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市定（1901—1995）日本历史学家、汉学家，京都学派史学集大成者，公认的京都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1922年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学习，师从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等人专攻东洋史，1936年赴法留学。1944年任京大教授，先后任巴黎大学、哈佛大学、汉堡大学等客座教授。曾荣获有“汉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儒莲奖、日本学士院奖和文化功劳者奖章。在日本和国际汉学界，他的著述被广为阅读和引用，司马辽太郎、松本清张等都是他的书迷。代表作有《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科举》《东洋的近世》等。身后，《宫崎市定全集》共二十五卷出版，几乎包括汉学全部领域。从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经济型态、文化性质、权力关系、政府组织各方面对汉文化的发展进行了深刻的研究。

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中国*部正史，它生动地描绘了古代中国的社会与人。《史记》诞生后，中国几乎没有能够*它的史书，评论《史记》几乎与评论中国的整个历史有着同等的价值。《史记》不仅在中国影响深远，它在日本也随着遣唐使传入后广为流传。经过六十年的钻研，宫崎市定从《史记》的成书到结构全面解读这部伟大的名著，著成这部*的《史记》入门经典。

在本书中，宫崎市定展现了他独特的《史记》解读法。他对于司马迁在体例上的变通赞赏有加，认为“体例的设立应当是为了记述的便利，如果因为体例的存在而受到束缚，无法从心所欲地下笔，那就是世界上*傻的事了。”对于《史记》的叙事手法，作者发现其中文学价值较高的篇目，都遵循着中国古代诗歌一般“起承转结”的结构，并且推测可能受到了古代戏剧形式“偶语”的影响。此外，本书中时常夹杂着作者对司马迁的简评，虽是只言片语，却生动风趣，尽显智慧。

在充分了解作者司马迁的人格与经历、《史记》的结构与风格之后，宫崎市定读出了《史记》中展现的真实的古代中国。那是一个如同古希腊、古罗马一般的古代市民社会。民众的主体，是居住在城郭里的自由民。他们每天早早地走出城门，在自家农田里辛勤劳作，日落时分回到城里休息。在这里，他们不再被一个词语或者几行文字所概括，他们是真正鲜活地存在过的人。

宫崎市定作为怀有六十年经验的先贤，本书正是要向一般读者展示说明《史记》的世界。我们甚至能够感受到，宫崎将《史记》作为谈笑的素材而悠然自得。

——吉川忠夫（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原所长）

也只有宫崎，才能突破20世纪中国史研究的樊笼，得出如此奇妙的观点。这不仅是出于其一生都在践行“中国史研究必须是世界史研究的一环”这一坚定信念，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研究者，宫崎始终都是“自由人”。也只有他这样的“自由人”，才能够理解同是“自由人”的司马迁及其笔下的中国上古社会。

——张学锋（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史学的独立

司马迁创作了中国第一部历史、位列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他生于公元前2世纪，生活在汉王朝最鼎盛的时代，比起公元前5世纪的西洋历史学家之祖希罗多德，大约晚了三个世纪。这也清楚地表明，中国文化的起步要晚于西方，因为历史学的发达是计算文化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

《史记》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民族史，而不是世界史。尽管《史记》的记述涉及了当时中国人所能知晓的地域极限，北到外蒙古，西到地中海，南到印度，东到海上的仙山，但这并不意味着《史记》是站在将异民族与中国平行，保留其独有传统而与之共存的综合性立场上书写的。只有在他们恰好与中国发生关联的时候，司马迁才会对这一关联表现出兴趣，而对于他们国民的过去以及将来的发展，则丝毫没有关注。

司马迁不具备今天所说的哲学，但他是以一种价值观写成了《史记》。他认为历史并不存在必然性，因此也没有必然性背后隐藏着的理论。在他看来，所有类似于思想乃至哲学的东西，都不过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理应包含在综合记述人类行为的历史之中。

但是，他的思想和价值观并不是从他身上突然出现的。他的史学有着渊源和背景，这在今天依然可以做出某种历史性的追踪。

司马迁的史学明显来源于孔子，但他并不是所谓的儒家。如果是儒家，就应该埋头于孔子教授的儒学，致力于阐明孔子的教条，而他虽接受了孔子的影响，却没有与之合流，而是创立了作为新学问的历史学。这样的态度在当时绝不罕见，所谓诸子百家都是不被以往的学问束缚，自立门派而成一家。因此，被视作与儒家对立的一群家学而统称为诸子，他们自己一定是很不满意的。但作为实力竞争的结果，只有儒家不断繁荣，成为学问的主流，与其不符的全都被斥为支流，不分青红皂白地视为一体。这是时势所然，由不得抱怨。如果不是儒家而是墨子的学派得势的话，墨家就会被视为历代学问的正统，儒家就只是诸子百家之一，只能面临龟缩一隅的命运了。

因此，司马迁的史学如果没有后继者的话，也不过是儒家的一个支流，如同《吕氏春秋》般名列诸子中的一家而已。但是，后世中史学的必要性不断增加，其后继者也络绎不绝，最终史学的独立地位得到了承认，甚至能够和孔子的儒家经学相对抗，司马迁作为史学祖先的名声得以确立。

中国在传统上将所有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类，经是儒家的经书，史是以《史记》为开端的史籍，子是诸子百家之书，集是以文学为主的文集。使经书成为经典的编纂者自然是孔子，史学的创始人是司马迁，子部和集部是集合名词，所以没有创立者。由此可见，从学问上而言，司马迁可以说拥有着与孔子相比肩的地位。

史学与儒学

在儒家经典中，与史学关系最深的是《书经》和《春秋》。《书经》也称《尚书》，记录了古代帝王诸侯下达教谕命令时的话语，也就是一种语录。《春秋》本来是鲁国的年代记，只是笔记程度的简单记录，后来经过儒家的解释，形成了《公羊》《榖梁》《左氏》三传。三传从各自的立场给《春秋》的正文赋予深奥的含义并加以解释，从而使《春秋》成为儒学的教科书。传是对经书正文的第一次解释，在后世受到了不亚于正文的崇敬。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书经》和《春秋》都只是单纯的记录，虽然可以称为史料，但很难说就是历史。至于对此加以儒家形式解说的尚书学和春秋学，它们相比于弄清历史事实，更着重于阐发儒家的宗旨，所以是儒学而不是史学。

司马迁可能一度修习儒学，著述《史记》时自然会将《书经》和《春秋》作为史料。与此同时，承认经书的儒学性解释并加以记述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不仅如此，司马迁在价值观上也深受儒学，特别是春秋公羊学思想的影响。

《史记》的体裁

司马迁的《史记》共计一百三十卷，内容由本纪十二卷，表十卷，书八卷，世家三十卷，列传七十卷组成。本纪是帝王的记录，始于以黄帝为首的五帝，下接夏商周三代，经过秦朝而到达当时的汉代，记录了主权者交替的年代顺序，因此是编年体的历史，可以说沿用了《春秋》的体裁。不过，本纪既然是帝王的记录，必然会转载帝王下达的教令话语，也就是《书经》中的内容，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本纪之后是表，表将历史事实尽可能地简单化，使其能够一目了然。这是司马迁的创造，《史记》以前并没有这样的体例。接着是书，从《礼书》到《平准书》共计八书，在每个特定的政治话题下整理相关内容，这些内容如果分散记录在本纪中，就可能切断其他事件的连续性，造成主题松散、前后缺乏逻辑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将这些记事独立成为一书。八书中有关于经济统治政策的《平准书》，司马迁的这一创见值得高度评价。“平准”就是水平的意思，也就是在物价沸腾的时候，将其稳定到一定水平的政策。只不过通常情况下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就是另一回事了，有时候反而带来大的弊害，这也正是司马迁所要警告的。

接下来的世家是作为割据政权的封建诸侯的记录，记载了从帝王处获得领地、委任统治当地的世袭大夫们的兴衰荣辱。由于中国土地广大、人口众多，指掌中央统一政权的帝王与一般民众之间必然会产生中介性质的统治机构。由于诸侯都是世袭的，因此称为“世家”。

世家之后就是列传，主要是平民的记录。当下动辄将古代中国放在奴隶制时代的框架下理解，很容易把它想象成一个毫无自由的停滞社会。但《史记》列传的记述完全颠覆了这种预想，那里所描绘的中国如同西洋的希腊和罗马一样，是古典市民生活的社会。虽然不能否定奴隶的存在，但人民的主体是居住在有城墙环绕的农业都市里的自由市民。他们通常每天早早地走出城门，到城外的自家农田里劳动，日落时分回到城内休息，闲暇时候聚集在城内被称为市的交易场所，从中获得一定的娱乐。这里的市，正可以和希腊、罗马的市场（Agora）、广场（Forum）相媲美。

序言

第一章  《史记》的读法——我们曾经怎样读《史记》

第二章  正史之祖——纪传体的创立

第三章  本纪——中国的辩证法

第四章  世家——政权割据的力学

第五章  年表——历史可以追溯到多远

第六章  列传——古代市民社会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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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简要年表

《史记》中的女性

解说（吉川忠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