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袍先生》对我的写作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是我第1次把眼睛从农村转换到乡村文人的命运。我写这个人脱下象征着封建桎梏的蓝袍,换上象征着获得精神解放和新生的“列宁装”,再到被囚禁在极“左”的心理牢笼之中,写他在心理结构形态的几次颠覆和平衡过程中的欢乐和痛苦,以此来探寻这一代人的人生追求、生存向往和实际现实中的艰难历程。
在《蓝袍先生》里,我要写一个人的精神裂变,写精神裂变过程中的社会和人的命运。正是因为这个话题触及到文化心理结构,我才感到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大的人物活动的背景。后来就开始关注那一段历史,就是1949年以前,从封建社会解体到共和国成立这一段历史,我们传统文化和现代思潮的关系问题。
1985年,我在脱下穿了几十年的四个兜中山装再换上西装的那一刻,切实意识到我就是刚刚塑造完成的蓝袍先生。我在解析蓝袍先生的精神历程揭示心理历程的人生轨迹时,也在解析自己。
《蓝袍先生》是诱发《白鹿原》创作的一个理由。
在写《蓝袍先生》1949年以前那一段时,突然让我意识到我对那时的中国乡村生活、乡村社会还有一些鲜活的记忆,也有一些自己的感知和理解。但这些东西都不能全面去感慨、去表现,这样就产生了以大一点的规模来写建国前乡村生活变革的想法。《白鹿原》的创作欲望就是从这里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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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记得当初有朋友问及长篇写作的考虑时,我说要写出十个中篇以后再具体考虑长篇试验。截止到《白鹿原》动手,我已经写出了九部中篇,那时候我再也捺不住性子继续实践那个要写够十个中篇的计划了,原因是:有一个重大的命题,由开始发展到日趋激烈、日趋深入,这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思考。这是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酝酿和写作过程中触发起来的。以往,某一个短篇或中篇完成了,关于某种思考也就随之终结。《蓝袍先生》的创作却出现了反常现象。小说写完了,那种思考非但没有中止,反而继续引申,关键是把我的某些从未触动过的生活库存触发了、点燃了,那情景回想起来,简直是一种连续性爆炸,无法扑灭也无法中止。
——陈忠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