费，另一张是利息。因此，1900年到1910年是票号的极盛时期。当清政府决定办户部银行（后改名大清银行，民国后改为中国银行，即今日中国银行之源头）时，慈禧还把这件大事交给山西票号。可惜山西人失去了这个机会。
接待慈禧是晋商最成功的一次官商结合。实际上，晋商能成为天下第一商帮，不仅在于自己的制度创新和诚信的企业文化，还在于官商结合。在当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下，经营一个小企业，官商结合并不重要，但如果企业要做大做强，就必须官商结合。官商结合是专制时期经商、做企业成功的唯一道路，正如自古华山一条路一样。为什么？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秦王朝之后，直至1911年清灭亡，一直是中央集权专制社会，而明清时代则是这一体制的全盛时期。这种制度的基本特点是儒表法里，即讲王道而行霸道。而且，法家的法制并不是现代的法治。现代法治是保护公民、限制政府的，但法家的法制是作为政府压迫剥削人民的工具的。而且，这种法完全是由统治者制定并实施的。皇帝的一句话就是至高无上的法律，不用经过什么程序。因此，现代法治国家是制度治国，而中央集权专制下的法制是人治。这就使统治者的权力无限扩大，公民，包括商人的权利根本得不到保证。如果把官商结合作为一个市场，那么，供给者就是统治者、官员，需求者则是商人。
商人是逐利的，他们需要权，一是为了保护自己。在中央集权专制社会中，尽管有私有财产，但并没有保护私人产权的法律。政府可以随时以各种借口剥夺私人财产，甚至生命。保护还是剥夺私人财产的权力，说得远一点是在皇帝手中，说得近一点是在各级官员手里，完全取决于这些人的意愿。官商结合起码可以获得对自己已有财产和生命的保护。这就是古代把地方官称为“父母官”的深层次含义——父母可以给你一切，也可以剥夺你的一切。所以，官商结合的最低层次是为了保护自己。商人赚钱多了，就要用不同的形式把自己的一部分钱献给官员，以求得保护，这就相当于交给黑社会的保护费。二是为了发展自己。在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之下，一切资源归政府，归皇帝。这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含义。而且，经商的权力也是政府“赐”给你的，并不是你的天生人权，给你多少资源，多少经商的权力，完全取决于政府和官员。同时，这种社会中政府也是极为重要的商品和劳务的需求者，政府是个大市场。所以，官商结合的更高层次就是求发展，把企业做大、做强，赚更多的钱。这种多赚钱的资源、权力和市场也要用钱去换。资源、权力、市场机会都在政府手中，这就需要官商结合，向官员去买。在任何社会中，资源、权力、市场都要付费，但相比较而言，官商结合，向官员买，而不是市场竞争，是成本最低的，商人何乐而不为？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