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时代”君子人格论》：
（三）苟利国家，生死以之
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方方面面利益，不改革国家会陷入困境，改革会招致很多人的不理解乃至仇恨。子产对要解决的问题不回避，对不理解的非议不退缩，对重重阻力迎难而上，舍我其谁，排除万难，做出了三件功在当时，利在千秋的大事。
一是允许言论自由。能不能允许大家议论时政，是历史上政权存废的试金石。西周时代，召公谏厉王弭谤，就提出了著名论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厉王弭谤，最后被流放。郑国的智者然明，看到郑国人在乡校，议论时政，就建议毁掉乡校。子产却说，“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听到议论就及时疏导，把议论当作良药。孔子用“仁”这一标准高度评价此事，“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中国历史上，面对诸多君主闭目塞听的弊政，子产不毁乡校成了人们评议政治文明的典型范例。一代文豪唐代韩愈，读了子产的事迹，大为感动，专门撰写了《子产不毁乡校颂》颂古非今：“我思古人，伊郑之侨。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游于乡之校，众口嚣嚣。或谓子产：‘毁乡校则止。’日：‘何患焉？可以成美。夫岂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已衰，谤者使监。成败之迹，昭哉可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此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于呼！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
二是土地改革。襄公十年，子产父亲等曾推行土地改革，重新划分全国田地和沟渠，把那些非法侵占的土地收归国有，被没收土地的几个家族联合起来造反，杀死了当时的执政者包括子产的父亲。二十年后，襄公三十年（公元前543年），子产执政，继续推进父亲未竟的改革。重新划分土地界限，确定各家的土地所有权，以制止贵族对土地的任意侵占和争夺。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一些人放言：“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子产不为所动。三年后，改革初见成效，又有人歌颂：“我有子弟，子产教诲他们；我有土田，子产让它增产。万一子产逝世，谁来接替他呢？”五年后，子产“作丘赋”，按丘（十六井）征收军赋，一丘出马一匹，牛三头。此为古法，久已不行，子产恢复这一制度是为了增强郑国军力。但这项改革却受到国人的强烈反对。国人谤之日：“其父死于路，己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国人不满，把征收赋税害民比喻为蝎尾之毒。增加税收，充实军饷，是为了增强郑国自卫能力，子产认为只要有利于国家，就要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地推行，并说：“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改革每一步都会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和威胁，但子产认为只要有利于国家，就勇往直前，无所畏惧，自己的生死可以置之度外了。子产的这一精神影响了很多后代士人为了国家利益，竭忠尽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三是法治建设。中国古代虽然有禹刑、汤刑、周朝九刑，但都没有流传下来。春秋时代尚未有系统的成文法典。对于广大平民来说，某一行为是否违法，如何处罚，一无所知，全凭贵族处置。公元前536年，子产把刑法铸在鼎上，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成文法。叔向坚决反对此事，引经据典，认为“民知有辟，则不忌其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主要是怕平民从此可以依据法条进行争讼，不再害怕贵族特权。二十多年后，赵简子铸刑鼎，孔子也极力反对，认为“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也是考虑贵族的特权受到影响。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传统。子产的回应是“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是针对乱世，拯救当代。这是春秋社会从礼治变为法治的艰难蜕变，尽管过程漫长，但子产敢为天下先。北魏孝文帝曾和大臣元澄探讨此事：“昔郑子产铸刑书而晋叔向非之。此二人皆贤士，得失竞谁？”对日：“郑国寡弱，摄于强邻，人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铸刑书以示威。虽乖古式，合今权道。”①元澄的回答颇有见地。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