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白与手势•红》是实力作家潘军创作的长篇小说《独白与手势》的最后一部，具有抽象性和象征意味。作者用很大的篇幅写到梦魇的纠缠和死亡的暗示，与之相对抗的则是爱与生命的辉煌。本书图文交融，“独白”是文字，“手势”是图画；或者“独白”是倾诉，“手势”是比画，难以言说。说的，和难以言说的，就是《独白与手势》。
1.潘军本人说《独白与手势•红》象征着生命的毁灭。
2.生命是那么脆弱。很多回，男人觉得累了就来到这条河边站上一会儿。他想起多年前在这里死于意外的那个陌生女孩，想起春天里来接他的那个王珏，想起肖航腕部的那条疤痕，想起几天前从沈芷平身体上剜去的那块肉，感到她们之问形成的就是一条死亡之河。人生其实就是一次死亡之旅，人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向死的目标迈进了。这不过是一场死亡竞赛，死亡的马拉松…
3.装帧精美，图文并茂。
《独白与手势·红/潘军小说典藏》是一部当代原创长篇小说，系作家潘军独白与手势三部曲的第三部，与前两部主要写生命的苍凉与人生的虚无不同，《红》展示的是主人公“我”人生的辉煌与毁灭。“我”离开海口来到北京，遇到数个身穿红色风衣的女子，并在不同时期与她们产生情感上的亲近，但是这些身穿红衣的女子，无一例外都遭遇意外去世。身着红衣的女子象征着“我”在不同时期对人生的不同追求，“我”与她们的情感纠缠，象征着“我”在不同时期与命运的相互妥协与搏杀，然而这一切最终都走向毁灭。
杭州：1999年3月
现在，男人打开了那本叫作《生命密码》的书。这本书是一个自称是他的小说读者的人于半个月前寄到犁城的。自从他恢复写作以来，由于作品不断发表和广泛转载，他每个月都要收到一些读者来信，但像这样匿名给他寄书的还是头回。如同这本俨然神秘的书一样，这位读者没有留下任何只言片语，也没有留下地址，信封上只注明：杭州，你的读者。
作为占星学的专著，严格地讲，《生命密码》算不上一研究成果。这套由美国人盖瑞·寇奇奈特和胡斯特·艾尔佛斯编撰的书籍，充其量只是一堆牵强附会的通俗读物。这套书共有六卷，每卷解释两个星座。中文版由台湾一家出版社出版。他得到的是最后一卷。他生于11月28日，属射手座，与天蝎座并到了一块。
他自然要首先看看与自己有关的部分，于是就翻到了11月28日。实际上关于这一天的解释也就是一页，然而这一天的导语却赫然写着三个字：独行侠。
那一瞬男人很是惊讶，他联想起过去一些报刊对自己的专访侧记，有许多相似的提法，譬如独行客、一意孤行、我行我素之类。这种不可思议的暗合使他在那个雨后的黄昏魂不守舍，他仿佛意识到，自己这一生仿佛都经由一只看不见的手精心编排好了。
他带着这本书到了北京。现在当他准备好好读它时，手机却响了，而且又是杭州。是一家文学期刊社来的，要他去领一份奖。他本不想去，但是对方诚恳地解释说，你还是飞一趟吧，本来人就不多，你若再不来，这个事做起来就冷清了。他觉得不好再作推辞，就答应下来。同时在想：我能在杭州见到给我寄书的人吗?要是通过晚报的采访，把这事说出去，也许那个神秘的人就该露面了。那应该是个女人才对。这样一想男人便很愉快。杭州就该是个浪漫的城市，就该风情万种。男人想起几年前与桑晓光的那次“飞行幽会”，不觉有了恍然若梦之感。那一次，他们因为一天的时间双双飞抵杭城，可谓春宵一刻。如今事过境迁，回想起来还是有些感慨系之。男人在北京耗了十几天，什么也没干成，出去转一趟也好。于是他就给老板去了电话，说明了情况。他说：我只待几天。老板说：没事，你安心玩吧，咱们的事看来还得往后推一阵子。
他打断道：还得往后推?
老板说：我临时抓了个新项目，觉得是个好机会，就调整了一下。
他进一步问道：你估计咱们的事要推到什么时候呢?
老板说：也快，我想不会迟于3月底吧。这段时间你随意安排，什么时候动，我会叫人通知你的。
放下电话，他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觉得这个开局不怎么样。在犁城时，这家公司几乎每天都有电话来，老是问他何时启程。现在他来了，却又将事情一味地往后推。他们耗得起我可耗不起，他想，我得做事挣钱。这个年纪闲着不是个办法。难道要我坐在这个环境里写小说?写不出来。我看不见一样熟悉的东西，看不见自己的一本书，连一本字典也看不到。他想，这两年所到之处都是住着大致一样的标准房间，光在北京他就住了十几处。有一次他对一个记者说，我现在成了一个“住标间的男人”，我感觉不到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因为标间与标间，几乎没有任何的差异，连服务生的表情都是那么相似。标间不是写小说的场所，倒可以用于写电视剧。写小说只能回到犁城，或者故乡石镇。本来，他的安排是尽快把这部电视剧做完，然后带着这笔钱回到犁城，在夏季来临之际开始写一本书。现在一切都变了，他不知道像这么推下去会有什么结果。
每次都是这样，总是在系上安全带的那一瞬懊恼不已，后悔不该乘坐飞机。飞行中遇上强气流的颠簸，躲避积雨云层的调整下降，出其不意的铃铛声，都让他惶惶不安。可是从北京到杭州坐火车需要近二十个小时，对于临时性的出差显然是不合适的。飞行是唯一的选择。
这个航班没有满员，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空位，因此显得比较宽敞。在前面的头等舱里，几个电视记者正在采访一个西装革履的老胖子。看上去是个有钱的华侨，大概要很快掏钱给杭州了。然后，男人听见了一个女声，她是主持人，好像是说一段开场白。他没听清楚，但他觉得主持人的声音很柔美。男人便侧了一下身体，朝前面看过去，很快就看见了一个穿着暗红风衣的修长背影。他当然希望这个优美的背影能尽快转过身来，但是没有。这个浅薄的念头转瞬即逝，后来男人便又去翻那本《生命密码》了。他还在被行前的那个计划所诱惑。再后来，男人不经意地睡去了。直到飞机开始下降，广播通知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时，男人才醒来。他一睁眼就发现了那个暗红色的背影，就在面前，在看那本书。
是你的书吗?女人回过头对他说。很有趣。
你是说书还是说我?
当然是书，我是天蝎座。
然后女人就把书还给他，说声谢谢，再次转过身去，走到前面原来的位子上。这以后她就只和她的同事聊天了。男人有些懊丧，他觉得和一个陌生女人的交谈不该就这么仓促地结束，更何况那是个看上去气质不凡的女人。
飞机迅速下降，他的耳膜在隐隐胀疼。很奇怪，每到这个时候，所有的乘客都不再说话了，飞机的引擎似乎也关闭了，机舱内一片静寂。是人们意识到一种巨大的危险在潜伏着?从航空事故看，绝大多数的灾难是发生在飞机降落的过程中。人们在期待着哈姆雷特式的是生还是死?而他的想法恰恰相反。从他的心脏感觉到飞机下降的那一刻起，他才会感到放松。这是一种儿童式的幼稚心理，那时他想：毕竟是离地面越来越近了。一万米，五千米，一千米，一百米，直到轮胎与跑道摩擦发出嘭的一声，他几乎是感动地想，脚踏实地是一件何等幸福的事呀!
城市的面目就像中国人眼中黑人的脸，越发没有区别了。你会认为这就一定是杭州吗?她也可以叫广州、郑州、福州，也可以叫武汉、成都、长春。流行的建筑风格和统一的装修材料使城市成为孪生兄弟，即使是语音方言，也日益地不纯粹而令人怀疑。好在杭州还有一面西湖，可以为杭州作证。另外，还有一条钱塘江。
现在，我又被人安排到钱塘江边上的一个三星级的酒店，进入一个新的标间里。这个标间依然是两张床，两把罗汉椅和一张小圆桌，一件低柜和一件嵌入墙体的挂衣柜，一张写字台和一盏亚麻布罩的台灯以及一个落地灯，一台21英寸彩色电视机，一部分机电话。我甚至一眼就看出低柜上的那台电视机和北京冠华酒店304房间的那台是同一个牌子。
我这是在杭州呢还是在北京?
前来领奖的作家都是我的朋友。这几年文学掉价了，所以大家见面的机会也大大减少，现在见了自然很是亲切。但我们闭口不谈文学，说明我们的头脑还正常。同屋的哥们儿问我，你怎么从北京飞呀?我说我在北京做事呢。今年想给一家公司做电视剧。他说，你最近小说也没少写呀，哪来那么多的时间?我说我别的都当出去了，剩下的就是时间。
哥们儿从皮包里拿出一本新出的书送给我，说：我知道你来，就把给你的带来了。
我说回去好好拜读。
哥们儿说：你别当面奉承好不好?这年头有人能记住书名我就感激不尽了。我记得这套书也有你一本呀，给我寄了吗?
我说我退出了。
他便有些不解：退出了?为什么?嫌版税低?
我说：我讨厌那个编委会。尤其讨厌主编，那是个什么都想要的家伙，除了名片上一大堆的头衔什么都没有。
哥们儿哈哈大笑，说：你还这么当真呀?他爱主编就让他主编呗。
大致安顿下来，我给一位叫张毅的朋友去了电话。他是我几年前在海口南岛集团的同事，在一家房地产分公司。下海之前张毅是杭州某个银行的科长，却爱好文学，我们一直处得很好。以前我每回来杭州都是由他一手安排。1996年秋天，我处在最狼狈的时候，只有这个张毅还经常与我通电话。我们聊得很痛快，但我心里想的却是如何开口向他借钱。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最终还是没有开口。这年秋天行将结束时，我应张毅之邀来到了杭州，当时他想和台湾商人合作淡水养鲈鱼的项目，想让我帮他一起策划。我谢绝了。我说我这种人可以在头脑里想得天花乱坠，但一落到现实里，十有八九是碰得头破血流，注定要栽。我说，哪怕日后我成了亿万富翁我也不会染指投资业务了，我情愿去做慈善事业。张毅很意外，因为在他看来我还不至于这么悲观。他说：其实男人应该做做生意。人一做生意，心就磨成茧了，日后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我说，你的话不无道理，但我原本就不是个勇敢的男人，我的心智与胆魄都不够用，能从那块泥沼里爬出来已是侥幸了。
张毅就感叹了，说中国的市场经济都他妈是无序状态，游戏没有规则，难就难在这儿!
游戏没有规则的岂止是商界?
我记得那次他还问起了桑晓光，见我一笑置之，他就没有把这个话题打开。
晚饭后，张毅开车到了我的住地。和几年前相比，他似乎老了很多，但仍然一副豁达开朗的样子。他说你别住这儿了还是去我那里吧。我那里虽然没有中央空调但有个人自由。说完这话，他就对我诡秘地笑了起来。我说：你小子这是同情我呢还是挖苦我?嘻嘻哈哈地抽完一支烟，然后我们就去了他在市中心投资的一个酒吧。从酒店出来不多会车便驶上了钱塘江大桥，狭窄的桥面让我很不适应。我突然想起这里曾经诞生过一位烈士。他是为搬掉横在铁轨上的一根圆木而牺牲的，当时的宣传咬定是有阶级敌人破坏。这件事想起来我就有困惑，不明白在大桥两端都有岗哨的情况下，那根至少重达五十公斤的圆木是怎样弄上铁轨的。我没有任何亵渎英烈的意思，但我的判断是，那根木头应该是从一列运送木料的车皮上滚落下来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至今没有人出来纠正。是否减去“阶级斗争”的因素，英烈的事迹就变得不再动人了?我不这么看。
杭州的夜晚平淡而清冷。酒吧的生意倒不错。这个酒吧照样也搁着一架三角钢琴，是黑色的。不过它不是摆设，我们到的时候，打工的钢琴师已经在演奏一首我所熟悉的旋律了。那是个留着长发的男人，穿着粗条绒的西装，戴着小圆墨镜，因此看上去像个盲人乐师。他闭着眼吗?他在想象着和哪个女人举行这“梦中的婚礼”?但是这个人弹奏得不错。
我们上了夹楼，在靠窗的一张台子落座。很快就有侍者端上了两杯扎啤和一个水果盘。一路上我已经把我的近况大致说了，我告诉他，我会在北京住上一个时期的，那儿的生活条件倒还可以。张毅说：男人老待在酒店可不行的。说完，他又笑了。我明白他的意思，就说：算了，不想再招惹什么事了。张毅说：这种事可不在于你招惹，真的来了，你肯躲吗?我谅你也不会。我说：真的，我这几年下来，没觉得有什么不适应。朋友说：那你可就闹毛病了。这可不像是你。
我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我这几年就是这么过来的。从离开蓟州那一天起，我的心思就完全用在了欠债还钱上。我纳闷的是，为什么我欠——就算是欠吧——别人的钱都得连本加利地偿还，而别人欠我的我却一分也要不回来?犁城一个小子至今还欠我十八万，我居然连他的影子也见不着。借我三千五千的就更多了。我根本没有勇气也没有本领去向这些人讨要，好像不好意思的倒是我了。我不是个多么宽厚的人，问题在于我的窝囊。
张毅递给我香烟，问道：和桑晓光还联系吗?
我说：很久没联系了。
我隐瞒了我们在海口重逢的事实。但我又想，我在海口拍《北纬20度》时，桑晓光为了避开我是在杭州住过一阵的，那时她是否找过张毅谈起我们的再度重逢?
桑的形象在这一刹那竟是如此清晰地在我眼前浮现而出。她的背景是海，是白沙门的那片海，我甚至仿佛听见了那此起彼伏的涛声。但令我诧异的是，她身后的海已经不是蓝色而是红色。这种红和我行前在北京所经历的那个梦魇的颜色竟是惊人地一致!
怎么，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张毅这样问道。
没什么，随便聊吧。我喝了口酒。
海口还是个好地方，张毅说，什么时候我们约好再回去一趟?
我是不想再去了。那地方现在怎么看都是个码头，在我印象里，是个旧码头。
一生中能在码头上泡几年倒也蛮开心的，你说呢?我们也算是半个江湖中人吧?
我是打定主意退出江湖了。
其实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是在江湖上。
我倒觉得更像是“在路上”。
在北京有女人吗?
没有。
是暂时没有吧?
但愿吧，谁能料到明天会出什么事呢?来来，咱们干一杯。
这才像你。
钢琴的旋律再次升起，是《梁祝》。这首本该由小提琴独奏的国产民曲改作钢琴来表现，平添了一份热情，记忆中的忧伤于欣赏者的陶醉中不经意地就被覆盖了。艾略特说，4月，是一个残忍的季节。今天是1999年3月的第一天，3月该是怎样的季节?
——1999年3月1日
新版自序
北京：1999年2月
杭州：1999年3月
杭州：1999年3月
犁城：1999年3月
北京：1999年3月
北京：1999年4月
北京：1999年4月
石镇：1999年4月
犁城：1999年5月
北京：1999年5月
北京：1999年6月
北京：1999年6月
北京：1999年7月
犁城：1999年7月
犁城：1999年8月
北京：1999年8月
北京：1999年9月
江南：1999年11月
附录一 《独白与手势·红》初版后记
附录二 《独白与手势》修订本自序
附录三 《独白与手势》五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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