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完备地收录了汪曾祺谈文艺创作的文字。作者这类谈文论画的随笔小品，文字一如既往的空疏冲淡，开阖从容，对于艺术创作，不管是书画戏剧，还民俗曲艺，都能让读者感受到他一派天然的美学情致和生活态度，让人不由地心生感动、向往……
这个题目似乎不通。顾名思义，“知识分子”，当然是有知识的，有什么“知识化”的问题？这里所谓“知识”，不是指对某一学科的专业知识，而是指全面的文化修养。
四十多年前，在昆明华山南路一家裱画店看到一幅字，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是一个窄长的条幅，浅银红蜡笺，写的是《前赤壁赋》。地道的，纯正的文徵明体小楷，清秀潇洒，雅韵欲流。现在能写这样文徵明体小楷的不多了！看看后面的落款，是“吴兴赵九章”！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赵九章是当时少有的或仅有的地球物理学家，竟然能写这样漂亮的小字，他真不愧是吴兴人！我们知道华罗庚先生是写散曲的（他是金坛人，写的却是北曲，爱用“俺”字），有一次我在北京市委党校附近的商场看到华先生用行书写的招牌，也奔放，也蕴藉，较之以写字赚大钱的江湖书法家的字高出多矣！我没有想到华先生还能写字。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写的字。我们知道，严济慈先生，苏步青先生都写旧体诗。严先生的书法也极有功力。如果我没有记错，“欧美同学会”的门匾的笔力坚挺的欧体大字，就是严先生的手笔（欧体写成大字，很要力气）。我们大概四二、四三年间，在昆明云南大学成立了一个曲社，有时做“同期”。参加“同期”的除了文科师生，常有几位搞自然科学的教授、讲师。许宝先生是数论专家，但许家是昆曲世家，许先生的曲子唱得很讲究。我的《刺虎》就是他亲授的。崔芝兰先生（女）是生物系教授，几十年都在研究蝌蚪的尾巴，但是酷爱昆曲，每“期”必到，经常唱的是《西厢记·楼会》。吴征镒先生是植物分类学专家，是唱老生的。他当年嗓子好，中气足，能把《弹词》的“九转货郎儿”唱到底，有时也唱《扫秦》。现在，他还在唱，只是当年曲友风流云散，找一个撅笛的也不易了。
解放以后的教育过于急功近利。搞自然科学的只知埋头于本科，成了一个科技匠，较之上一代的科学家的清通渊博风流儒雅相去远矣。
自然科学界如此，治人文科学者也差不多。
就拿我们这行来说。写小说的只管写小说，写诗的只管写诗，搞理论的只管搞理论，对一般的文化知识兴趣不大。前几年王蒙同志提出作家学者化，看来确实有这个问题。拿写字说，前一代，郭老、茅公、叶圣老、王统照的字都写得很好。闻一多先生的金文旷绝一代，沈从文先生的章草自成一格。到了我们这一辈就不行了。比我更年轻的作家的字大部分都拿不出手。作家写的字不像样子，这点不大说得过去。
提高知识分子的文化修养，这不是问题么？
知识分子的文化修养普遍地提高了，这对提高我们全民族的文化修养将会起很大的推动作用。反之，如果知识分子的文化修养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将会不堪设想。
西窗雨
很多中国作家是吃狼的奶长大的。没有外国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学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很多作家也许不会成为作家。即使有人从来不看任何外国文学作品，即使他一辈子住在连一条公路也没有的山沟里，他也是会受外国文学的影响的，尽管是间接又间接的。没有一个作家是真正的“土著”，尽管他以此自豪，以此标榜。
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我为避战乱，住在乡下的一个小庵里，身边所带的书，除为了考大学用的物理化学教科书外，只有一本《沈从文选集》，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可以说，是这两本书引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屠格涅夫对人的同情，对自然的细致的观察给我很深的影响。 我在大学里读的是中文系，但是课外所看的，主要是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
我喜欢在气质上比较接近我的作家。不喜欢托尔斯泰。一直到一九五八年我被划成右派下放劳动，为了找一部耐看的作品，我才带了两大本《战争与和平》，费了好大的劲才看完。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沉重阴郁的小说。非常喜欢契诃夫。托尔斯泰说契诃夫是一个很怪的作家，他好像把文字随便丢来丢去，就成了一篇作品。我喜欢他的松散自由、随便、起止自在的文体；喜欢他对生活的痛苦的思索和一片温情。我认为契诃夫是一个真正的现代作家。从契诃夫后，俄罗斯文学才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苏联文学里，我喜欢安东诺夫。他是继承契诃夫传统的。他比契诃夫更现代一些，更西方一些。我看了他的《在电车上》，有一次在文联大楼开完会出来，在大门台阶上遇到萧乾同志，我问他：“这是不是意识流？”萧乾说：“是。但是我不敢说！”五十年代，在中国提起意识流都好像是犯法的。
我喜欢苏克申，他也是继承契诃夫的。苏克申对人生的感悟比安东诺夫要深，因为这时的苏联作家已经摆脱了斯大林的控制，可以更自由地思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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