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油画创作与“公民意识”的呈现
——关于“第四届广东画院学术提名展”
看了“第四届广东画院学术提名展”策展报告与相关作品的图片后，感到主持人冯原对于展览的主题把握是极其到位的。这显然得益于他对西方历史与中国历史，还有中国现状的深入研究。另外，从这样一个文化主题出发进行策展也是与国际接轨的。其意义在于：一方面它很好地弥补了近些年来美术展览对公民这一重大主题的忽视；另一方面也提示了艺术良心在当下的无比重要性。和西方于古希腊的雅典和古罗马的城邦时期在民主政治的雏形上出现了“公民”概念并不一样，中国是一个长期处于封建统治之下的国度，而处在底层的普通大众一向是被历代统治者所忽视的。与此相匹配的是，那些表现帝王与侍从的作品，总是会将前者画得十分高大，将后者画得十分矮小。虽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美术作品受西方一些作品的影响，表现了普通底层人的苦难生活，但在1949年以后，这一现象不仅被严格禁止，而且传统的封建意识也变相地出现在了众多美术作品中。事实上，后一种状况在“文革”时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一大批表现领袖视察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证明。在这类绘画中，领袖总是处于视觉中心，那些以“人民”名义出现的各方代表，如工农兵等则处于陪衬的地位。的确，从理论上看，当时的艺术管理机构一直强调要表现工农兵，可在所有美术作品中，他们却总是按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登场。这意味着，当时美术作品中的工农兵总是以类型化、概念化的方式出现，而不是以独一无二的个体出现；其次，他们从来也没有出现在纯粹的私人领域里，进而表现他们的真实的喜怒哀乐。到了新时期初期，曾出现了罗中立的《父亲》和陈丹青的《西藏组画》等表现普通底层人的优秀作品，但后来就难以为继了。在市场上，人们看到的尽是大量粉饰太平的风情画。而在官办展览中，则主要是以体现主旋律为主的作品。当然不能说，90年代以来就完全没有表现普通人形象与生活的作品。但真正从民主政治的大背景下，以社会关怀的价值去表达公民的作品实在少之又少。所以，我们的艺术家面临的紧迫问题是：如何用自己的作品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从属于法律概念的“公民”，而不是从属于政治概念的“人民”。正如冯原先生所说： “描绘他们，就是去表达一种社会性的关怀；描绘他们，可以成为对社会创伤的抚慰；描绘他们，更可以凝聚社会认同，并指向一个更加公平而美好的未来。”
按我国宪法规定，任何公民都享有政治权利和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权利、社济权利、教育、科学、文化权利和自由、特定人的权利和监督权利等。因此，美术作品对公民的表现内容其实是十分宽泛的。但决不能搞概念与主题先行，而应从艺术家的真实感受出发。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我认为“第四届广东画院学术提名展”中的大部分作品都非常优秀，既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也比过去的同类作品有很大长进。特别是忻东旺与段正渠对农民的表现，徐唯辛对矿工的表现，龙虎对藏民的表现，宣新民对渔民的表现，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在我看来，他们都以独特的艺术风格、敏锐的观察力、人文关怀的价值观生动而有血有肉地表现了生活中具有生命个体内涵的“公民”。用策展人冯原的话说，他们是永不可重复的个人，并拥有自己的自由意志、愿望与想法。然而，这个展览中体现出的两个现象也很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本来，艺术家完全有自己的创作自由，但众多艺术家都热衷于画都市中的少男少女，而忽视与公民意识相关的更多生活领域和现象是令人很遗憾的；第二，个别艺术家基本上是以一种泛写生的状态来呈现普通人，而没有更全面、更深入地表现出对象真实的生存状态。于是，表现对象的愿望与想法就很少被涉及，更不用说站在公民的立场上去表达他们的心声了。毫无疑问，这也正是“第四届广东画院学术提名展”向我们提示的很有价值的问题。看来，策展人冯原提出的目标还有待进一步实现，即艺术家应将人文关怀的价值观置入到公民的语境中，并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到当下的社会生活之中。需要说明的是，展览中的很多作品如果仅仅是放在比较纯粹的肖像展与写生展中无疑是很优秀的，但放在一个强调公民意识的展览中，则显现出了以上两个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史学界有一个“向下看”的方法论转型，这种取向更加注重基层经验和生活细节的“小历史”，并从细微事件和平常人物重构历史，以使人们更加了解历史基层的实际情况。很明显，这一点对艺术界影响是很大的。比方说，文学界与摄影界都在近一阶段不断地推出了一批真实反映公民生存状态的优秀作品，其微观的角度与客观的尺度不仅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对相关问题的解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对而言，我们的艺术家在关于公民创作的方面则要比文学界与摄影界的同仁差得多。追其原因，关键还是因为我们的一些艺术家既缺乏“公民意识”与“底层关怀”的价值观，也不太了解公民。因此在涉及公民与 “底层”人时总是习惯于站在表面观察的角度上，自觉不自觉运用了常态写生与过去的表述范式，这使得我们即使涉及了底层的人物与现象，也抓不住本质。弄得不好，还会颠覆事实本身，传出了不是特别准确的信息。所以，我要借“第四届广东画院学术提名展”举办的机会，呼吁所有关注公民题材的艺术家尽可能地“向下看”，进而利用“公民意识”与底层的元素来构造更有思想、更加纯净的关于公民的艺术。同时，我还想强调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只要我们忠实于现实本身，我们必然会发现，作为公民，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对于主流有所偏离，这与他们的实际状态、需求、利益、自主性有关。不了解这一切，我们就难以找到一个恰当的切入角度。第二，与上一个问题密切相关的是，“公民”这个概念既然作为一个新的创作动因出现，就需要我们的艺术家运用新的创作方法论去创造与之相匹配的新艺术范式，以解决“公民如何被表述”的新艺术问题——这无疑包括创造新的艺术图像与新艺术表现技巧。我相信，从此出发，我们的艺术家必将大有可为。在这里，还有一个现象是不能忽视的，即于宣传中，公民尽管占有十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位置，可现实生活中，他们的权利常常被伤害。我认为，作为特殊知识分子的艺术家，应该重视这一社会文化现实，并用我们的作品来促使问题的良性转化。反过来，如果我们“不作为”或处于失语状态，就是我们的重大失职。柳东妩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到：“这个世界只有两种声音：强势群体的声音和弱势群体的声音。前者强大洪亮，后者弱小低哑；前者齐整彰显，后者参差不齐。”我们当然应该替处于失语状态的公民讲话，以便让各方面全面了解公民真实存在的状态。而这就需要我们努力了解公民，并消除对公民的隔膜感。
2012年12月，《美术》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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