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毅中先生钻研说部数十年，着述宏富，驰誉学林。其治学特点为从文献入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脚踏实地，爬梳剔抉，“文章不写一句空”，因而于小说研究领域颇多斩获，成果累累。《古体小说论要》沿波讨源，因枝振叶，简明扼要地论述了“古体小说”从起源、界定、成熟到高峰的演变历程……故若论此书鲜明之特点，博观约取，要言不烦，可以一言蔽之。
程毅中先生钻研说部数十年，著述宏富，驰誉学林。其治学特点为从文献入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脚踏实地，爬梳剔抉，“文章不写一句空”，因而于小说研究领域颇多斩获，成果累累。《古体小说论要》沿波讨源，因枝振叶，简明扼要地论述了“古体小说”从起源、界定、成熟到高峰的演变历程。该书共分七部分，第一部分“小说的名称和起源”，第二部分“小说的界定与门类”，第三部分“中国小说的变迁”，第四部分“中国小说的成熟与唐宋传奇”，第五部分“‘诗文小说’与古体小说的流变”，第六部分“古体小说的新高峰——清代的《聊斋志异》系列及其他”，第七部分“小说观的发展和古籍目录学的调整”，论述皆以相关文献为依据，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旁征博引，融会贯通。从以上所列七大部分的目录可见，作者之“论要”的确是循古体小说的发展线索展开论述，脉络清晰，因而具有“史”的内涵。
小说的名称和起源
中国小说的起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许多小说史的学者都引用到《庄子·外物》篇的话：“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其实，这里的“小说”并不是一个名词，更不是指一种文体，只是一个偏正结构的词组，与大达、大道相对，指意义不大的话语，只是讲一些小道理、小知识，相当于《庄子·齐物论》的“小言詹詹”，因此与小说的起源无关。
小说成为一种文类，一种学派，大概是从汉代刘歆《七略》的《诸子略》里设置了“小说家”才开始的。《七略》的原书虽已失传，但基本上保存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里。《汉书·艺文志》承袭《七略》，在书目之后都注明了出或入的数字，如儒家之后注明“入杨雄一家三十八篇”，《诸子略》之后又注明“出蹴鞠一家二十五篇”（“蹴鞠”改入了兵家，见《兵书略》），可见小说家的书目还是按照《七略》著录的。
《汉书·艺文志》著录了十五种小说[2]，现在都已失传，只有少量佚文可见。书名如下：
《伊尹说》二十七篇。其语浅薄，似依托也。
《鬻子说》十九篇。后世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记事也。
《师曠》六篇。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
《务成子》十一篇。称尧问，非古语。
《宋子》十八篇。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
《天乙》三篇。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
《黄帝说》四十篇。迂诞依托。
《封禅方说》十八篇。武帝时。
《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武帝时。
《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
《臣寿周纪》七篇。
《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
《百家》百三十九卷。
小说家的小序说：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在刘歆之后，桓谭在《新论》中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1]他认为，这种“短书”对“治身理家”还有用，但不是治国平天下的大道。这和“闾里小知者”所采用的“刍荛狂夫之议”是同一个意思。从《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书名及后人考辑的少量佚文看，多数确是近于“丛残小语”式的作品。
小说的起源，《汉书·艺文志》说得比较清楚：“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这个判断大概也承袭刘歆《七略》的说法。关于稗官的职称和任务，曾有不少学者进行过考证，至今还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据余嘉锡先生《小说家出于稗官说》的考证，认为曾有这样一种界于官和民之间的人，负责记录民间传说的街谈巷语，传于天子，实际上只是未入流的士[《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3年1版，265—279页]。袁行霈先生《〈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认为稗官应指散居乡野的，没有正式爵秩的官职，“是闾里间的乡长、里长之类父老”[《文史》第7辑，中华书局1979年12月1版]。可惜都还缺乏更早的、直接的文献依据。所谓出于稗官的典章制度无可征信，所以汉代荀悦根据《汉书》改编《汉纪》时就干脆删去了“稗官”二字，可见汉代人也不清楚稗官的职责了。其他各家如阴阳家所出的羲和之官，法家所出的理官，墨家所出的清庙之守，杂家所出的议官，在《周礼》里也找不到相应的纪载。还是鲁迅先生讲得简要：“稗官采集小说的有无，是另一问题；即使真有，也不过是小说书之起源，不是小说之起源。”[《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国小说史略》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1版，]不过后面“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这句话却非常重要，大致说明了中国小说的起源。直到清代的《聊斋志异》等书，也还有这样的痕迹，而记录并加工这些民间传说的“稗官”则大多是像蒲松龄那样的无官无职的低层文人。
小说家的名称，大致是刘歆所定，可能还是秉承他父亲刘向的意见。因此我们讨论中国小说的起源，不妨从刘向的作品谈起。
刘向自己编有《百家》一书，一百三十九卷，列入《汉书·艺文志》的小说家，已佚。刘向《说苑序奏》说：“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诬校雠，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馀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7月1版]可见《百家》与《说苑》、《新序》的内容大体相同，只是较为“浅薄不中义理”，所以《新序》、《说苑》及《世说》、《列女传颂图》合称“刘向所序六十七篇”，列在儒家类；而《百家》则列在小说家类，似乎是降低了一等。《新序》、《说苑》是借助历史故事来说教的书，它收集了许多传说故事对君主和人臣进行德育和智育的教化。这些故事往往与史实不符，显然有小说化的倾向。刘向编《说苑》时，已经把其中与《新序》重复的故事删除了，但还有部分重复的，如《新序》节士第七的“晋文公反国”条：
晋文公反国，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将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万。介子
推无爵，齿而就位。觞三行，介子推奉觞而起曰：“有龙矫矫，将失其所。有蛇
从之，周流天下。龙既入深渊，得其安所。蛇脂尽干，独不得甘雨。此何谓也？”
文公曰：“嘻！是寡人之过也。吾为子爵与，待旦之朝也；吾为子田与，河东阳
之间。”……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为之避寝三月，号呼期年。
《诗》曰：“逝将去汝，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此之谓也。文公待
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谓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
《说苑》卷六《复恩》篇“晋文公入国”条也有类似的记载：
文公即位，赏不及推。……推从者怜之，乃悬书宫门曰：“有龙矫矫，顷失
其所。五蛇从之，周遍天下。龙饥无食，一蛇割股。龙反其渊，安其壤土。四蛇
入穴，皆有处所。一蛇无穴，号于中野。”文公出，见书，曰：“嗟！此介子推
也。吾方忧王室，未图其功。”使人召之，则亡。遂求其所在，闻其入绵上山中。
于是文公表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
这两条本来是一件事，可是情节不同。《说苑》叙事比较详细，但没有讲到介子推焚山不出而死。值得注意的还有那首《龙蛇歌》，词句有很大出入。可能正因如此，刘向在两本书里兼收并存了，而且为了保存不同版本而不作校改，也可以说明刘向还是述而不作。他所作的工作，只是校雠文字之正讹而不考证史实之是非。再说，这首《龙蛇歌》还分别见于其他书，文字各有不同。如《吕氏春秋·介立》篇：
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
从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
《史记·晋世家》作：
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
《淮南子·说山训》许慎注引：
有龙矫矫，而失其所。有蛇从之，而啖其口。龙既升云，蛇独泥处。
《琴操》下卷作：
有龙矫矫，遭天谴怒。捲排角甲，来遁于下。志愿不得，与蛇同伍。龙蛇俱
行，周遍（原作身辨）山墅。龙遭饥饿，蛇割腓股（二句从《玉烛宝典》卷二
补）。龙得升天，安厥房户。蛇独抑摧，沉滞泥土。仰天怨望，绸缪悲苦。非乐
龙伍，惔不盼顾。
按敦煌本斯字2072号佚名类书高士门引“异传”的介之推故事，歌辞似即出自《琴操》。
《乐府诗集》卷五十七引《琴集》：
有龙矫矫，遭天谴怒。三蛇从之，一蛇割股。二蛇入国，厚蒙爵土。馀有一蛇，弃于草莽。
除了歌词，故事情节也有许多差异。此外，《说苑》卷六紧接介子推这条又另载一条，说是舟之侨对晋文公赋了这首《龙蛇歌》，人名不同，文字也有出入：
有龙矫矫，顷失其所。一蛇从之，周流天下。龙反其渊，安宁其处。一蛇耆
干，独不得其所。
这首《龙蛇歌》至少有八种版本，赋诗者又有介子推或介子推的从者和舟之侨三种说法。这种差异就来自“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正是口头文学的基本特征。甚至其原作者是否介子推也有待研究。《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所记介之（不作子）推的故事就没有说到《龙蛇歌》的事：
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
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
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
其母曰：“能如是乎？与汝偕隐。”遂隐而死。
晋王嘉《拾遗记》卷三又有一条介之推的记事：
僖公十四年，晋文公焚林以求介之推。有白鵶绕烟而噪，或集之推之侧，火
不能焚。晋人嘉之，起一高台，名思烟台。……或云戒所焚之山数百里居人不得
设网罗，呼曰“仁乌”。俗亦谓乌白臆者为“慈乌”，则其类也。
所说“僖公十四年”就和《左传》不同，这个故事也不见它书，又是后来的传闻了。到了明代冯梦龙改编的《东周列国志》里又说是解张替介子推写的诉辞，也采用了清明禁烟的传说。后世的“稗官”记载这个故事就只能像《穀梁传》（桓公五年）所说的“《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而且还可能要加一些想象和润色。因此，《公羊传》（桓公二年）也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列在春秋家的史书也常有“传闻异辞”的情况，列入小说家的书自然就更无法考证了。应劭《风俗通义》卷二《正失》篇引了“乐正后夔一足”、“丁氏家穿井得一人”、“封泰山禅梁父”、“叶令祠”及“燕丹子仰叹天雨粟”等十几条“俗说”，然后加以考辨，说明“俗说”之不可信。这些“俗说”就是“街谈巷语”的同义词。正因为有了“传闻异辞”的记载，才使人认定它不是史实而是小说或“原生态的小说”。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四末条曾说：
张浮槎《秋坪新语》载余家二事……其一记余子汝佶临殁事，亦十得六七，
惟作西商语索逋事则野鬼假托以求食。后穷诘其姓名、居址、年月与见闻此事之
人，乃词穷而去。汝佶与债家涉讼时，刑部曾细核其积逋数目，具有案牘，亦无
此条。盖张氏纪氏为世姻，妇女递相述说，不能无纤毫增减也。嗟乎！所见异词，
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鲁史且然，况稗官小说。他人记吾家之事，其异同吾知
之，他人不能知也。然则吾记他人家之事，据其所闻，辄为叙述，或虚或实或漏，
他人得而知之，吾亦不得知也。
这实际上是纪昀对他的《阅微草堂笔记》记事失实所作的辩解，也就说明了中国古体小说的一个特征。“妇女递相述说”，就从一个侧面解释了“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含意。如果说《左传》所记载的介之推故事是素材的话，那么后出的八种《龙蛇歌》和《拾遗记》所载的故事就逐步小说化了。实际上，《左传》的记事也未必是实录，介之推与他母亲的对话又是谁听到了？谁记录的呢？
《新序》、《说苑》都是记载传闻故事的，来源与《百家》相同，实际上就是原生态的小说。而《百家》则是《新序》、《说苑》所淘汰的“浅薄不中义理”的部分，当然就更不能以史实来衡量了。《新序》、《说苑》因列在儒家而保存了下来，列在小说家的《百家》却丢失了。现在只能找到两条佚文，可以略见一斑。
《艺文类聚》卷七四引《风俗通》说：“门户铺首。谨按《百家书》云：公
输班之水，见蠡曰见汝形。蠡适出头，般以足画图之。蠡引闭其户，终不可得开，
般遂施之门户云，人闭藏如是，固周密矣。”
《太平御览》卷九三五引《风俗通》说：“城门失火，祸及池中鱼。俗说：
池中鱼，人姓字，居近城门，城门失火，延及其家（《艺文类聚》卷九十六有
“仲灾烧死”四字）。谨案《百家书》曰：宋城门失火，因汲取池中水以沃灌
之，池中空竭，鱼悉露死。（此下《艺文类聚》卷八十有“但就把之”一句。）
喻恶之滋，并中伤重谨也。”
由此可见，所谓小说家的记事反而更为简单而琐碎。
《汉书·艺文志》的稗官说，虽然缺少书证，但《国语》的瞽史说却可作旁证。《国语·周语》说：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
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
又《楚语》说：
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
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
瞽和史有密切关系，所谓“瞽史”大概就是稗官一类的职务，再加上“瞍”和“矇”，显然都是盲人。他们诵的诗歌和讲的故事，就相当于希腊荷马的史诗，也就是中国小说的源头。因为承受自盲人的口耳相传，没有文本，所以“传闻异辞”是不可避免的。据说左丘明也是一个盲人，但《左传》却是后人写定的文本。章太炎《辨诗》曾引了上述《国语·周语》的话，解释说：“瞽师瞍矇皆掌声诗，即诗与箴一实也。”[《国故论衡》卷中，《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月1版，82页]瞽、师、瞍、矇，都是盲人，也就是传诵古代历史故事的“说话人”。
《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的小序大体上承袭了《汉书·艺文志》的论述，但加进了不少新的内容：
小说者，街说（《四库全书》本作谈）巷语之说也。《传》载舆人之诵，
《诗》美询于刍荛。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
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
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
辟忌，以知地俗。”而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
而观衣（《周礼》原作新）物”，是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
远恐泥。”
《隋书·经籍志》对小说的起源作了较多的补充，主要的根据大概是《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的话：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
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
接着引用的是《汉书·食货志》的说法：“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下面又引《周礼》地官和夏官的话，说明曾有“诵训”、“训方氏”这样的小官。他们是从补察政治的目的来说明“街谈巷语”的价值的。余嘉锡先生认为“传言”的士就是所谓的稗官。其实无论史还是瞽、工、大夫、士，都有向国王传言以讽谏的机会。可能有专职讲故事的瞽史之类的小官，把民间流传的故事加以编辑演说，为了感动听众，不免要作些艺术加工，并不在乎它是否完全符合史实。这对于小说的创作和发展却是有益的尝试。
上引《左传》襄公十四年说了那一番话的瞽师师旷，就有以他命名的六篇小说，见于《汉志》，不知内容如何。在《汲冢琐语》和《逸周书》的《太子晋》、《韩非子》的《十过篇》里都有关于师旷的故事，近似小说性质的作品[近人有《师旷》辑佚本，实际上并非全是《师旷》的原文]，也许就是《师旷》的佚文。《汉志》所载十五家小说中，《封禪方说》以下六家是汉武帝以后的作品，前面九家据说是先秦的作品。但从班固的原注看，至少《伊尹说》、《天乙》、《黄帝说》三种是“依托”的。可见汉代人已认为并非黄帝、商汤时的著作，而是后人“依托”的拟作，已有虚拟的成分。这就是小说艺术的开端。书已失传，更难以考证。只有少量佚文，还有待研究。如《伊尹说》有一条佚文，见于《史记·司马相如传》注，可能还见于《吕氏春秋·本味篇》的引述。《宋子》，据郭沫若《宋鈃尹文遗著考》指出《吕氏春秋》中《去尤》、《去宥》采自《宋子》而又分割为两篇，但看来还是和先秦诸子一样，讲一个小故事以说明某些道理，看不出有什么特色。汉代人的《虞初周说》，据《汉书》应劭注说：“其说以《周书》为本。”前人所引《周书》佚文，有与现存《逸周书》不同的，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认为疑出《虞初周说》。现存《逸周书》里有《王子晋》、《王会》、《殷祝》等篇，像是传说故事[近人研究认为由汉代人编定，可能就是臣寿和虞初所本。]应该指出，后人所重视的正是以《虞初周说》为代表的杂史小说，把虞初作为小说家的始祖（如张衡《西京赋》所说：“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还有《周考》、《臣寿周纪》，可能也是同类作品。早在汉代，已有不少杂传性质的书，后来陆续被追认为小说或“准小说”。今天看来，这正是中国小说的主源。
对于《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三篇已经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如《青史子》还能找到三条佚文（见鲁迅《古小说钩沉》），却没有什么故事和人物，只是一些日常知识。现举最短的一例：
鸡者，东方之畜也。岁终更始，辨秩东作，万物触户而出，故以鸡祀祭也。
（《风俗通义》八）
我们从仅存的几条佚文来探讨刘向之前的古小说，内容很杂，介于子史之间。有些书应属史书的一支，不过史书在汉代还没有独立成为一家，只是附属于《六艺略》中的春秋家。《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十五种小说中似乎多数是一些“浅薄不中义理”的“丛残小语”，与后世的小说有很大的距离。而今天我们看来更像是小说的作品，如《新序》、《说苑》等书则属于儒家，并不属于小说的范围。比较接近后世小说观的作品，《燕丹子》才是一部相当成熟的汉代小说。此书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的小说类，因此有人怀疑它不是汉代的作品。但是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说：“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正表明这种传说早已存在，司马迁采用的只是民间故事中比较可信的部分，与《燕丹子》传闻异辞，并非同一版本。应劭《风俗通义》所引燕太子丹的“俗说”，也与《燕丹子》大同小异；王充《论衡》又多次引用燕太子丹的故事，而指出它是“虚言”。可见它确是汉代广为流传的故事，不过司马迁嫌它某些情节荒诞“太过”而没有采入《刺客列传》。所以《文献通考》引《周氏涉笔》和宋濂《诸子辨》、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和孙星衍《燕丹子叙》等都认为它是秦汉间的作品[参看拙校《燕丹子》附录]。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也说：“他如汉前之《燕丹子》，汉扬雄之《蜀王本纪》，赵晔之《吴越春秋》，袁康、吴平之《越绝书》等，虽本史实，并含异闻。”虽然没有把它明确称为小说，但显然定为汉前的著作。而当时人是把它看作“俗说”或史传的。
引言
小说的名称和起源
小说的界定与门类
中国小说的变迁
中国小说的成熟与唐宋传奇
“诗文小说”与古体小说的流变
古体小说的新高峰
——清代的《聊斋志异》系列及其他
小说观的发展和古籍目录学的调整
附录
中国小说的第一次变迁
唐人小说中的“诗笔”与“诗文小说”的兴衰
《宋史·艺文志》小说书目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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