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史研究学者包利威作品，客观深入地探究鸦片在中国的复杂演变
★打破文化历史的偏见，以小鸦片窥大中国，解构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变
★近百幅全景插图，四色印刷，历史记忆真实呈现
★作者专为中国读者撰写中文版序，汉学专家卜正民做推荐序
丁丁在《蓝莲花》当中的冒险经历以及波德莱尔所描述的《人造天堂》让西方人陷入遐想，在他们的想象当中，鸦片与中国文化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而中国人则把鸦片看作是“外来”的毒品，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象征，在19世纪里，中国连续遭受两次鸦片战争的侵害。
1750年，英国不法商贩将印度鸦片大量走私到中国，1950年，毛泽东创建的新中国彻底铲除了鸦片，在这两百年间，鸦片给中国打下深深的烙印……
这部扣人心弦的出色论著颠覆了许多被人广为采纳的想法，作者向我们详细地描述了鸦片渗透到中国社会的种种原因……
鸦片最初引入中国时只是拿来做药用，但到15世纪时，鸦片便逐渐转变为消遣娱乐的工具，明朝的皇室成员甚至用液体鸦片来兴助阳事，壮精益气，以图金枪不倒。15及16世纪的著名药典也注明鸦片的这种特性，当然还注明其他众所周知的药用特性。
200年过后，印度尼西亚人有了一项重要创新，即把鸦片转化成烟来吸食。其实就是将鸦片与烟草（马达克）混在一起吸食。这项创新有两个好处：一是几乎彻底根除了过量服用液体鸦片的风险；二是毒品的效果可以即刻显现出来。
鸦片烟是在17世纪中叶经由台湾传入中国大陆的。台湾所起到媒介作用也是地缘政治几经变迁的结果。1624年，荷兰人占领了台湾，由此便加强了台湾与爪哇的贸易往来（早在几年前荷兰人就在爪哇设立了巴达维亚商行的分行）。从那时起，荷兰人便雇用由大陆来台湾的居民，以发挥台湾西部平原的优势。第一批吸食鸦片的人很有可能是刚从福建来台湾的烟民。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他也是最后一批反清复明的支持者之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联系会就此中断，郑成功及其后裔在台湾海峡所建立起的短暂海上霸权可以确保两岸交流畅通无阻。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于1683年臣服于清朝，从而将台湾纳入清朝的管辖，这让两岸的交流变得更加密切，两岸的人员来往也更加频繁，贸易关系更加紧密。
到18世纪下半叶，又出现一种吸食鸦片烟的新方法，即吸食纯鸦片（也就是说不掺烟草），有迹象表明这一方法于1765年开始在台湾盛行，而且很快就盖过了鸦片掺烟草的混吸法，到19世纪初叶，鸦片掺烟草的混吸法已逐渐被淘汰掉了。在中国，吸食纯鸦片是流行最广的鸦片吸食法，在19世纪和20世纪，几乎所有的烟民都吸食纯鸦片，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吸毒现象已蔓延至社会的各个阶层。我们在后文提到吸食鸦片时，也是指纯鸦片，有关这个话题，我们将进一步详细描述。
一、烟具
吸食鸦片就要有工具，这种工具相对还比较复杂，烟枪就是主要的工具。
鸦片烟枪由一根烟管和一个烟锅（烟斗）组成，烟管和烟锅是可以分开的，这样出门的时候携带方便，烟枪就是指一支完整的吸烟工具。
烟管为细长型，长约50厘米，直径约为3厘米，放烟锅那一段的顶端被封死。整支烟枪看上去还是显得很粗大，因为鸦片烟在被吸入之前没有任何隔断，长烟管就起到了冷却的作用。烟管通常都是用竹子（湖南斑竹即湘妃竹极为抢手）或木头制作的，但也有用象牙、犀牛角制作的，甚至还有用宝石或玉镶嵌的。
烟锅一般为陶瓷制，与竹烟管衔接的部位要密封得非常严。烟管与烟锅之间若有缝隙，烟民就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把烟吸进去。为此，要用薄布条或纸片来做密封。由于烟具所能采用的材料并不丰富，那么有名望的手艺人所打造的烟葫芦不但珍稀，而且价格昂贵。有些品牌，比如“寡妇”牌或“八家”牌，就成为驰名全国的烟锅。这些烟锅不仅在北京受人青睐，而且在陕西及云南同样受烟民们追捧。
长年使用过的烟具虽已熏得发黑，但却愈加为烟客们所喜爱。哪家烟馆要是有这样的烟枪，那在烟民看来它就是镇馆之宝（还真没听说过哪杆烟枪是享誉全国的镇馆之宝）。这一现象也足以证明，烟枪并不是一种可互为替换的辅助工具，有些老烟枪有时还能博得一个名号。汉口有一家著名烟馆，馆中许多烟枪都有名号，这些名号给人带来无限的遐想：狮子头、千里香、沁人香等。一般来说，排场大的鸦片烟馆都把著名的老烟枪挂在显眼处，来招揽那些喜欢寻求刺激，爱炫耀、讲排场的烟民。
在吸食鸦片烟的全套工具里还有一根铁针和一盏烟灯，这两件工具是吸鸦片时必备的，因为烟民就是用它把烟膏小球挑到烟锅里吸食。那根铁针一端细尖，另一端扁平，长约20厘米。一般来说，烟灯里放一根棉花灯芯，用花生油做燃油，因为花生油在燃烧时不会产生异味，这样就不会破坏鸦片本身的味道。烟灯还配一盏椭圆形玻璃灯笼，灯笼造型奇特，其作用就是要确保烟灯出口端的温度不会忽高忽低。灯座则用金属或用陶土来制作。和制作烟锅一样，有些手艺人擅长做烟灯，甚至还弄出点儿名气来。
清洗烟锅的工具也是必备的。除了抹布之外，还有铁条，把烟锅从烟管上摘下来时，就要用铁条把烟锅里的烟垢都刮掉。铁条长约12厘米，形状略弯曲，以便于刮烟垢。刮下来的烟垢都放到一个专用的器皿里。全套烟具都放在一个托盘上，这样拿给烟客时比较方便，而且还能避免鸦片烟灰及刮下来的烟垢弄脏烟客的衣服。
二、吸食鸦片的方式
吸食鸦片有两个很重要的限定条件：一是要卧在床榻上，二是吸烟的地方要能挡风。烟民最典型的姿势就是身体左侧卧在床榻上，头枕在一个瓷制枕头上。这样他就可以用左手拿烟枪，右手拿铁针去挑烟泡。有的床榻就是土炕，上面铺着一篾席子，有的是用木板搭起来的床榻，还有的则是一套床具，被称为罗汉床（有人将其简称为罗汉）。
烟膏通常都放在烟盒里（有的小烟盒做得很漂亮），在准备吸食时，先用铁针端头上的抽管把烟膏从烟盒里挑出来。挑出来的烟膏先放到烟灯的火焰上烧。在火焰上加热时，烟膏就变得十分黏稠，并开始膨胀起来。软化的烟膏随时都有可能流出去，于是烟民便不停地用烟针去转动烟膏，以免烟膏流到外面去。当烟膏逐渐变得比较硬时，他就把这烟膏放回到烟盒里，再从中取另一些烟膏，放到火焰上去烧，直到把烟膏做成豌豆大小的小球。这时，他拿烟锅去揉拌小球，或者用手搓揉，将烟膏搓揉成圆锥体状，恰好能装入烟锅里。在用烟针把小球装入烟锅的同时，他要在小球中间扎一个孔，然后迅速把烟针抽出去。装上烟膏球的烟枪这时就可以吸了。吸食一烟锅究竟得用多少烟膏呢？人们估计的用量差别很大，当然这与烟膏球的大小有关。根据各地区海关官员的估算，一钱（约合3.78克）烟膏少的能吸食三锅，多的能吸二十几烟锅，这个差别确实让人感觉疑惑不解。至于说烟民吸食鸦片的频次，美国记者霍尔多·汉森在上世纪30年代曾到福建的烟馆里看过烟客们吸食鸦片，根据他的描述，一个烟客在半小时之内就吸了六泡烟，《论语》杂志当时所刊载的一篇文章也印证烟民大致会吸食这么多量。
烟锅装好烟膏之后，就放到烟灯的火焰上烧，烟膏受热后开始气化。这时烟客便一口一口地用力去吸，弄出很大的声响。然后，他便将吸进去的鸦片烟一点一点地吐出来，尽量让烟气在胸腔内滞留很长时间。在那个时代所描绘的图片里，人们看到鸦片榻前往往会放一盏痰盂，这难免让人猜想，烟民在吸食鸦片烟的同时，也把烟垢的微小颗粒（中国人将此称为烟屎、鸦片屎或烟灰）吸到肺里，从而迫使他们常常去咳痰。烟民在吸食鸦片的同时，还会沏上一壶茶，一边吸烟，一边饮茶，茶水既能解渴，也能漱口。
如同鸦片掺烟草的混吸法一样，上述鸦片吸食法不会有吸食过量的风险。有意思的是人们注意到，个别因过量吸食鸦片致死的案例也只是发生在19世纪上半叶，人们由此猜测几乎所有的鸦片烟民很快就掌握了吸食要领。
烟膏在烟灯上烘烤的火候是吸烟过程中最难掌控的，要是烘烤的火候不够，鸦片有可能把烟锅的气孔堵住；相反，要是烘烤的火候太大了，鸦片当中的吗啡含量就会白白地流失掉。因此，整个吸食过程还是需要一定的技巧，人们很容易就能辨别出，哪位烟民是出入烟馆的老手，哪位是才入道的新手，新手往往是独自一人，而且很快就会闹出种种笑话。况且整个吸食过程既枯燥乏味，又循环反复，于是有些烟民便去光顾那些能提供专项服务的烟馆，让那里的专职侍烟者为他们备好烟泡，烟客们管这些侍烟者叫“扦子手”。有些大财主或有钱人甚至把侍烟者请到家里来为他们准备烟泡。在准备烟泡的过程中，有些人的技巧确实十分精湛，他们竟夸口能做出各种形态的烟泡，能做出形如“佛之神阙”的烟泡。而那些手艺高超的“扦子手”还为自己做出的烟泡起了富有诗意的名字，如“八仙过海”“七星揽月”以及“双龙戏珠”等。在汉口的一家著名烟馆里，有一位侍烟者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能做出36种不同形状的烟泡。
在吸完一泡烟之后，烟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可就没有那么轻松了，他要用铁条把烟锅仔仔细细地清理干净。
总而言之，在吸食鸦片的过程中，有许多限定条件，其中有三个条件最为重要。首先吸食鸦片的一道道流程极为复杂，而且不断循环反复，即使是吸鸦片的行家也会在这上面花费很多时间。反对吸鸦片的人总是反复强调，吸食鸦片的人每天白白浪费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他们的说法不无道理。其次，在吸毒会招致处罚的大环境下，暗地里吸食鸦片还是很容易被人发现，因为烟客在吸鸦片时会弄出很大的声响，而且鸦片的味道很冲。最后，烟民在午休时，侧卧在床榻上，抽上一泡鸦片，感觉浑身都放松了，但这也招来种种批评。反对吸鸦片的人借机抨击烟民，声称他们是好吃懒做，甚至是在自暴自弃。
然而，鸦片吸食后所产生的残渣会让这个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烟灰渣绝不会被丢弃，因为烟灰渣里依然残留有吗啡。在街头上，人们总能看到回收烟灰渣的流动商贩，他们走街串巷收购烟灰渣，一边慢慢地走着，一边沿街吆喝：“收烟屎！”在查阅粤英字典之后，外国人才明白他们吆喝声的意思。有钱人当然不屑于去吸食烟屎，但生活不富裕的人却把这烟屎当作宝贝，有些人甚至从未吸过纯正的鸦片，只能靠吸烟屎来满足自己的嗜好。
烟屎有时不经处理，直接再供给烟民们吸食，不过那味道确实非常糟糕，但烟屎也可以和鸦片掺在一起吸食。在昆明的某些烟馆里，有些烟民自带烟屎，再掺上一半鸦片，将残渣和鸦片烟膏掺和在一起吸食，直到把烟屎耗尽为止。
在民国时期的广州，有些低档烟馆专门经营一种名为“烟条”的混合鸦片。烟条是用少量烟膏加大量鸦片残渣制成的，并被搓成长条形状（“烟条”的名字由此而来）。但对于喜好吸鸦片却财力不济的拥趸，尤其是对于那些苦力来说，烟条还是很有诱惑力的。首先，烟条很便宜，除了低廉的价格外，烟条可以用比烟枪短的烟袋来吸，烟枪上要必备一个烟锅，而烟袋则不需要装烟锅，只需在烟袋前端装一个更粗些的烟管即可，这样一款烟具要比烟枪便宜多了。其次，吸食烟条还会节省很多时间，因为烟条已做成随时可吸食的形状，只需几秒钟就能将其装到烟袋里。这样，吸食者也就不必用烟灯去烧烟泡。此外，烟条的味道也比烟膏要冲，一般只要吸上两三分钟，就可以满足烟瘾了，而吸食鸦片烟膏的人从挑好烟泡再到吸食起码得花上半个小时。有利就有弊，烟条的缺点就是味道极为苦涩。但是有一点，无论是烟民、反鸦片者，还是医生及专家，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鸦片残渣以及类似烟条那样的衍生物，其毒性更大。
估量烟民究竟吸食了多少鸦片真是一件伤脑筋的事，因为吸食鸦片残渣的人为数不少。实际上，即便这一估量数据存在误差，且误差是在允许的范围之内，那么最终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取决于该用什么方法将吸食残渣的量都统计到数据当中去。
三、吗啡和海洛因
吸食鸦片本身有许多限定条件，况且自从其问世以来亦鲜有变化，由此便引发出毒品的问题，这些毒品也是从罂粟里提炼出来的，不过直到很晚才出现，但却很实用，而且“效果”更佳，这些毒品当中就有吗啡和海洛因。
到了19世纪，欧洲的化学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吗啡和海洛因正是这一研究的具体成果，这两种毒品是用比熬制鸦片更复杂的工艺制作出来的，鸦片只能算作是一种“手工作坊”捣鼓出的毒品。因此，在谈起吗啡和海洛因时，人们便说这是一种合成毒品。这类毒品的效果显然更猛烈、更迅速，与鸦片所不同的是，这类毒品从化学角度看属于高纯度物质，当然这也只是指理论值。吗啡的化学分子式为C17H19NO3，海洛因的化学分子式为C21H23NO5，而鸦片则是一种把各种不同物质混合在一起制成的毒品，因此要是去侈谈鸦片的化学分子式，那真是一点儿意义都没有。
鸦片当中最主要的生物碱就是吗啡，它是继鸦片之后最先出现的毒品。吗啡在中国最初是拿来做戒除鸦片瘾的药物使用，在19世纪末的中国，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一直在推荐使用这种药物。到了20世纪10年代中期，来自日本的吗啡大量涌入中国，进口量达几百吨。越来越低的价格也让吗啡传播得更快，在1924年至1935年间，上海地区的吗啡价格就下降了近六成。在民国时期，吗啡已开始争夺鸦片的消费群体，尤其是在中国北方地区。在1930年7月至1931年6月间，北平警察局共处理了140起消费吗啡的案子，而同一时期吸食鸦片的案子为825起，这表明吗啡在毒品市场上已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
1898年，海因里希·德雷瑟在对吗啡进行双乙酰化处理后合成出海洛因。海洛因最初在医学界被拿来当作镇痛药使用，但在20世纪20年代，它被确认为是一种新型毒品，其发展势头非常迅猛。许多证据表明海洛因不但会取代鸦片，而且还会取代吗啡，因为吗啡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已呈现出消费量萎缩的趋势。
对于烟民来说，合成毒品是一种外表无定型的物质，它或呈粉末状，或呈药丸状，或呈药水状；服用方式也不同，它既可吸食，又能吞服，还能注射。比如20世纪30年代在天津日租界里，人们能找到多种形态的海洛因：有与香烟同时吸食的粉末，有用烟袋吸食的药丸，甚至还有蘸上海洛因的圆筒，将圆筒放在手心里用力搓揉。
但吗啡和海洛因最常见的形态是一种小红药丸，烟民们尤其是在北方地区吸毒者所见到的吗啡及海洛因就是这种小红丸。小红丸出现于20世纪10年代，它只有一颗黄豆粒大，被制成红色或粉色。它的吗啡或海洛因含量差别很大，除此之外，它还含有其他物质，最常见的物质有咖啡因、奎宁、糖分（葡萄糖、乳糖等）以及其他植物型辅料。小红丸里往往还要添加香草或玫瑰的香味。我们在此有必要着重指出，小红丸通常还是像吸食鸦片那样服用。不过所需烟具已简化为一根针、一盏烟灯和一支短烟袋，烟袋是用竹子做的，也有用回收的旧材料制作的。有些红丸的外包装盒还打上商标，在最著名的商标当中有“三桃”牌和“金钱”牌。
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服用，吗啡和海洛因还是和鸦片有很大的差别，与鸦片相比，这两种毒品服用起来更方便，而且既不需要复杂的烟具，也不需要娴熟的吸食手法，而娴熟的手法则需靠频繁吸食才能掌握。况且，服用吗啡或海洛因也不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因为吗啡和海洛因对烟民所产生的效果更迅速、更猛烈。此外，在服用吗啡或海洛因时，不会像吸食鸦片时会弄出那么大声响，而且也不会散发出明显的味道，因此吸食的隐蔽性更强。尽管如此，如今在伊朗仍然有人大量吸食鸦片，这似乎是在提醒人们注意，吸食鸦片的消亡过程并非是不可避免的。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合成毒品会“自然而然”地取代鸦片，因为合成毒品是更现代性的产物，这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除了服用方式之外，还有其他许多因素也要加以考虑，尤其是吸食的合法性、价格、风险，当然还有各种反对的呼声。
一方面，从本质上来说，鸦片的复杂性并未让人感觉是一种约束。鸦片有可能获得人们的好评，甚至博得人们的赞赏，因为吸食鸦片要经历一道道复杂的步骤，还要依赖于各式烟具去展现，其中有些烟具堪称是珍贵的艺术品，况且鸦片本身也是一种复杂的物质，要想掌控它还真不容易，只有真正掌握其中的秘诀，才能把它驯得服服帖帖的。科克托曾绝妙地描写过鸦片，新物质的临床纯度并非只有诱惑力：“我给新细胞喂养鸦片，在戒掉5个月之后，新细胞又生长出来，我要拿各种不被人所熟悉的生物碱去喂养这些细胞，而一个吗啡上瘾者只往血管里注射一种毒品，不去追求那种神秘的过程，这种做法确实让我感到吃惊。”显然，要是只注重毒品的功效，而不去考虑毒品的趣味，那也真是太狭隘了，正如我们在前文所描述的那样，真正的行家肯定会关注毒品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新型毒品不但毒性更大，更容易成瘾，而且过量服用的风险也更大，而鸦片则不会有任何过量服用的风险。
在中国南方的几个省份，如福建、广东、广西、云南或贵州，那里的情况表明，假如吸食鸦片是合法的，而且价格适中的话，那么鸦片就能有效地阻挡新型毒品的传播。在福建省，鸦片价格直线下跌，在20世纪10年代中期，鸦片每盎司跌了8至13美元；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每盎司跌了4美元；1923年，每盎司跌了3美元；1924年，每盎司跌了2美元，价格降到这个水平上，所有的烟民都能买得起了，因此也就没有人再去服用吗啡了。同样，在20世纪20年代，合成毒品在成都地区几乎不被人所熟知，因为那一带的鸦片供应充足，且价格便宜。相反，在20世纪30年代的香港，合成毒品的传播势头很猛，尽管贩卖鸦片是合法的。1937年，香港警方查获了400万粒小红丸。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合法鸦片的价格被定得很高，从而为走私鸦片及合成毒品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山西省，当地军阀阎锡山果断推行禁烟政策，从而让吗啡及海洛因的衍生品大行其道。这类衍生品更容易躲过当地严格的检查，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鸦片已逐渐不受烟民们喜欢，仅仅相隔一代人的时光，鸦片竟沦落为“过时的毒品”。
虽然年轻人已厌弃鸦片，转而去追求时髦的吸毒效果，但合成毒品还是遭到许多人的谴责，其中的原因我们将在下一章里作详尽描述。自从20世纪10年代起，日本人尤其是朝鲜人利用其治外法权地位，大肆向华北及福建省走私毒品。日本人占领东三省后，也在其占领区内竭力推销毒品。从吗啡及海洛因里衍生出的那可汀很快便成为日本占领者毒化中国人的工具，因为日本人一直在设法削弱中国人的战斗力。日本人试图利用合成毒品，以实现其帝国主义野心，这一说法不仅刊载在禁毒刊物及报刊上，而且官员在正式场合讲话时也会引用这一说法，因此，无论是吸食毒品的人，还是贩卖合成毒品的商贩，都被看作是为日本人效劳的汉奸。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中国各地方政府始终不想让合成毒品合法化的原因，让合成毒品合法化的政治代价太昂贵，因为这让人感觉是在犯叛国罪。然而有些地方政府却依然在暗地里参与合成毒品的交易，正如湖南省的两位铁腕人物所做的那样，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何健与陈渠珍联手在凤凰城地区创办了一家生产吗啡的工厂，其产品全部销往武汉和上海市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俩对此还是十分谨慎，不想冒被牵涉进去的风险。这件事还是有必要提出来，因为当时没有任何人敢于公开参与合成毒品的交易，更不敢突破合法化的底线，即使是最专横的军阀也不例外。
不过，我们应当承认，虽然鸦片销量在20世纪20—30年代似乎一直在萎缩，而合成毒品的市场前景更广阔，但事实上，整个局面却恰好相反，鸦片在一点点收复失地，具体原因我们在前文已作过描述。共产党掌管政权之后，严令禁止各类毒品交易，而且取得巨大的成功，那种毒品交易越禁越猖獗的局面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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