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W.B.刘易斯（R. W. B. Lewis，1917-2002），美国学者，文艺评论家。其《伊迪斯·华顿传》获1976年的普利策奖、di一届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班克洛夫特奖。耶鲁大学英美研究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会成员，2000年获该学会颁发的传记文学金奖。其他著作包括：《美国的亚当》（The American Adam）、《佛罗伦萨》(The City of Florence)、《詹姆斯一家》(Jameses)以及《美国人物》（American Characters）。

   这本短小的传记将但丁的《神曲》《新生》《论世界帝国》等几部名作与他的人生编织在一起，以敏锐的评论家眼光和细腻的文学家笔调，向读者介绍了这位中世纪伟大的诗人。对于di一次接触但丁的读者来说，是极为理想的参考读本。

    这是一本感情充沛、平易近人的传记……刘易斯以清晰、巧妙和毫不张扬的方式完成了一项复杂的任务。他曾以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的传记获得普利策奖，并写过一本精彩的有关佛罗伦萨的书，专业的知识背景，使得他著此书时游刃有余……这部引人入胜、细致入微的但丁传记提醒我们，《神曲》正是一部引发我们思考“什么是传记”的伟大著作。

——罗伯特·平斯基（Robert Pinsky，《纽约时报》书评）

　　他的遗体被戴上桂冠抬到了拉韦纳的圣弗朗切斯科（SanFrancesco）教堂。一个世纪之后，佛罗伦萨人——现在将但丁誉为他们最伟大的诗人——开始了对他遗骨的一系列争夺，试图将之往南带回佛罗伦萨。1519年，一个由教皇利奥十世（PopeLeoⅩ）授权的使者出现在拉韦纳，负责将但丁的遗骨带回给佛罗伦萨的米开朗琪罗。米开朗琪罗已经迫不及待地要为但丁设计建造一座宏伟的陵墓。然而地穴里是空的——方济各会的修士出于安全的考虑，已经将但丁的遗骨挪走了。1677年，但丁的遗骨又被秘密地挪动了一次。直到1865年，建筑工人准备重修附近的一座小教堂时，无意中发现了它们。

　　但丁的遗骨现在被安置在圣弗朗切斯科教堂一座庄严的坟墓中。这座坟墓于1485年由彼得罗·伦巴尔多（PietroLombardo）设计建成，饰有诗人但丁的浅浮雕。碑文是在但丁去世后不久写成的，文中提到了但丁经历的颠沛流离和他写下的诗篇，以及他离开“缺乏爱心的母亲”佛罗伦萨后的流亡生活。这座坟墓被供奉于一座由卡米洛·莫立迦（CamilloMorigia）1780年建造的美丽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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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拉斯金（JohnRuskin）评价但丁为“整个世界的中心人物”。在但丁身上，人类“想象力的、道德的和智力的官能”达到了最高程度的发挥，和完美的协调一致。拉斯金认为，但丁是有史以来人类对终极真理的探索最优美的表达者。这段话［出自《威尼斯的巨石》（TheStonesofVenice），1851—1853］极其贴切，引人回味。拉斯金这里说到的“世界”指的是西方世界，尤其是英格兰和欧洲大陆。随着时间流逝，但丁在全世界的文学地位愈加巩固，只有莎士比亚可与之媲美。

　　但丁博物馆（MuseoDantesco）的建立就是但丁崇高文学地位的印证。博物馆坐落在拉韦纳的圣弗朗切斯科教堂里，由见多识广、饱学又好客的恩佐·凡蒂尼牧师（FraEnzoFantini）负责。仅在近期，博物馆就举办了以各种语言展开的关于但丁的会议和诵读活动，包括俄语、土耳其语、罗马尼亚语（一场大型的活动）、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汉语、日语、英语［艾伦·曼德尔鲍姆（AllanMandelbaum）在这里举行过他《地狱篇》译文的诵读活动］和意大利语。从随之而来的评论和展出情况来看，全世界的读者对但丁才华横溢的欣赏显然不亚于拉斯金。

　　当然但丁也渗入到意大利文化的方方面面。但丁的见证人米开朗琪罗恐怕是但丁之后最热情、杰出的佛罗伦萨人，据说他能记住《神曲》的大部分，他一生的作品——我们光想到他的《最后的审判》（LastJudgment，1541）就够了，在取材于《地狱篇》的许多全景式场面中，这件作品可谓是人体肌肉线条最为鲜明，也是最悲惨的——充满了但丁式的意象和回响。

　　但丁同时成为了“意大利文学的标志性人物”，乔纳森·加拉西（JonathanGalassi）评价但丁为“第一个将语言从它传统经典的阴影中带出来的人”。这段评价出现在加拉西对埃乌杰尼奥·蒙塔莱（EugenioMontale）《诗选1920—1954》（CollectedPoems1920—1954）经典译本的后记中。埃乌杰尼奥·蒙塔莱是20世纪最伟大的意大利诗人，是1975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加拉西指出，蒙塔莱的整个写作生涯就是一场与但丁的充满创造性的斗争。

　　“据说蒙塔莱在中年时期对抗的作品是但丁的《新生》”，蒙塔莱同样也将他互不连贯的爱情诗整合为某种小说。他的诗集《暴风雨》（LaBufera）的高潮处充满了寓言性，“越来越具有《神曲》的气氛”。

　　在过去两百多年里，但丁对英国和美国文学的影响无所不在，他的影响是积极而具有活力的，以至于我们只能有限地列举一些但丁派的主要作家。说起雪莱，尽管他对但丁的教条式思想充满反感，但仍受到但丁很深的影响。他的《解放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Unbound，1820）最后一幕的“将音乐、舞蹈和光影神秘的度量交织在一起”一句直接取自《天国篇》。《生命的胜利》（TheTriumphofLife，1822）巧妙地运用连锁韵，是《地狱篇》的一次重现。在这部作品里，卢梭（Rousseau）担任了类似维吉尔在《地狱篇》中的角色。拜伦的《但丁的预言》（TheProphecyofDante）写于拉韦纳，描写了但丁在拉韦纳的时光，但是拜伦笔下的但丁形象比但丁本人更为悲惨——“站在绝望的孤独之石上”。罗伯特·勃朗宁的诗歌《索德洛》（Sordello，1840）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模糊隐晦而又摄人心魄地让人联想到但丁在炼狱山上遇到的那个人物。这些作家和他们同时代的人都深深汲取《神曲》中的元素。但丁·加百利·罗塞蒂（DanteGabrielRossetti）一直追溯到《新生》和但丁的雅歌以及其他抒情诗，还有激发但丁写下这些诗歌的贝雅特丽齐。他对这些温柔的新体诗歌的翻译注入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甜美风格，这些翻译的诗歌最后被收录成集，名为《但丁及其社交圈》（DanteandHisCircle，1874）。

　　说到美国，爱默生在他的日记（1846年春天）里比拉斯金更早将但丁称为“中心人物”，尽管对爱默生来说，但丁只是几位偶像中的一位——其他几位是苏格拉底、莎士比亚、米开朗琪罗、耶稣——他们都是“在心上留下烙印”的典型人物。朗费罗（Longfellow）1828年在罗马读到了《神曲》的原文，当时他二十一岁［或许之前他看过亨利·卡里（HenryF.Cary）1814年的早期英文译本之一］。几十年后，朗费罗在哈佛大学讲授了几年关于但丁的课程，接着他开始翻译《神曲》。朗费罗有时会与他文学上的伙伴詹姆斯·洛威尔（JamesRussell

　　Lowell）和查尔斯·诺顿（CharlesEliotNorton）合作，终于在1867年完成了翻译。朗费罗审慎的传记作家牛顿·阿尔文（NewtonArvin）评价朗费罗的译本时（1965）说，尽管存在一些瑕疵，但其无韵体诗译本“从广度和新颖性的角度来看几乎是伊丽莎白时代式的”。1882年，朗费罗创立了但丁协会，入会是有门槛的。协会的活动在麻省剑桥布拉特尔街（BrattleStreet）上朗费罗的住所举行，豪威尔斯（Howells）是但丁协会忠实的会员，可有时也不禁对其望而却步。

　　近观当代，我们可以发现埃兹拉·庞德几乎彻底重写了但丁，包括《论俗语》。庞德华丽而又粗乱的史诗《诗章》（TheCantos）写了五十多年，所构想的内容（他在晚年冷冷地说）“并不在《神曲》里”。整本书是对但丁诗歌加以引用和反写的一个华丽的集锦。

　　在T.S.艾略特一生的文学创作里，但丁都对他的思想和想象力有挥之不去的影响。1950年7月，伦敦的意大利协会举行了一场名为“但丁对我意味着什么”的谈话活动（艾略特之前在1929年发表过一篇关于但丁的长文）。艾略特在活动上说，1909年，也就是他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在哈佛大学（但丁在哈佛仍备受尊崇）第一次读到《神曲》的一个散文体译本，现在四十年过去了，他仍然认为但丁的诗歌“是对我自己的诗歌创作影响最持久也最深刻的”。艾略特引用了他从但丁作品中借用的内容，试图“在读者心中勾起一些但丁式的情景，继而在中世纪的地狱和现代的生活之间搭建起某种联结”：比如，在《荒原》里“有一个场景，市政职员们从火车站成群结队地跨过伦敦大桥赶往他们的办公室，这使人联想起但丁《地狱篇》的开头关于未真正活过的卑怯之徒的描写，‘我决不相信死神已经毁掉了这么多的人’”。我们可以回想前文提到的圭多·蒙泰费尔特罗带有嘶嘶声的话语，还有被艾略特拿来用作《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题词：“S’i’credesse…”（假如我相信……）

　　艾略特接着提醒我们，在他《四个四重奏》（FourQuartets）的最后一部《小吉丁》（“LittleGidding”）里，他加入了用三连韵写成的一长段诗，试图“通过对比，在读者的脑海中呈现一个平行世界，一头是但丁历游过的地狱和炼狱，另一头是幻想中空袭过后的场景”。这段话的开头如下：

　　在清晨降至，那不明不昧的时辰

　　无尽的暗夜就要逝去

　　这周而复始的，无尽的尽头

　　这首诗脱胎于《地狱篇》的第十五章中，但丁和布鲁内托·拉蒂尼相见的情景。它借用了《地狱篇》里的语句（“烧伤的脸”以及其他），也同样有一个声音喊道：“什么，您在这里吗？”然而值得一提的是，T.S.艾略特对维多利亚时代和浪漫主义派的“欢乐、乐观和充满希望”的风格有着先天的反感——这些形容词来自但丁早期的文章——但丁对于邪恶的认识让艾略特钦佩有加，将之视为这位佛罗伦萨诗人的主要才能，尤其是将性视为邪恶：这是艾略特在《新生》中发现的令人不安的一个核心主题。

　　在美国，罗伯特·潘·沃伦可谓是我们时代最杰出的文学家。他用《炼狱篇》中的一个短语作为他的作品《国王的全班人马》的题词；他早期的一部小说《在天堂门口》（AtHeaven’sGate）取用了《炼狱篇》的道德框架；在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归宿》（APlacetoComeTo，

　　1977）里，他描写了一个以但丁为题写博士论文，后来成为知名学者的年轻的南方人。沃伦曾经和他的女儿罗莎娜（Rosanna）在他们佛蒙特的夏日家庭居所夜复一夜地互相朗读《神曲》。在沃伦生病期间，罗莎娜把整首《地狱篇》录下来放给她父亲听。

　　沃伦比其他任何当代人都更能展现但丁在其文学思想上的一贯影响。在沃伦最后写就的诗歌之一《真爱》（“TrueLove”，1985）里，沃伦回想起他在小小年纪时，曾看到一位美丽的邻家女孩儿，让他怦然心动。两年之后，他们再次相遇，这个女孩儿向他微笑着，“说出了我的名字”。这一幕在沃伦心中引起了巨大的激荡。之后那个女孩儿就远远消失在了视野里：

　　然而我清楚，她的美貌永存，她住在

　　那美丽的房子里，离我那么遥远。

　　她曾唤过我的名字一次。我甚至不晓得她

　　知道。

　　沃伦当时还是肯塔基州的一个乡村男孩，在青春年少时被爱冲昏了头脑。他用某种讲究的肯塔基风格说，在那个女孩儿叫过他的名字之后，“我以为我会无动于衷地醒过来”。但颇有趣的是，这首诗无疑是《新生》的三十六行版本：一行一行温情脉脉的诗句，从童年的初遇到最后想象中的天国之福。但丁的影响体现在沃伦和他以后很多美国诗人的作品里，如天国里众多灵魂之一那样闪耀着，歌唱着，微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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