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国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本名埃里克?布莱尔，出生于英属印度殖民地“上层中产阶级偏下阶层”家庭，早年入读伊顿公学，十九岁进入印度皇家警察驻缅甸部队服役，五年后辞去公职返英。一九三三年，他以“乔治?奥威尔”为笔名发表处女作《巴黎伦敦落魄记》，随后陆续完成小说《缅甸岁月》（1934）、《牧师的女儿》（1935）和《让叶兰继续飞扬》（1936）。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奥威尔在英国广播公司和左翼报纸工作，成为多产的新闻记者和文艺评论家，反乌托邦小说《动物农场》（1945）和《一九八四》（1949）的成功奠定了他在战后欧洲的文坛地位。
　　《通往威根码头之路》写成于一九三六年，其时西班牙内战爆发，奥威尔交稿后即奔赴前线，协助左翼政府军抵抗以佛朗哥为首的法西斯势力，直到因左翼阵营分裂被迫逃回英国。本书遂成为他社会主义信仰巅峰时期的一份见证。

　　威根，英格兰北部业已衰落的矿业城镇，英国早期工业化的象征。一九三六年一月，受出版人维克托?格兰茨委托，时年三十三岁的乔治?奥威尔只身前往伯明翰、曼彻斯特、威根、设菲尔德等地进行阶级状况调查。在随后的两个多月里，他混迹于当地的煤矿工人、流浪者等群体之中，与他们同吃同住，近距离观察他们的工作、生活状况，记录下自己的所思所想。当年十二月，他交出这部别开生面的非虚构作品——《通往威根码头之路》。其时欧洲正处于二战前夜，人们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毫无准备，但左翼思潮与右翼思潮的舆论交锋却已愈演愈烈。通往威根码头之路，到底是通向自由，还是奴役？身处云诡波谲的历史现场，乔治?奥威尔即将给出自己的答案。
　　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其时英国兰开夏郡、约克郡煤矿工人工作、生活状况的调查体验记录，第二部分则引出社会主义理念及其运动，阐述社会主义在改善工人阶级生存状况方面的可能作用，并检讨其时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成败得失。奥威尔在书中忆及自己的童年生活及在缅甸殖民地的工作经历，坦陈自己由统治阶层一员转变为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的心路历程，呼吁英国各阶层搁置成见，团结一致，以改善底层人民生活，对抗其时声势日盛的法西斯主义。
　　写作本书期间，奥威尔的走访调查活动引起当局警惕，英国情报部门为此对他进行了长达十二年（1936—1948）的监视。

　　这部独特作品所带来的结果是一种创造力的解放：埃里克?布莱尔——如今的乔治?奥威尔——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声音和身份……他的那些代表作亦将由此诞生：《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动物农场》以及《一九八四》。如果没有《通往威根码头之路》，就没有这些作品。
　　——《卫报》

　　本书是一部杰作，同时也是二十世纪智识思想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献。
　　——《奥威尔读本》编者理查德·罗威尔

　　一九三六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部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整个过去十年中，我想做的，就是将政治写作变成一种艺术。
　　——乔治·奥威尔《我为何写作》

　　我十四五岁时是个讨厌的小势利鬼，但并不比同龄人更坏。我猜世界上再没有像英国公学这样的地方，势利的存在根深蒂固，且细致入微。仅凭这一点人们就不能说英国“教育”失败。离开学校不出几个月，你就会忘干净拉丁文和希腊文——我学希腊文学了八年十年，现在，三十三岁的我甚至连字母表也背诵不全——而你的势利，除非像拔旋花一样不断拔除它，会一直粘附着你直至坟墓。
　　在学校我处境艰难，因为大多数同学都比我有钱得多，能去一所昂贵的公学仅仅是因为我碰巧赢得了一个奖学金。对低—上—中层阶级家的男孩，如驻印官员或神职人员的儿子而言，这是很常见的经历，我的反应也很可能是常见反应。一方面，它使我更抓着绅士习惯不放；另一方面，我也愤恨其父母比我父母有钱的男孩，他们总不放过向我炫耀的机会。我鄙视任何不被看做是“绅士”的人，我也厌恶暴富者，特别是最近才变得富有。体面且优雅的，我觉得，该是绅士出身，却没有钱。这是低—上—中层阶级信条的一部分。它有种浪漫的、如流浪的犹太人那样对待钱的感觉，让人倍感慰藉。
　　但是在那时，即在战争期间以及战争刚刚结束之时，英格兰曾无比接近革命，不论是与今天，还是与上个世纪相比都更加接近。连学校也不仅仅是学校了，一股革命感奔涌于整个民族——后来被扭转，忘记，留下种种沉淀。从本质上说——当然，那时的人们无法做这样的透视观，这是年轻一代对年长一代的反叛，由战争催生的反叛。年轻人一个个牺牲，而年长者的做法，即使已过去这么久，仍糟得不堪回顾；他们待在安全的地方顽固地爱国，而他们的儿子在德国机枪扫射中像一束束干草一样倒下。而且战争主要由年长者指挥，指挥才能却少得可怜。到了1918年，每一个四十岁以下的人都和长辈顶着一股火，反战情绪顺势演变为对正统与权威的全面反叛。在青年中间，有种不寻常的对“老头子”的仇恨情结。“老头子”主宰一切被认为是一切罪恶的源头。每一样流行事物，从司各特的小说到上议院，都遭到嘲弄，仅仅因为“老头子”支持这些。有那么几年，当个“布尔什”（那时人们这样叫）是一种风气。英格兰充满了唯信仰论的含混意见。绥靖主义、国际主义、各种类型的人道主义、女性主义、自由恋爱、离婚改革、无神论、生育控制——这样的话题比平常获得了更仔细的倾听。革命情绪自然也辐射到还太年轻不能上战场的孩子，甚至包括公学男孩。那时我们都自诩新时代受了启蒙的新人，抛掉了被那些讨厌至极的“老头子”强加于头上的正统。我们仍秉持势利态度，理所当然地认为该一直获取利息或投身安逸的工作，同时，似乎也很自然地“反政府”，对OTC（军官训练团）、基督教、甚至对学校组织的体育活动和皇室家族都嗤之以鼻。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仅仅是加入了世界范围内的反战潮流。有两件事刻在我脑里，可见那个时期非比寻常的革命情绪。一天，英语教师布置我们完成一张常识问答，其中有个问题是：“你认为当今世上最伟大的十个人”。十六个男孩里（平均年龄约十七岁）有十五个把列宁列了进去。这是在一所昂贵公学，时间是1920年，俄国革命之可怕仍在每个人脑子里栩栩如生之时。还有1919年所谓的和平庆祝。长辈为我们决定我们应该以传统方式庆祝和平，即向倒下的敌人欢呼。我们手持火炬，在校园里行进，唱“统领吧，不列颠”之类的爱国歌曲。男孩们——自豪地，我想——从头捣乱到尾，和着原调唱亵渎而煽动的歌词。我不知在今天那样的事是否还能发生。如今我遇到的公学男孩，比起十五年前我和我的同代人来说，即使是头脑聪明的，也持右翼得多的态度。
　　因此在十七八岁时，我既是个势利眼又是个革命者。我对抗一切权威。我把萧伯纳、威尔斯、高尔斯华绥（当时还被视做危险的“进步”作家）出版的所有作品读了又读。我把自己大致概括为社会主义者，但我对社会主义是什么理解甚少，也没意识到工人也是人。远远地，并且是通过书本——如杰克·伦敦的《深渊居民》（ThePeopleoftheAbyss）——我对工人所受的苦难感到焦虑，但我仍憎恶、鄙视他们。我仍反感他们的口音，受不了他们成了习惯的粗鲁。必须记得在那时，战争刚刚结束，英国工人阶级斗争势头高涨。那是大型煤矿罢工不断的时代，矿工被认为是残忍的人，老妇人每天晚上都要看看床底下是否藏着罗伯特·斯迈利。在整个战争期间，以及战争刚刚结束时，工资高，就业也充分，而后形势急转直下，工人阶级自然反抗了。男人们被花哨的许诺引诱进军队，从战场上回来却发现回到的是没有工作、连栖身之所也没有的世界。更何况他们在战场上待过，把一种军人态度也带回了家。这是一种本质上无视法律的态度，尽管他们有纪律。空气中涌动着动荡不安。这首朗朗上口的抱怨之歌属于那个时代：
　　没什么能确定除了
　　富人更有钱，穷人生崽子
　　难熬的日子
　　不好不坏的日子
　　不可乐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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