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云逵(1904—1944),原籍江苏武进。1924年就读于南开大学,1927年赴德国,先后于柏林大学和汉堡大学攻读人类学、遗传学和民族学,获人类学博士学位。归国后,1934年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编辑员。后应当时云南省教育厅邀请,赴丽江、中甸、维西及滇缅、滇越边境地区做田野调喳,长达两年余。抗日战争期间,寄居昆明,先后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兼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主编《边疆人文杂志》。1943年以历史人类学教授之名接受南开大学聘书,此为全国首例。1944年1月26日,因感染回归热去世,年仅四十岁。曾昭抡沉痛写下:“此等学者,死去不需一秒钟,再生产一位,却要几十年。”
杨清媚,人类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涉及学术史、宗教人类学和政治人类学,曾出版专著《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由于对费孝通与陶云逵在魁阁时期的学术对话产生兴趣,博士后期间开始做陶云逵研究,并多次到西双版纳地区做田野调查。现致力于佛教社会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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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
★生于1904年的陶云逵,曾留学德国;1933年回国之后,长期在西南边疆从事人文研究。陶云逵身上有着老一代欧化学者的风范,他同时有选择地汲取了德奥民族学与国内古史论的养分,融会贯通而形成自己的风格。他的民族志具有深厚的文化史底蕴,其中所倡导的文化论复原了文化的精神本质,阐述了文化作为生命体存在的规律、文化与团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与国族的非对应性。陶云逵以经验研究与观念分析为路径,批判了对文化进行功利化和国族化的实用主义解释。这种批评不仅在当时富有预见性,在今天亦同样有力量。
1944年,陶云逵刚迈入不惑之年即因病逝世。他的早逝,是中国学术的不幸。我们的“现代心学”之失落,与他的过早离世有着密切关系。
——王铭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