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写了历史和个人相融合的文学上的八十年代。冯骥才认为八十年代不仅是中国当代史一个急转弯，也是空前又独特的文学时代。那是一个非常的时代，也是一个反常的时代；一个百感交集的时代，也是一个心怀渴望的时代；一个涌向物质化的时代，也是一个纯精神和思考的时代；一个干预现实的时代，也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

　　在这本书里，作者记述了他亲历的新时期十年的文学活动，以及作者对整个新时期文学现象的反思。

　　出版背景：冯骥才计划要写的这一套书有五本，先后是《无路可逃》（1966-1976）、《凌汛》（1978-1979）、《激流中》（1979-1988）、《搁浅》（1989-1994）、《漩涡》（1995-2015）。五本书连起来是他五十年精神的历史。他已经把前两本写出来出版了。现在《激流中》的十年记述了激流奔涌的八十年代，向读者展示了作者人生一个跳跃式转换的季节——由寒冬快速转入火热的炎夏。

　　1979年11月第四次文代会开过，我扛着热烘烘的一团梦想返回天津，准备大干一场。此时这种感觉我已经充分又饱满地写在《凌汛》中了。心中想写和要写的东西很像如今春运时车站里的人群——紧紧地挤成一团。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内潜藏着一种危险，很可怕的危险。记得当时我对人文社的一位责编说，我有一种要爆发的感觉，我信心满满，洋洋自得，好像我要创造一个文学奇迹，记得当时我还不知轻重地写过一篇随笔《闯出一个新天地》，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承受不住了，要出大问题了。我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

　　1979年整整一年，我都陷在一种冲动中，片刻不得安宁，不得喘息。半夜冲动起来披衣伏案挥笔是常有的事。这一年我写的东西太多太多。中篇就有三部：《铺花的歧路》《啊！》《斗寒图》，都是从心里掏出的“伤痕文学”。还有许多短篇和散文随笔。往往在一部作品写作的高潮中，会突然冒出一个更强烈的故事和人物，恨不得把正在写的东西放下，先写这个更新更有冲击力的小说。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我感觉自己整天是在跳动着。我那时烟抽得很凶。因为有了稿费，可以换一些好牌子的烟来抽，把“战斗”换成“恒大”。不知是因为好烟抽得过瘾，还是烟有助于思维？我的烟抽得愈来愈多。烟使我更兴奋更有灵感，还是更理性与更清晰？于是我小小的书桌上天天堆满大量的手稿、信件和堆满烟蒂的小碟小碗。有时来不及把烟蒂放进小碗，就带着火按灭在书桌的侧面。烟头落了一地。这是一种带点野蛮意味的疯狂的写作。

　　刺激我写作的另一种力量来自读者的来信。

　　那时一部作品发表激起的反响，对于今天的作家是不可思议的。来自天南海北的信件真如雪片一般扑面而来。在没有电话的时代，读者迫不及待想要与你说话时只有靠写信。那个时代的读者可不是盲目的粉丝，他们都是被你的作品深深打动了，心里有话渴望对你说，要与你共同思考的陌生人。每天读者的来信塞满了我的信箱，我不得不动手用木板自制一个更大的信箱，挂在院中的墙上。每当打开信箱时，读者来信会像灌满的水一泄而出，弄不好掉了一地。我每次开信箱时要用一个敞口的提篮接着。

　　那是一个纯粹的时代，所有的信件都是纯粹的。信件包裹着真实的情感与真切的思考。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使用各式各样的信：有的人很穷，信封是用纸自己糊的；有的读者不知道我的地址，信封上只写“天津作家冯骥才”，甚至“天津市《×××》（我的某篇小说的篇名）作者冯骥才”。这使我想起契诃夫的小说《万卡》，九岁的万卡第一次给他乡下的爷爷写信时，不知道自己家的地址，在信封上只写了“乡下的爷爷收”。还好，由于我的信太多，邮局里的人熟悉我，只要上边有我的名字，我都能收到。

　　这些信有的来自遥远的村镇，再远的来自边疆，大多地名我从来没听说过。信里边的内容全是掏心窝的话，全是被我感动、反过来又深深感动我的话。他们向你倾诉衷肠，倒苦水，把心中种种无法摆脱的困扰告诉你，把你当作真正可以信赖的朋友，甚至不怕把自己的隐私乃至悔恨告诉你；还有的人把厚厚一沓请求平反的材料认认真真寄给你，他们把你当作“青天大老爷”。碰到这种信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这样，我才知道当时大地上有那么广阔无边的苦难与冤屈。那部《铺花的歧路》招致那么多老红卫兵写信给我，叫我知道时代强加给他们的苦恼有多么深刻。尤以一种来信给我的印象至今不灭。这种信打开时会发出轻轻的沙沙声。原来这些读者写信时，一边写一边流着泪，泪滴纸上，模糊了字迹。我原先不知道眼泪也有一点点黏性。带泪的信折起来，放在信封里，邮寄过程中一挤压，信纸会轻微地黏在一起，打开信时便发出沙沙声。这极轻微的声音却强烈地打动我的心。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的写作，竟与这么广泛的未曾谋面的人心灵相通。文学的意义就这样叫我感悟到了。

　　1979年我写过一篇文章：《作家的社会职责》。我认为作家的社会职责是“回答时代向我们重新提出的问题”，作家的写作“是在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开始的，姗姗而来的新生活还有许多理想乃至幻想的成分。”在这样的时代，“作家必须探索真理，勇于回答迫切的社会问题，代言于人民。”我在这篇文章中专有一节“作家应是人民的代言人”。这是“文革”刚刚过去的那一代作家最具社会担当与思想勇气的一句话。

　　这样一来，不但让我自觉地把自己钉在“时代责任”的十字架上，也把身上的压力自我“坐实”。我常说“我们是责任的一代”，就是缘自这个时代。它是特殊时代打在我们这一代骨头上的烙印，一辈子抹不去，不管背负它有多沉重，不管平时看得见或看不见，到了关键时候它就会自动“发作”，直到近二十年我自愿承担起文化遗产保护——这是后话了。

　　现在，我要说说我个人经历的一场灾难了。

　　在长期各种——外部的和自我的压力下，我的身体发生了问题。最初出现了两个迹象：一是在1979年初冬一个夜里，我埋头在自己抽烟吐出的一团团银白色浓雾里写作时，脑袋忽然有一种异样感。我感觉我对所有东西好像全都隔着“一层”，没有感觉了。这十分奇怪。我叫醒爱人，说我脑袋不大舒服，出去散散步，便下楼出门，走到大街上。那时城市汽车很少，也没有夜生活，路灯昏暗，但十分安静。我走了一会儿仍然感觉脑袋是空的，我试着背诵几首古诗，检查一下自己的脑袋好不好使，这些古诗倒还都记得；再想一想自己正在写的小说，却什么想法也没有，好像机器停摆了。我不知自己犯了什么病，走了一大圈也不见好，回来倒下便睡。早晨醒来竟然完全恢复，头天夜里那种离奇并有点可怕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了，脑袋里一切如常，我就接着干活。以前除去感冒我没生过什么病，眼下又急着写东西，便没有把昨夜诡异的感觉当作一个危险的信号。

　　过了几个月，《人民文学》通知我去北京参加一个短篇小说的“交流班”，与陈世旭、贾大山、艾克拜尔?米吉提等五六个人同住一屋。后来才知道我们都是1979年全国优秀小说奖的获奖者。我们天天在屋里聊天说笑，可是我又出现一个毛病，经常感到有一种身体突然往下一掉的感觉，同时还有种断了气那样不舒服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时地出现，这又是什么毛病呢？反正我年轻，能扛得住，先不理它。那时获得全国小说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心里的兴奋把潜在的疾患压住了。由北京返回天津那些天，这种身体的不适竟然也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认为这就过去了呢。

　　一天，百花文艺出版社请我去讲一讲北京文坛的情况。那时，文坛的前沿和中心都在北京，我一半时间在北京，又刚刚获奖归来，各种情况知道得多。我到了出版社，和编辑们坐下来兴致勃勃地刚刚一聊，突然感觉胸部有很强的压抑感，呼吸吃力，甚至说不出话来。大家发现我脸色不对，前额竟流下冷汗来，叫我别讲了，说我肯定这段时间太累。我天性好强，不舒服也不肯说，逢到头疼肚子疼，向来都是忍一忍。我在编辑部休息了一会儿，感觉好一些，便起身告辞。当时我急于回家，很想马上躺下来。

　　百花文艺出版社离我家很近，平时一刻钟就可以到家了，可是那天我感到两条腿真像棉花做的，身体很沉。我骑上车从胜利路拐向成都道时，忽然肩膀酸疼起来，胸闷，刚才那股劲儿又来了。我从来没有过心慌，我感觉心慌得难受，跟着心脏像敲鼓那样咚咚响，猛烈得好像要跳出来。这时我已经骑到黄家花园拐角处，远远看到我家所在的那条小街——长沙路的路口了。我想我要尽快骑回家，到妻子身边，可是忽然我好像没有气了，心脏难受得无以名状，我感到已经无力回到家了。第一次有要死了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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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身返激流里（自序）

一、当头一棒

二、下一步踏向何处？

三、四只小风筝

四、拐点

五、爱荷华生活

六、波涛汹涌

七、世间生活

八、海外纪事

九、双管齐下

十、一个时代结束了

附录：

致大海

爱在文章外

话说王蒙

怀念老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