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遇”於澄建
二〇一四年夏天，在南京的一家旧书店里，偶然看到这册《论摄影及其发展》，系新华社新闻摄影部研究室编印的“新闻摄影参考资料”；《编译前言》署一九六三年五月，无版权；大三十二开本，一七一页，随文插图。引起我兴趣的是，封面左下角竟有於澄建先生的钢笔签名，不知这本书怎么会流落到南京来，实在要算是一种“巧遇”了。
於澄建，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摄影史上的一位风流人物。当年他初出茅庐，就以一幅新闻摄影照片暴得大名。这幅杰作以《一颗早稻大“卫星”》为题，发表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头版上，表现的是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一社一块亩产三万斤的“天下第一田”，照片上四个孩子在生长着的稻穗上跳跃，且有文字说明“这块高产田里的早稻，长得密密层层，孩子站在上面就像在沙发上似的”。以《人民日报》的权威地位，这幅具有开创意义的照片，顿时引起全国轰动，成为示范，类似“丰产丰收”的照片一时层出不穷。
一个月后，当年的《大众摄影》九月号转载了这幅照片，标题易为《欢跃在早稻“卫星”上》，文字说明更为详尽：“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创造了亩产干谷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六斤的丰产记录，这块早稻长得密密层层，孩子们站在上面就像在沙发上似的。”同时还配发了於澄建的文章：《欢跃在早稻“卫星”上的拍摄经过》。於澄建介绍，他是在“群众”的启发下，想到让四个活泼的孩子在稻穗上跳动，以表现稻穗的厚、密与弹力。他试过有稻穗上滚鸡蛋，但因反差小而不突出；还曾想到可以在稻穗上滚西瓜。他纯情地写道：“一切有意义的题材都隐藏在美好的现实生活中，一切生动的表现方法，也只有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才能获得。”
於澄建是浙江黄岩人，一九三四年生，一九五六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到新华社工作，一九五八年三月复被分配到新华社湖北分社担任摄影记者。这年八月，他随湖北省委验收团到麻城，验收亩产三万多斤的丰产记录，所以这幅照片，确实是他“深入生活”的产物。当然他所受的“启发”，恐怕未必来自于“群众”，而更可能是省委领导，因为当时的湖北农民，倘能有对沙发的体验，倒也不失为一种“卫星”呢。
於澄建的有趣之处，是在多年之后，能对此表示内疚，以受了蒙蔽为自己做解释。在这个无数祸国殃民者对自己的罪责毫无反省之意的国度中，於澄建也要算是难能可贵了。实则一九五八年的诸多造假，都属于明火执仗的公开行为；於澄建当时就清楚地知道，那一块稻田，是将十几二十亩地里将成熟的稻子，硬行堆并到几分地中，倒伏之后才形成了那种“密密层层”。这样的稻子已失去了生命力，很可能在收割前就因受潮而烂光。而所谓三万多斤的亩产，不过是一种数字计算的游戏。至于摄影作品的造假，且有理论依据，便是从苏联学习来的“组织加工”与“摆拍”。当时的鼓吹者，公然宣传这种“加工”“不仅不会影响真实性，反而更真实地反映了丰收”，正符合“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原则。
初出茅庐的於澄建，与其说是被蒙蔽了，不如说是被利用了。然而毋庸讳言，他同样也利用了这一切。一九五九年，他即加入了中国摄影家协会；先后任新华社高级摄影记者、新华社湖北分社摄影部主任、湖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二〇〇五年去世后，被称为“享有崇高声誉的摄影家”。当然，他的那幅成名作，也有一个“声誉”，被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有影响的虚假照片”。
一九五八年大放“卫星”噪声未息，“三年困难时期”便已接踵而至，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推进死亡的深渊。一九六三年，新华社新闻摄影部研究室编印这一本《论摄影及其发展》，或许也可以算是一种反省之意吧。书中所选入的十六篇文章，全部是欧美作品，甚至有曾真实报道中国“大跃进运动”的法国摄影家布列松的一篇。尽管在《编译前言》中，编者仍竭力强调摄影艺术的“阶级性”：“在我们看来，生活，这就是劳动人民用革命的方法改造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斗争，摄影艺术之可贵，就在于它能够迅速真实地反映这个斗争，促进这个斗争的胜利；而资产阶级的摄影家则恰好相反，他们是以摄影为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反革命暴政服务的。”但他们不得不承认，能够“从这些资料中获得可供研究的东西”；并且也不得不说出一些真话，比如於澄建以红笔勾画出来这样几句：“摄影艺术的最珍贵的特点，是能够把生活中最有意义的瞬间动态，以生活原有的形式，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下来”，“因为它是生活的实录，能够表明真实的生活图景和人们的真实的感情变化，有强烈的生活气氛，而更能激动人心”。
真实，是所有艺术作品的真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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