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蒋介石发现汪精卫已离沪而自己鞭长莫及时，哀叹两声：“我早知道留他不住，留他不住！”
汪精卫虽未留在上海充当为蒋介石火中取栗的反共旗手，但蒋介石已取得了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军事实力派的支持，自认为“清共”的力量还是绰绰有余。
4月9日，蒋介石由上海至南京，立即致电汪精卫、谭延闿、程潜、何应钦、胡汉民、朱培德等人：“中正已于本日驻南京。东南虽已底定，北伐尚未成功，各项进行事宜亟待解决，务请诸同志于本月14日前驾莅南京，筹商一切，不胜盼祈。”他到南京是做建都准备的，几天前，他就捏造了“江苏十六县公民代表会议”的名义，通电全国，要求在南京建都。
武汉作为革命的中心，充满着热情与混乱。
蒋介石确实已经走向革命的反面了。他从南昌出发，一路杀戮地到了上海，一头扎进了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怀抱，所以，武汉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打倒蒋介石”“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等标语。
群众觉醒了。鲍罗廷说：“国民革命击溃了吴佩孚和孙传芳，这就向千百万人表明了旧制度必然灭亡，表明了革命的力量和威力。同样，不管军队领导人的意志如何，唤起和组织最广大的群众，为反对中国的殖民地军阀制度赖以维系的基础而进行斗争的信号已经发出了。”
革命运动迅猛高涨。工人纷纷罢工，组织了武装纠察队。在广大的农村，农民运动如火如荼。早在1926年12月，湖南的农民协会就遍布全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武汉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的大批农运干部如革命的火种到了遍地干柴的农村，农民协会解除了民团的武装，禁止提高粮价，降低地租，给恶霸地主戴高帽子游街甚至处死他们，湖南成立了审判土豪劣绅的特别法庭。的确，在农运迅猛发展的地区，农民协会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这就使一部分军官，尤其是唐生智所部的一些军官皱起了眉头，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或者他们的家人就是地主，他们看到自己的土地被没收无偿地分配给农民，或自己的父亲被戴上高帽游街，露出了恐惧甚或仇视革命的面目。
武汉革命气氛虽然很热烈，但其中潜伏着的危机，正慢慢吞噬着革命。
众望所归的汪精卫已从上海启程赴汉。民众奔走相告，汉口《民国日报》寄望于汪精卫说：“亲承总理遗训，经此一发千钧，危机四伏，众望喁喁，民众拥护，救党救国，望慨然复职，策应时艰。”他们认为，只要汪精卫一到，很多问题定会迎刃而解，革命定会有新的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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