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义华口述历史》：
一、学生时代的两次闯祸一张大字报的风波我于1957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那年十八岁。
1957年复旦历史系招生数是一百人。因1956年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一大批调干生进来。从1953年开始，凡是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系统的正式职工，经组织上调派学习，或经本人申请组织批准离职报考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学校的，均称调干生。我们那个班的调干生特别多。还有一些原先学俄语的也转到这里来。一百个学生没有分班，—道上课。到毕业时只有八十多个学生了，有些走了，有些去世了，有些是因为身体不好。调干生大部分是读到毕业的。调干生上学的条件主要是出身好、表现好、领导信任，至于其文化基础是不重要的。后来我们学校、系里的不少领导干部，包括年级学生会、系学生会、校学生会的干部，都出自我们班上的调干生。我们班留在系里的，一个是近代史的王知常，一个是古代史的樊树志，是作为教师留下来的，留下来的做政治工作的叫朱剑良、鲍怀崇、尤垂坝，他们原来是校、系学生会主席及年级党支部副书记。
历史地理研究室留下来做资料工作的是郑宝恒。还有读研究生的许道勋、赵克尧。
从1957年到1962年，对于我们国家而言，是很不寻常的时期。五七年反右，五八年大跃进，然后是三年困难时期。我们那一届学生，一进来就遇到反右斗争。那时，高潮虽然已经过去，但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历史系是重点。我进校时，王造时、陈仁炳、张荫桐等教授已经是右派，被打倒了。学生中右派不少。这个斗争过去以后，上课还是比较正常的。大跃进运动起来以后，教学工作就受到严重影响。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学生到工厂劳动，我们是到大中华橡胶厂；二是在学校里，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三是学生编书。所以，五八年上课就比较少。有一段时间，基本不上课，偏激地认为不要讲中国史、世界史了，只要讲毛泽东论中国史、马恩列斯论中国就够了。到了五九年，恢复了一段时间，六〇年以后，上课就比较正常了。
大跃进时，大炼钢铁，我们都参加的。在大中华橡胶厂劳动了好几个月，学生全部都下工厂。我们基本上做辅助工，跟着工人打下手，有一部分是做轮胎，三班倒。大中华橡胶厂在衡山路，上海唱片厂旁边，现在已经拆除了，现在那里是徐家汇绿地。大炼钢铁最高潮时期，我们又到中山西路那边，烧水泥，一大筐，一大筐，大概三百斤重的石头，抬上去，把它烧成水泥。烧出来的水泥，即土水泥，能用吗？说不上。我们是那里的主要劳动力。到那里去的，有我一个，赵克尧一个，许道勋一个。我们几个在水泥厂，整天都在抬大筐。那段时间，我们还被抽出来，即在水泥厂下班后，到徐汇区政府大炼钢铁。就在区政府院子里，造了一个小高炉。那地方在徐汇中学旁边，也就是原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旁边，现在已经没有了。那时，我们对徐家汇非常熟，因为我们宿舍就在宛平路上。我们在那里差不多半年时间，是指导员和我们一道去的。
我们那时都是满腔热血，上面的安排，大家都去做。问题是，那样烧出来的是不是钢铁？我们也弄不清楚。那时，上上下下，全国到处热火朝天。在复旦大学，学校要造物理大楼，我们就去当小工。那是六〇年。我们的工作是拌水泥，拌三合土，一包一包水泥，一筐一筐黄沙，和石子一起倒下去，拌！、每天都干这活。最冷的时候，在那里干，打赤膊，穿一个大背心。我们的速度甚至超过机器，超过搅拌机搅拌的速度。所以，物理楼的建造，有我们很多的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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