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学》收录了托马斯•品钦青年时代于1959年至1964年发表的五部短篇小说：《小雨》《低地》《熵》《玫瑰之下》和《秘密融合》。每一篇都包含着品钦小说创作标志性的主题与技法，更透露了许多有关他成长轨迹的线索：他的海军生涯、对勒卡雷的致敬、痴迷“熵”的起源……

任何从这位战后西方文坛怪异的天才那里而来的事物都值得人真诚地去追索。我已经读过他的两本书，然而托马斯·品钦其人却是个有名的“隐士”。他书上的“作者介绍”这一条目下是一片惹眼的空白。在《慢慢学》一书中，他却首次破例，以豪爽大方的姿态展现了一名聪明又有才华的年轻人如何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风格。对于这样一位对自己讳莫如深的人来说，这本书真是太过慷慨。

——《星期天泰晤士报》

这五篇故事都有着非凡的叙事张力和独创性。每篇故事都有一种特有的氛围，每一篇都着品钦式的喜剧时刻。

——《纽约时报书评》

对于觉得品钦很吓人而对他望而生畏的人而言（谁不这样觉得呢），对这些故事的介绍能够使这个人的姿态降低一点，使你知道原来他曾经（从前，很久之前，）也是个人类。

——一位读者

玫瑰之下

随着午后时光的推移，黄色的云朵开始在穆罕默德· 阿里广场的上空聚集，留着一星半点的云卷朝着利比亚沙漠的方向飘去。从西南方吹来的风静静地掠过易卜拉欣路，穿过广场，把沙漠里的凉意带到城里。

那就下点雨吧，泼潘提恩想：快下雨吧。他坐在一家咖啡馆门前的铁质小桌边，抽着土耳其香烟，喝着第三杯咖啡，长外套则搭在旁边椅子的靠背上。今天，他穿了浅色花呢衣，戴着一顶毡帽，上面系着一块平纹细布，以保护脖子不受暴晒；他对阳光总是有些戒心的。云聚拢过来，天渐渐阴了。泼潘提恩在座位上挪了挪屁股，从西装背心口袋里拿出一块表，看了看时间，又放了回去。他转过身，看着广场上熙熙攘攘的欧洲人：有的人正急着进奥斯曼帝国银行，有的人在商店橱窗外溜达，或坐在咖啡馆里。他精心设计了自己的表情：沉着淡然，却又带着浪子的期待；他就像是要在这里和女士约会。

所有这一切都是做给那些关注者们看的。天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其实，他们就是指老牌间谍莫德威尔普的那帮手下。不知为何，人们总喜欢在提到他时加一句“老牌间谍”。这也许是一种复古的用法，在过去，这种昵称是对英雄主义或男子气概的一种褒奖。或者，这可能是因为一个世纪正迅速走向尾声，随之终结的是一种间谍传统——那时，人们默认一切应依绅士风范来行事；那时，伊顿公学的操场塑造了（可以这么说吧）入伍前的行为操守，所以，“老牌间谍”这一标签可以确保那人在这个特别的上流社会占据一席之地，直到死亡——个体或集体意义上的死亡——以刺芒使之永归宁静。而泼潘提恩本人则被那些关注者们称为“单纯的英国人”。

上个星期在布林迪西，他们如往常一样不断地展现同情心，这给予了他们某种道德优势，他们懂得自己的做法令泼潘提恩无法回敬。因此，他们谨小慎微地设计追踪路线，冷不丁地与他在旅途上相逢。同样，他们也效仿了他的私人策略：住在客人最多的酒店，坐在游客爱去的咖啡馆，总是选最光明正大的路线旅行。这当然令他尤其气恼；就好像这种巧扮的单纯是泼潘提恩的发明，只要是别人——尤其是莫德威尔普的间谍们——用了这一招，那就属于侵犯专利。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还会盗用他那儿童般的眼神，那胖天使般的微笑。对于他们的这种意气相投，他近十五年来一直是唯恐避之不及；那时是1883年的一个冬夜，在那不勒斯的布里斯托酒店大堂里，你所认识的间谍共济会全部成员似乎都在那里等待。他们所等待的，是喀土穆的沦陷，是阿富汗危机的不断恶化，直到人们可以称之为世界的末日。他去那里见到了已显老态的莫德威尔普，这位赢家或大师；他知道在这场游戏当中，迟早会有这么一天。他感到这位老人的手关切地摩挲着他的手臂，听见对方真诚的私语：“事情快到头了；我们也许都会参与，所有人。要小心。”如何回应？还能怎么回应？只能是小心观察，几近急切地寻找虚情假意的蛛丝马迹。当然，他什么都没找到；于是，他很快怒火中烧，无法掩盖自己的无助之感。在此后的历次遭遇中，泼潘提恩都是如此这般，搬起石头却砸了自己的脚，所以等到了1898年的炎夏，他已俨然练就了一副冷石心肠。他们还继续用这种屡试不爽的方法：从不追踪他的生活，从不破坏行规，虽然做有些事已成了他们的乐子，但仍克制行事。

他如今坐在这里，怀疑在布林迪西见到的两人是否有谁跟踪他到了亚历山大。他可以肯定在威尼斯的船上并未看见他们，但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有一艘奥地利劳埃德的邮轮从的里雅斯特出发，中途经停了布林迪西，这是他们唯一可选的另一艘船。今天是星期一。泼潘提恩是周五离开的。的里雅斯特的船周四起航，周日晚些时候到达。所以：（1）第二糟糕的情形是，他还有六天时间；（2）最坏的可能，他们已经知道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已在泼潘提恩之前离开，并且已经到了这里。

他看着太阳渐渐暗下去，看着风将穆罕默德· 阿里广场的刺槐树叶子吹得啪啪直响。远处有人喊他的名字。他转过身，看见了头发金黄的古德费罗，他兴高采烈地沿着谢里夫帕夏街向他大步走来，身上穿着一件大礼服，头上戴着一顶大了两个码子的太阳帽。“喂，”古德费罗喊道，“泼潘提恩，我见到了一位特别迷人的年轻女士。”泼潘提恩又点了一根香烟，闭上眼睛。古德费罗身边的所有年轻女士都很漂亮。在当了两年半的搭档之后，他已经习惯了古德费罗的右臂会不断引来女性的依偎：就仿佛欧洲的每个首都都是马盖特，而海滨的散步路有如大陆那么漫长。假如古德费罗知道他一半的薪水都按月寄给了在利物浦的妻子，那么他至少不露声色，照样在那儿乐颠颠地嬉笑疯闹。泼潘提恩看过他搭档的卷宗，但已经决定不掺和他妻子这档事。他一边听古德费罗说，一边看他拉出一把椅子，用糟糕的阿拉伯语来招呼服务员：“Hat fingan kahwa bisukkar, ya weled.”

“古德费罗，”泼潘提恩说，“你犯不着这样——”

“Ya weled, ya weled.”古德费罗大声说。服务生是法国人，并不懂阿拉伯语。“啊，”古德费罗说，“那就咖啡。Café，你懂吧。”

“旅馆怎么样？”泼潘提恩问。

“非常好。”古德费罗住在距离这里七个街区的科迪瓦酒店。因为财政上临时出了点状况，所以只能允许一个人维持平常的食宿标准。泼潘提恩则在土耳其广场和一个朋友同住。“关于这个女孩，”古德费罗说，“今晚在奥地利领事馆有个派对。陪她的人，是古德费罗：语言学家，冒险家，外交家……”

“名字？”泼潘提恩说。

“维多利亚· 列恩。和家人来旅行的，他们分别是阿拉斯泰尔· 列恩爵士，英国皇家风琴师学会会员，还有妹妹米尔德里德。母亲过世了。明天就要出发去开罗。库克的尼罗河之旅。”泼潘提恩等他接着说。“还有个神经不正常的考古学家，”古德费罗似乎有些不情不愿，“叫什么班戈–夏弗兹伯里。年纪轻轻，脑子糨糊。不具危害性。”

“噢。”

“切。太亢奋了。应该少喝点咖啡。”

“也许吧。”泼潘提恩说。古德费罗的咖啡来了。泼潘提恩继续说：“你知道我们最后都是要看运气的。我们总是这样。”古德费罗心不在焉地笑了，搅了搅自己的咖啡。

“我已经采取行动了。为了争得这个年轻女士的芳心，我要和班戈–夏弗兹伯里好好拼一下。这人是个十足的蠢货。他着了魔地想去看卢克索的底比斯废墟。”

“当然。”泼潘提恩说。他站起身，把长外套搭到肩上。开始下雨了。古德费罗递给他一个白色小信封，反面有奥地利的饰章。

“八点，我猜。”泼潘提恩说。

“说得对。你一定要见见这个女孩。”

此时，泼潘提恩突然浑身一紧。这份职业很孤独，总是需要严阵以待，虽然并非总是生死考验。所以，每隔一段时间，他就需要扮扮小丑。“疯闹一下”，他是这样形容的。他相信，这样做会让他更有人情味。“我会戴着假胡子去，”他告诉古德费罗，“假扮成一个意大利的伯爵。”他乐呵呵地笔挺站立，假装握住一只手： “亲爱的小姐。”他弯下腰，亲吻了空气。

“你疯了吧。”古德费罗开心地说。

“疯狂的儿子！”泼潘提恩开始用意大利语唱起了起伏的男高音。“看吧，我如何又哭又求……”他的意大利语并不算好，不时夹杂着伦敦东区英语的腔调。一群英国游客急匆匆从外面进来躲雨，好奇地回头瞅他。

“够了，”古德费罗皱起眉头，“是在都灵，我记得。托里诺，对吗？九三年。我护送一个后背上有痣的侯爵千金，克里莫尼尼唱了《德古耶》。你，泼潘提恩，亵渎了这份回忆。”

但泼潘提恩如小丑般腾空跃起，用脚跟磕出声响；他拿腔作势地站着，拳头放在胸口，另一只胳膊伸向前方。“当我乞求宽恕！”服务生哭笑不得地看着他们。雨下大了。古德费罗坐在雨中，喝着咖啡。雨点敲打着他的太阳帽。“妹妹还不错，”他看着泼潘提恩在广场上肆情玩闹，“米尔德里德，你知道的。虽然只有十一岁。”最后，他发现自己的燕尾服快要湿透了。他站起身，留了一皮阿斯特加一米利姆的钱在桌上，冲着泼潘提恩点点头，此时的泼潘提恩正站着看他。广场上已空无一人，除了穆罕默德· 阿里的骑马塑像。曾经有多少次，他们就这样看着彼此，在暮色将至的广场上，他们的影子无论横竖，与周遭风景相比都显得非常渺小。假如我们可以在那一刻暂时确认某种设计论，那么这两人就一定像是小小的棋子，可以被随意摆在欧洲棋盘的任何位置。他俩是同色的棋子（虽然其中一个会站在上级的对角线后方以示尊敬），都在扫视着每个大使馆的镶花地板，以寻找敌人的蛛丝马迹，或观察每个雕像的脸以再度确信自己还有自我主导（也许，这即不幸意味着自我的人性）。此时的他们会努力忘却一点，即无论你如何切分每个城市的正方棋格，它都不是什么有生命的东西。很快，两人装作正儿八经地转过身，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开了：古德费罗回酒店，泼潘提恩从拉斯埃丁大街去土耳其广场。在八点之前他会一直思考当前的局势。

此时各处都是一团糟。英格兰新近的殖民地英雄是基奇纳总司令，他刚在喀土穆打了胜仗，现在正位于白尼罗州大约四百英里的地方，在丛林中摸索前进。据说在附近还有一个叫马尔尚的将军。英国不希望法国染指尼罗河谷地区。如果这两拨部队遭遇并惹出什么麻烦，新组建的法国内阁的外交部长德尔卡塞宁愿为此开战。现在所有人都意识到，这场碰面不可避免了。基奇纳接到命令不要主动进攻，避免一切挑衅行为。如果打仗，俄国会支持法国，而英国和德国正处于短暂的蜜月期，这当然意味着意大利和奥地利也是盟友。

泼潘提恩认为，莫德威尔普人生的一大乐趣是总不让别人安生。他所求的，就是终有一战。不是一次逐鹿瓜分非洲的小打小闹，而是一次欧洲诸国的末日决战，大家都玩儿完，弄个鱼死网破，一拍两散。泼潘提恩或许曾经搞不懂为什么他的对头竟然会这么热盼战争。但在玩犬兔追逐游戏的这十五年里，他已确信自己责无旁贷，应该去阻止这场末日决战的到来。他觉得，这样的一种结盟方式，只可能出现在一个间谍行业变得愈发集体化的西方世界，1848年的事件和整个欧洲大陆无政府主义者与极端分子的活动似乎已宣告：历史不再是由单个君主的文治武功来缔造，而是由乌合之众，由淡蓝色网格上那些趋势图和冰冷曲线来书写的。所以这场战斗注定会是老牌间谍和天真英国人之间的单打独斗。他们孤零零地站在——天知道位于何处——荒芜的竞技场上。古德费罗知晓这场私人的战斗，而毫无疑问莫德威尔普的下属同样也知道。他们是卖力的副手，关注的完全是国家利益，而他们的头儿则在某个他们无法企及的高度，过招比拼。名义上泼潘提恩为英格兰工作，而莫德威尔普为德国服务，但这也只是偶然罢了：假如他们的职位互换，他们很可能还是会选择原来的立场。泼潘提恩知道，这是因为他和莫德威尔普同属一个类型：即马基雅维里党人，这种人依然玩着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政治游戏，而他们所处的世界早已今非昔比了。于是，这种自我设定的角色仅仅变成了一种尊严的表达，尤其是在一个对巴麦尊爵士巧取豪夺之功仍念念不忘的行业中。对泼潘提恩而言，多亏外交部还留着足够多这种传统精神，所以才能让他自行其是。不过就算他们确实起过疑心，他也无从得知。每当他的个人任务与外交政策刚好相符时，泼潘提恩就会给伦敦送一份报告回去，而且似乎没谁有过埋怨。

对泼潘提恩来说，现在的关键人物似乎是英国驻开罗的总领事克劳麦尔勋爵，此人是一个极其能干的外交官，而且行事谨慎，不会意气用事：譬如发动战争。莫德威尔普有可能会采取暗杀行动吗？似乎要计划一下去趟开罗。尽可能地显得毫无歹意；这当然不在话下。

奥地利领事馆位于科迪瓦酒店的街对面，那里的盛况一如从前。古德费罗坐在宽大的大理石楼梯的底层台阶上，旁边是一个姑娘，看样子还不到十八岁，她和身上穿的长礼服一样，显得有点臃肿土气。古德费罗的正装因为淋了雨而有些皱；他的外套在腋下和腹部显得有些紧；沙漠的风吹乱了他的金发，脸也是红彤彤的，显得有些不自在。泼潘提恩望着他的模样，渐渐也意识到自己的模样：他的晚礼服古怪奇特，是在戈登将军被马赫迪打败的那一年买的。在这种聚会上，他是个无可救药的土包子，常常就如同是死而复生的无头戈登。至少在这些群星璀璨、盛装打扮的外国贵族当中，他的确有那么古怪。那个过时的事：总司令重新夺回来了喀土穆，并一雪前耻，但人们早已忘记了这一切。他曾见过这个当年在中国战场立过战功的传奇英雄，那时此人正站在格雷夫森德的防御土墙上。当时的泼潘提恩只有十多岁，可能被这场面冲昏了头；他也的确如此。但是，从那一刻到布里斯托酒店聚首的岁月里，世事早已不同。那天夜里，他想到了莫德威尔普，想到了某种末日来临的可能性；也许还想到了自己的落寞之感。但他并没有去想那个中国的戈登，那个站在童年时代泰晤士河口的孤独神秘的身影；据说当他在被围的喀土穆坐以待毙时，短短一天头发就全白了。

……

【序言/后记】

自 序

在我记忆中，这些故事写于1958到1964年之间。其中四篇是我在大学里写的—第五篇《秘密融合》（1964）才算像出自一个出师的学徒之手，而不是练笔之作。你可能已经知道，重读自己二十年前写的任何东西，都会对自尊心造成巨大打击，甚至包括那些付讫的支票。重读这些故事时，我第一反应是“噢，天哪”，同时还感受到了身体不适。我的第二个想法是彻底重写。这两种冲动还是被中年人的沉静压制了下来，我现在假装已经达到了一种清醒的境界，明白自己当时是怎样的一个年轻作者。我的意思是，我不能完全把这家伙从我生命里抹掉。另一方面，假如通过某种尚未发明的技术，我能和他在今日邂逅，我会乐意借钱给他吗？或者为了这次相逢，甚至愿意去街上喝杯啤酒，聊聊过去的事情？

我应该警告那些哪怕最善意的读者，这里有一些非常令人腻烦的段落，也充满了年少无知犯的错。同时，我最希望的是，尽管它们不时有点装腔作势，傻里傻气，设计不周，但让故事留着这些破绽是有用的，它们能说明那些刚入门的小说家会犯哪些典型的错误，提醒年轻作家最好避免某些做法。

《小雨》是我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一个朋友在陆军服役两年，其间我正好在海军服役，是他提供了故事细节。飓风确实发生过，我朋友所在的陆军通信小分队承担了故事中所描述的任务。我对自己写作最不满意的东西，大部分都以萌芽和更为高级的形式体现在这里了。我当时没能认识到，首先，主人公的问题真实而有趣，本身就足以发展成一个故事。显然，那时我觉得必须额外加一层雨的意象，必须要用《荒原》和《永别了，武器》的典故。我那时写作的座右铭是“要有文学范儿”，这点子很糟糕，完全是我自己捣腾出来的，而且就照这么做了。

还有我糟糕的耳朵，同样令人尴尬，它们破坏了很多对话，尤其是结尾部分。我那时对不同地区口音的认识还很浅薄。我曾注意到军队的人说话都被同化成了一种美国乡村基调。没多久，从纽约来的意大利裔街头小混混说话听上去就像南方农村人了，佐治亚州的水兵休假回来后，抱怨没人听得懂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的口音就像是北方佬。我来自北方，听到的所谓“南方口音”其实就是这种在军队里通用的口音，而不是别的。我以为自己听到了弗吉尼亚东部老百姓把/ow/音发成了/oo/，其实我不知道在真正的南方民间，不同地方（甚至是弗吉尼亚的不同地方）人们说话的口音都大为不同。在当时的电影中，这个错误也很明显。具体来说，我在酒吧那一段的问题，不仅是我让一个路易斯安那州的女孩刚开始就用我没听真切的南方东部二合元音说话，更糟的是，我坚持使之成了情节的一个要素—它对于莱文而言很重要，所以对故事发展也如此。我的错误是，在自己还没一副好耳朵之前就去炫耀听觉。

在故事的核心，最关键、最令我不安的，是我的叙事者（他几乎等同于我，但不是我）处理死亡主题的方式非常糟糕。当我们说起小说的“严肃性”时，最终谈的其实是对死亡的态度— 譬如人物面对它时会如何行事，或当它并非近在咫尺时，他们如何应对。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但这个话题很少向年轻作家提及，可能是因为他们尚处于打磨技巧的年纪，这种建议提了也是白搭。（我怀疑奇幻小说和科幻小说之所以能吸引那么多年轻读者，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书改造了空间和时间，人物可以轻易在时空连续体中任意旅行，因而得以摆脱身体面临的危险和时间流逝的定数，所以死亡也往往不是什么问题。）

在《小雨》中，这些人物在用未成年人的方式对待死亡。他们逃避：他们睡懒觉，用委婉语谈论死亡。当他们真的提到死亡时，就试着插科打诨。更糟的是，他们将之与性搅在一起。你们会发现在故事结尾，似乎发生了某种形式的性事，虽然从文本中难以确定。语言突然变得花哨难懂。也许这不仅仅是出于我年少时对于性的紧张。回想起来，我觉得这可能是出于整个大学时代亚文化中的一种普遍紧张。这是一种自我审查的倾向。这也是《嚎叫》《洛丽塔》和《北回归线》的时代，这些作品在当时激起了执法部门的过度反应。甚至在那时能读到的一些美国隐晦色情读物中，都会用极其夸张的象征手法去避免描写性行为。今天，这似乎都不再是问题，但在当时它确实是人们写作时能真切感受到的一种限制。

我现在觉得这个故事有趣的地方，并不是态度的老派和幼稚，而是其阶级视角。无论和平时期军队能有多少别的好处，它起码能对社会结构提供一种绝佳的观照。甚至对年轻人而言，有一点也很明显，即普通人生活中常常未获承认的等级差异在军队对于“军官”和“士兵”的区分中体现得格外明显和直接。人们惊讶地发现，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穿着卡其军装、戴着军衔徽章、肩负重要职责的成年人其实可能是白痴。而那些工人阶级出身的普通海军士兵，虽然按理说属于可能犯傻的那一拨，却更可能展现出才能、勇气、人性、智慧，以及其他受教育阶层自以为拥有的美德。虽然用的是文学术语，但“肥腚”莱文在这个故事中的冲突，其实是对谁忠诚的问题。作为一个1950年代不问政治的学生，我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以现在的视角来看，我觉得当时的写作是出于一种两难的困境，在某种意义上，当时大部分作家都得应付这个问题。

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说，它与语言有关。我们受到了各个方向的鼓舞—凯鲁亚克和“垮掉派”作家，索尔· 贝娄在《奥吉· 马奇历险记》中的用词，还有那些初露头角的作家，像赫伯特· 戈尔德和菲利普· 罗斯等—从他们身上，我们发现在小说中至少允许同时存在两种非常不同的英语。居然允许！那样去写其实没问题！可当时谁知道呢？这种影响令人振奋，它使人获得解放，给人强烈的鼓舞。它并不是两选一，而是扩展了可能性。我认为我们并未有意识地去探索如何将之综合起来，虽然也许我们本应如此。大学生和蓝领工人在政治上并未成为同路人，这一点使得1960年代后期“新左派”的成功受到了限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两个群体在交流方式上，存在着真实而隐形的阶级力场。

当年，这种冲突就像大部分其他事物一样，悄无声息地进行着。它在文学中形成的对立，就是传统小说与“垮掉派”小说的对立。虽然相距遥远，但我们时常听闻的一个事件就发生在芝加哥大学。譬如，那里有一个文学理论的“芝加哥学派”，广受瞩目和尊敬。与此同时，《芝加哥评论》发生过一次大震荡，催生了支持“垮掉派”的《大桌》杂志。“芝加哥发生的事”成了某种无法想象的颠覆性威胁的简称。当时还有很多其他类似的争论。为了抵抗传统的强势力量，我们当时喜欢向着圆心之外去运动，那些吸引我们的东西，有诺曼· 梅勒的散文《白种黑人》，有随处可见的爵士乐唱片，还有一本书，我仍然相信它是伟大的美国小说——杰克· 凯鲁亚克的《在路上》。

还有一种次要影响（至少对我而言），就是海伦· 沃德尔的《流浪的学者》，它在1950年代初重印，讲述了中世纪大批年轻诗人们离开修道院，走到欧洲街头，以歌唱的方式欢庆他们在学术院墙之外发现的广阔生活天地。考虑到当时大学的环境，这其中的影射并不难想见。其实并不是说大学生活枯燥乏味，而是因为那些底层另类生活的信息不断隐秘地渗透进大学的常青藤，我们开始感觉到校园外另一个嗡嗡作响的世界。我们中有些人无法抵抗诱惑，就离开了大学，去外面见识世界。其中相当一些人又回到大学，带着第一手见闻去鼓动另外一些人也如此尝试——1960年代的大学生退学潮就是由此发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