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池北街十九号
院子里有两棵树。从我和祖母住的堂屋望出去，左边是一棵桑树，右边是一棵葡萄树。桑树有五六米高，从我记事它就有了。很多年，桑树都结黑红桑果，桑叶我摘来养蚕。夏天，树上知了叫得让人心烦。你找来一小团沥青，在蜂窝煤炉上把它烤软，粘在晾衣服的竹竿顶端。粘知了很费神。我很笨，一次也没粘到。葡萄树是院内明家栽的，从我记事它就结果。葡萄熟了，小明叔叔从工厂下了班，拿着一把剪刀，端着一根木凳，在葡萄架下摘着葡萄。收成通常不坏，装满两三个竹筲箕。不算明家，院里四家人都有份儿。
可是院里没井。提水挑水，要到对街的二十号大杂院，或去上池北街和小巷子交界处的自来水桩；这一带只有这一个水桩。井水不要钱，也比自来水清凉。夏天，祖母用井水冰西瓜和过夜的剩饭剩菜。祖母做的糖渍番茄，只有井水冰过，吃起来才会凉爽。家家都有一个储着自来水的大水缸。做饭，烧开水，我们都用自来水（除非接连几天停水），井水多半用来淘米、淘菜、洗衣服和烧洗澡水。
我上初中，祖母买了一根竹扁担，开始让我去自来水桩挑水（在这之前，我们用的自来水，多是左邻右舍帮着挑的）。小明叔叔的母亲明婆婆管着这个水桩，每天只开一次。椭圆的水泥水桩背面，有扇上了锁的小木门，明婆婆负责放水。黄昏，水桩前很热闹，都是挑水居民。就像后来的收费公厕，水票可以先找明婆婆买好。
院里也没厕所。上池北街只有一个公厕，就在跟文庙前街交界的路口。自来水桩附近的小巷子还有一个，有点远，街那头的居民爱去。公厕很简陋，男厕蹲位只有四五个，也没隔板木门，夏天还有白胖蛆虫爬上厕板。大概我上高中，这个旱厕才改成自动水箱统一冲水，有了低矮的砖砌间隔；夏天热臭，冬天冷臭。早晨，公厕也跟黄昏时候的水桩一样热闹。街坊蹲着解手，抽烟，聊天，读书，看报，发呆。便秘的，咬紧牙关满脸涨红暗暗用劲。忘带厕纸的，就找在场哪位讨几张草纸信纸。还没“登基”的男男女女站在门口等着空位，不时搭话。
如果十万火急，那就在家解决。家家都有马桶，成都话叫作桶子。桶子快满，尤其家里人多，早晨得去公厕倒桶子。每天黄昏，农民拉着粪车进城。城里人把粪车叫作土坦克。土坦克开进上池北街，农民挑着粪桶沿街吆喝：“倒桶子啰！”粪桶挑进院子，我们都把桶子端出来，倒完了，就在院内阴沟边，用马桶刷涮着桶子（春节过后，蒜薹降价，家家都吃蒜薹，家家桶子都有一股怪异的蒜薹味）。农民衔着叶子烟杆，看你倒桶子，跟你寒暄。有时，他顺带送上几把新鲜蔬菜：“自留地种的。”用的也许
就是大家的肥料。农忙时节，土坦克好几天不进城。祖母和邻居很担心，街口公厕的粪坑愈来愈满。“倒桶子啰！”听到这声吆喝，大家松了一口气。
洗澡不是小事，尤其冬天。家家一个大木盆或搪瓷盆，香皂却不是家家都有。我和祖母用了好多年的皂角和本地产的芙蓉牌肥皂。夏天，你可以隔几天就洗一次热水澡，或去对面院子提桶井水，站在阴沟边冲个冷水澡，要么到附近的南河游泳。冬天，成都不像北方城市有暖气，你只能去祠堂街的国营健康浴室泡大池。大池的水通常混浊，水面一层油污。泡完浑水，身上却不痒了。下次再来，也许一个月后，等你又觉得痒。
院内的陈伯伯和周孃孃都是工人，有三个女儿，她们洗澡要排轮子，也最让我好奇（我在学校学到几句顺口溜：今天星期三，我们去爬山；今天星期五，你们妈在屋头洗屁股）。陈家有两间房子（明家隔在中间），他们的厨房跟我们的厨房之间，只有一道抹了泥灰的篱笆墙。祖母到白铁组上班去了。隔壁有动静。我凑近墙缝，什么也看不见。正在洗屁股的陈家大姐叫了一声我的名字，我吓得赶紧溜回堂屋。我那时正念小学。
吃也不是小事。油水太少，又长身体，我时常痨肠寡肚。家家早餐，多半开水煮剩饭加泡菜，要么开水泡馒头，放点白糖。白糖凭票供应。祖母把糖罐锁进立柜。有时她忘上锁，我会打开糖罐偷吃两匙。有一阵子，白糖也很紧张，国营副食品商店只有粗糙褐色的古巴砂糖。我们也吃炒面，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吃过的干粮。但是我们比他们幸福，不用一口白雪一口炒面。煮鸡蛋只有生日才有，牛奶更是奢侈。院里只有陈家伍家订了牛奶。有时，伍家的牛奶喝不完，易孃孃就端给我喝。凭票供应的水果硬糖和小圆蛋糕，祖母也锁进立柜。只有提糖饼不用凭票，又黑又硬，是我吃过的最难吃的点心。蒜薹炒肉我最爱吃。有年我过生日，祖母做了蒜薹炒肉。但我那天很不听话，祖母黑起脸，把蒜薹炒肉倒进阴沟边的潲水桶；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她的怪脾气。蒜薹炒肉（或者笋子烧肉），成都话还有一层意思：用竹篾片打屁股。我那天的确也吃了一顿蒜薹炒肉。
我用连环画跟小学同学糖鸡屎（他姓唐）换过几只半个巴掌大的河蟹。糖鸡屎住在上池正街小学旁边，比我会捉河蟹（我捉的都是小蟹）。祖母把河蟹油炸，嚼起来很香。我们也吃油炸蚕蛹。有个同学养了很多蚕，他们吃的都是自家的蚕蛹。如果蚂蚁、蟑螂和老鼠可以吃，我们可能也会照吃不误。初中的时候，我养过一只兔子。有天放学，兔子已在锅里。祖母把它杀了，给我做了红烧兔丁。这只兔子很瘦，几乎都是骨头。
我吃得最畅快的一餐，是隔壁伍家的二爷爷去世，我还在念小学。我跟大人去了火葬场。回到家里，我饿坏了。丧宴有一桌摆在我家厨房。我大概吃了五碗饭。除了过年，我没见过这么多吃的，尤其这么多肉。这是我第一次吃撑，撑得就像连环画的主人公七把叉（他住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能吃，被贪婪的资本家当成赚钱工具，参加饕餮比赛，当场撑死）。大人笑我，说我就像“六一、六二年投胎的”。
我们都烧柴灶和蜂窝煤。用板车拉蜂窝煤的龚胖子四十来岁，就住对面大杂院，但他出了名的好吃懒做，不会把煤送进你家厨房。你得把蜂窝煤用木板垒成两列，或用双手捧着，从院外小心翼翼搬进厨房。有时，蜂窝煤太软太湿，散了不少。过一阵子，小明叔叔、陈伯伯或伍大郎就会借来一套钢制模具，抡起铁铲铁锤，用散掉的煤渣自己做蜂窝煤。冬天，祖母把蜂窝煤炉或者后来买的铁皮炭炉放在堂屋正中，烧开水，烤火，热菜，续竹编烘笼儿的炭火（烘笼儿可以捧在手上、放在脚下或是老人的围腰下面取暖）。我们住的瓦房到处透风，不用担心煤气中毒。春节快到，国内形势一片大好，各条战线捷报频传，我们的肉票油票也盼来额外供应，家家都熏腊肉灌香肠。到了除夕，院内桑树边或阶沿上牵了一盏电灯，摆了一副石磨和一只木盆。每家轮流推着汤圆粉，一勺水，一勺用水泡胀的糯米；一边推，一边七嘴八舌。推好的汤圆粉装进大小布袋，湿淋淋挂上晾衣杆或屋檐，仿佛我后来见过的拳击沙包。汤圆粉一直推到午夜。最后一轮结束，灯灭人散。没有鞭炮烟火，没有喜庆电视，除了气管炎陈伯伯几声咳嗽，上池北街十九号静得就像乡下。躺在床上，想着明早的汤圆，我隐隐听到南门大桥的水声，听到火车南站远远飘来的两声汽笛。
每年某个时候，院里要淘阴沟和拣瓦。这是男人的事情。我还不是男人，只能观望。淘阴沟又脏又累，这个差事后来交给收潲水的农民（阴沟旁边有个公用的潲水桶）。拣瓦就是把屋顶漏雨的地方换上新瓦。我和祖母住的堂屋一直没吊竹编天花。下雨刮风，不是这里那里漏雨，就是人字屋顶的灰尘雪片一般落下。拣瓦我们只能靠邻居。别人拣瓦，顺带帮我们换几片。我们住的公房。有一年，房管所来修房子，祖母没像伍家陈家那样，请负责的王师傅好吃好喝。最后，我们的地上没铺三合土，头上也没吊天花。跟伍家相连的厨房用墙隔了起来，那边墙上抹了水泥刷了白灰，我们这边还是粗糙的红砖墙。堂屋的墙，从我记事就是又黄又黑。等我稍大，我很羡慕别人家里有天花有白墙，地上还铺了三合土。
每隔两三个月，或者每月某个时候，骑着绿色二八单车的邮递员就在院外吆喝祖母的名字：“王静轩，盖章。”远在内蒙的父亲给我寄来生活费（我上初中时，这笔钱中断好几年）。初中以前，除了到院门口收汇款单（祖母不在家时，她把私章放在桌上），去街头上公厕，到国营干杂店打酱油醋，跟着小明叔叔或伍大郎上街，到附近两三个要好的同学家，祖母不准我出院门，更不准我跟街上的大人小孩一起玩。多数时间，我很听话，放了学马上回家，寒暑假也很少出门。即使祖母不在，我也不敢乱走，因为邻居会告诉祖母。跨出上池北街十九号的大门槛，街上小孩子满口粗话（院里只有陈伯伯打老婆和三个女儿的时候才会日妈捣娘）。翻墙爬树，我始终不如他们灵巧，我连游泳也没学会。就像糖鸡屎用河蟹跟我换连环画，他们用萝卜枪和屎壳郎跟你换小人书。我怕他们，又想跟他们玩。
“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之间，上池北街成立了革命大院。我们的院子太小，只能跟附近几个小院和住在街边的居民一起，归入整条街的革命大院。成立大会就在对面的二十号大杂院内。每个院子的大门油漆一新，贴着革命标语，插着红旗，挂着大红灯笼，悬着五彩纸条。临街住户铺板上的毛主席语录也重新描过。开会那天，对面院子挂了几个高音喇叭。我们齐唱《东方红》。工宣队代表、军宣队代表和居民代表轮流发言，然后街道革委会领导讲话。大家不断振臂：“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然后
文艺表演：《唱支山歌给党听》《学习雷锋好榜样》《北京的金山上》《白毛女》《红灯记》，配乐词朗诵“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许放屁”……大会结束，我们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听着雄壮的《国际歌》，回到没有厕所和自来水的瓦房。
大概一九八○年，我上高中时，院里终于有了自来水。每家一个水龙头，一个水表，一个内里铺了瓷砖的小水池，但是都在室外。明婆婆的水桩，只有还没接上自来水管的居民才去光顾。不知为什么，街上和对面大杂院的井水渐渐浑了枯了。街口公厕重新修过，装了统一冲水的自动水箱，但是依然很臭。厕所开始收费（去厕所倒桶子不用给钱）。一个乡下人白天坐在厕所门口，喝茶、做饭、吃饭、抽烟、聊天、听广播，顺带用肮脏拖把打扫一下厕所。为了省钱，我们都买一版一版的厕所票。祖母很细心，用剪刀把质地粗糙的厕所票一张一张剪得好撕。土坦克还在进城，每天黄昏我们还倒桶子。有年春天，院里那棵老桑树不发新叶了。在这之前，明家种的葡萄树已有好几年不结葡萄。葡萄架很快变成金银花架，花台旁摆着陈伯伯的大小金鱼缸和兰草盆栽菊花盆栽。陈伯伯打老婆和三个女儿很凶，每次让你觉得就要把人打死，但是陈伯伯爱惜花草和金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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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黑暗与粗砾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家庭成员之间的紧张甚至残酷的关系，个人在社会里的挤压与损耗，而且毫无光明可言（更不要说光明的结局了），令人不快的真实感，这是在今天的小说和影视作品里极其少见的。
——《南方都市报》资深编辑、书评人 戴新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