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健访谈录》:
陈:对你父母没有动粗什么的? 胡:传讯时打过我父亲,在家里没有。没经历过那个时候你可能不知道,实际上日本宪兵队是主宰一切的,不需要经过伪满洲国政府,因为(我哥)这个事件性质是“反满抗日”。那时候“伪满”有一条罪叫“反满抗日罪”,这是要杀头的,属于政治犯,其他还有经济犯等。宪兵队一般是一杆儿到底的,传讯直接到宪兵队,那真是进去很难出来的地方。这样一来,我们家就门可罗雀了,没人敢来了,只有邻居,天天见面的。政治上的这种压迫啊…… 陈:对您也有影响?心理上的影响。
胡:心理影响是很大的,每天放学回来我得到门洞看看是不是有人。我们家发生这么一个事件,带来一系列问题,一个是亲戚朋友不敢再来了,还有一个关系我们家经济生活的事情是,店的股东说不能让我父亲继续干了。
陈:你父亲失业了。
胡:再找工作,谁敢要啊!再加上儿子走了,心里也难过,又挨了打,受了惊吓,所以他就一病不起了。这是1943年,我记得好像是夏天,或者秋天,我才10岁。
家里没有经济来源了,靠什么呢?靠典当。哈尔滨这个地方冬天冷,一般人都有皮衣,夏天把皮衣当进去,冬天再想办法赎出来,穿一冬,完了再当。当时家里把我母亲陪嫁的金银首饰统统拿去当了。那时很苦的。中国人在日本统治之下,最好的粮食给日本军队了,我们吃什么?高梁米,还是那种最次的、发了霉的,还有玉米面、橡子面。现在想起来我都感觉要反胃。这些东西还是配给的,排队买。我父亲病倒了,我母亲撑着这个家。小时候我就陪着母亲去当铺,她特别好,不让我进去,让我在门口等着。我这个继母真是不简单,她没孩子,把我们当成自己孩子,尤其对我妹妹,那简直视如己出,当年那么困难也不让我妹妹做什么活儿。
1944年是最困难的,我们家就很难生活下去了。
没办法,我那时候在小学念书,利用暑假,跟着一群小伙伴们去卖瓜。松花江江北种瓜,有西瓜、香瓜。
我们到江北把瓜贩来,然后在街头上卖,有时我妈帮着卖,维持点生活,不然怎么办啊。
陈:1944年您才1l岁。
胡:在家里就是个强劳力了。冬天就更难过了,全家挤一块儿,真冷啊。听别人说,哈尔滨郊区有一个火力发电厂,给哈尔滨供电,那我们用不起。烧煤,家里也没钱。穷孩子们就到煤场捡煤渣,夜里二三点就去了。
陈:不是最冷的时候吗? 胡:是,然后天亮的时候要出来。煤场有铁丝网拦着,但有的网子早被剪了一个窟窿,我跟着其他人钻进去。1944年,我捡了一冬天的煤。
陈:一次能捡多少? 胡:我那个年龄,不可能捡多少,捡一筐回来,就这么多,然后就拖着走。如果被发现的话,他们真是开枪打的。
陈:是军警还是保安? 胡:军警,那时候日本人也是草木皆兵。我们也是捡差不多了就走了,有时候多一点有时候少一点,也不敢太靠近。天亮以前,赶快出来,等到早晨七八点我就到家了。 陈:离家多远? 胡:说不清,那时候煤场在哈尔滨郊区外,有十几里路吧。捡来的煤渣还不敢大烧,不然很快就烧完了。用个火盆烧,一会儿开一开门,走一走味儿,白天放在门外,晚上拿进来再烧。我记得第一次把煤渣捡回去以后,我妈生了小碳炉子,着了,我们非常高兴。我对父亲说:爸,你看,儿子大了,我们冻不死了。然后父亲给我做了当时很不容易的一顿饭。当时家里有高粱米和配给领的米,还有带皮儿的,他用手搓,硬是把红的搓掉,剩了白的一点,给我煮了一顿饭吃。那是我吃的最好的一顿饭,我妹妹都吃不上。1944年就那么艰难,艰难地过去了。
1945年8月15号日本投降了。对于日本投降,现在影视剧有各种说法,其实也不完全是那样。刚投降时,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日本人统治的时候,收音机都被管制了,如果哪天夜里突然查你,一摸你家里的收音机热了,就有问题了。那天我发现,突然街上秩序大乱,很多人跑,好多人还背着东西。一打听,说抢了日本人的仓库了。人们扛着米啊,面啊,服装,肉,就跑,很乱。
陈:那些人知道日本投降了。
胡:这时候发现街上有人逮着日本人就打,还放火烧日文书。现在想起来很可惜的,好多字典。现在叫日汉辞典了,那时候叫日满辞典,满街冒黑烟。这些行为是自发的,那种心情就是见天日了。乱了一阵后,很快就知道日本投降了。
陈:一阵是多长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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