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学术（第十辑）》：
在霍尔的领导下，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越来越把注意力放置在意识形态、意义、表征和主体性问题上，并且关注它们一方面如何与大众媒介的诸种形式存在关联，另一方面它们如何与霍尔等人所称的“流行性”（thepopular）关联起来，所谓“流行性”指的就是普通人用以理解和筹划（calculated）塑造他们生活的诸种决定时所要凭借的意义和逻辑。这些地方也正是20世纪70年代晚期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认为的霸权的斗争（hegemonic struggle）正在开展的地方，尽管他们拒绝把霸权还原为文化问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不同的文化的配置（configuration），没有哪一种在当前的情势中是不再活跃的，虽然在它们是否有影响能力、它们如何具有影响能力，以及它们被创造为政治性的方式上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举个例子来说，在过去三十年，随着我们日益经验着诸种知识、价值与权威的种种危机，作为一个知识领域的文化这一问题变得至关重要地明显，虽然文化是被接合到迥然不同的政治问题中。
三、作为情感的文化
我想谈谈另外一种文化被组织和建构的方式，以及这一作为“情感”（affect）的（组织与建构）方式在当代美国情势中是如何开始变得重要起来的（我只对美国的这一情势有专家发言权，所以我也只能谈谈这一点！）。我不是想要表明，情感是不知怎么地就凭空突然冒出来的。而恰恰相反，情感常常是活生生的现实的诸种关系、实践与组织被决定的关键维度，同时又是决定性的关键维度。在最近几十年，情感既被建构为文化，又被创造出政治性。我不认为情感总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性的，很多当代关于情感的研究就是这么暗示的，我对此不敢苟同，虽然这类主张通常只有通过把权力（power）还原到身体的微观物质性（mlcro-materiality）层面上才能成立。[1]无论是从量上还是质上来看，情感的政治化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然后在80年代爆发，这也是我们必须考察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情感及其与权力的诸种复杂的接合有待在情势中定位。
当代的情势生发出了一套政治的矛盾，并且明显不均衡地发展。首先，有很多行动主义分子和激进的斗争——要比被浪漫化了的60年代还要多——在反对美国（我认为大部分发展过度的世界）走向资本主义的诸种退化的形式，以及反对新保守主义的诸种压迫形式，从而导致了对不公正、不平等等深层结构的反复维护（re-assertion）与反复接合（re-articulation）。美国的一个作者把它描述为“史上最大的社会运动”。但是，尽管诸种斗争激增——反对的、抵抗的和另类的，然而左派——是的，当人们认为其意义是固定的和稳定的时候，我认为这个词是成问题的——似乎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政治运动，即一种有能力影响历史变革方向的运动；其次，诸种主流政治形态（politicalformations）在处理对民族乃至全球福祉造成日益激增的挑战和威胁上，表现出明显的无能，以及可替代的可能性的明显缺乏，面对这些状况，我们必须直面诸种复杂的不情愿（reluctances）与同意（consents），正是它们似乎使得以麻木不仁、悲观主义和犬儒主义的形式存在的大部分人群甘愿与现状苟合。
讽刺的是，很多美国的左派分子们通过他们自己理论与政治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以上两个问题。批评家们对他们甚至只是冷眼看着抵抗的增长的行为评论是缺乏普遍的愤怒。可能美国左派知识分子最为经常问的两个问题就是：“愤怒在哪里？”以及“为何想象世界的终结要比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更容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问题是马克思的为何人民会接受他们的顺从地位这一问题的变体或者重新表达。但是，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好像问得不对，它们通常潜在地意味着会立即回到旧的权力模式中，并且把人们视为文化的笨蛋。对于人们是如何被既存的诸种权力关系所定位的，以及他们自身是如何在既存的权力关系中定义他们自身的，可能我们不应该过于仓促地认为我们总是对此了如指掌；可能我们不应该认为此类关系是被组织为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就是作为全盘接受的同意，要么作为反抗或者逃避的抵抗，这种非此即彼的做法会把这种关系进一步简化并判断为被动性与主动性两者之间的二元选择。情感这一概念，首先应该能够使我们认识到同意的形式的多样性，其次认识到无论是同意还是抵抗中都存在的情感的（affective）维度。如果不去争取变革所涉及的情感性条件的话，改变人们的态度、习性，甚至是他们的态度和信念就是不充分的，如果我们要理解这一点的话，后者是必须的。无论是对当权者还是对“人民”讲真理，可能都不是最为有效的策略，尤其是你只将真理当成策略而不去做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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