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很好的教科书;
12节点，浓缩新中国国史精萃;
1954年之里程碑意义——开一届人大、定第一部宪法、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一日轻松读国史：感名家学术精粹，品朴实畅达文字
历史是很好的教科书。本丛书分别选取在共和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转折或引起过社会加速发展的12个年份为切入点，以生动的文笔和翔实的资料记述这些年份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本书以生动的文笔和翔实的资料记述了1954年前后中国发展的历史：开一届人大、定第一部宪法、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本书采用纪事本末体，将研究性成果以讲故事的形式诉诸文字，可读性强。
“读点国史：辉煌年代国史丛书”选择在共和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转折或引起过社会加速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2个年份为切入点，一年一本，以生动的文笔和翔实的资料记述了这一年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描述其经济政治发展状况和社会风貌，论述其在新中国65年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地位。
丛书共12卷，分别为：
《新元初始——1950年的中国》
《大业宏图——1954年的中国》
《意气风发——1956年的中国》
《关山飞渡——1962年的中国》
《激荡岁月——1976年的中国》
《伟大转折——1978年的中国》
《春潮涌动——1984年的中国》
《迎风破浪——1992年的中国》
《继往开来——1997年的中国》
《众志成城——2003年的中国》
《奥运腾飞——2008年的中国》
《筑梦辉煌——2013年的中国》
第一章 财经战线上的第二个战役
粮棉统购统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财经战线上进行的第二个大战役，它和稳定物价、统一财经以及社会主义改造并称为“三大战役”。
粮棉统购统销政策酝酿和动员于1953年，贯彻落实于1954年，后来的发展则延至1955年。1954年是居于上挂下连的位置，也是十分关键的一年。
一、严峻的粮食购销形势
◎东北的灾情很重
◎现在山区农民每个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白面
◎吃商品粮的人知多少
◎只要粮价一波动，搞粮食投机的人一个晚上就可以增加几十万
◎粮贩子连青苗也抢着买
◎北京、天津的面粉不够供应
◎有人请愿要求卖掉棉花和生猪买粮食
严峻的粮食问题，出现在1953年。
本来，中国人口众多是好事。人多，热情高，干劲大。但人多嘴也多，喂饱肚子的绝对量也大得惊人。所以，新中国成立时，曾有人预言，中共领导不了经济。国外更有人对中国粮食上的困难幸灾乐祸，断言新中国政府无法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稳定物价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稳定粮食价格的斗争。1950年3月，平抑了第四次物价波动的同时，也结束了自抗日战争以来持续十几年的粮食市场剧烈动荡，把人民群众从解放前粮价一日数涨的痛苦中解救出来。此后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过程中，农业生产得到很大发展，粮食、棉花这两种最主要的农产品生产一年好于一年，出现了连年增长的喜人局面。到1952年，粮食产量达到3278亿斤，是1949年的144.8％（1949年产量为2264亿斤），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1936年增长18.2％（1936年产量为2774亿斤）。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全国农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326亿元，增长到1952年的484亿元，三年增长幅度为48.5％，平均每年递增14.2％，是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生产取得的第一个阶段性的伟大成就。
但是，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产生了。谁能料到，1952年粮食大丰收，紧接着的是1953年粮食不够用。
粮食紧张，原因多多。
首先是东北的灾情很重。东北1953年因水灾减产，计划产量440亿斤，实际产量最多只有370亿斤。计划收购100亿斤，只能收购76亿斤。东北上调中央的粮食数应是42亿斤，现只能上调26亿斤，减少了16亿斤。中央掌握的粮食是96亿斤，减少16亿斤，就占1／6，数目可观。
二是土改后粮食产量虽有大幅度的提高，但由于农民生活改善，增产的粮食中相当一部分被农民自己消费了。据统计，1949年农村人均消费粮食370斤，1952年增加到444斤。同三年前相比，每个农村人口多消耗粮食74斤。全国农村人口5亿多，加起来就是一个惊人的370亿斤。仅新增加消费的就有这么多。1953年11月7日，薄一波在华北作了几十天调查之后，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写道：“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吃上十顿的白面，现在则每个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这是国家收购小麦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页。薄一波的调查与粮食部的分析是一致的。
三是农民生活水平相对提高，还导致一个变化：他们有的为了防备灾荒，把余粮贮存起来（有的地方农民有存粮如存金的心理）或者囤积惜售，待价而沽。因此，国家需要的商品粮不仅没有随着生产量的增长而相应地提高，相反却在下降。公粮和商品粮占粮食总产量的比例，1951～1952年度为28.2％，1952～1953年度下降为25.7％。
四是粮食需求量急剧增加，城乡粮食供应面迅速扩大。1953年城镇人口达到7800多万，比1949年增加2000多万，比1952年也增加了660多万，已经占全国总人口的13.3％。城镇人口的增加，除自然增长的以外，绝大部分来自农村。他们在农村时吃粮自给，进城后则需要国家供应商品粮。而同时，随着经济建设和发展工业的需要，经济作物产区迅速扩大，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和其他缺粮农民增加到1个亿，也都需要国家供应粮食。1953年返销农村的粮食多达317亿斤。这使得国家承担的社会粮食供销量越来越大，在前三年曾有所缓和的粮食产需矛盾骤然又尖锐起来。
粮食形势已经如此紧张，粮贩子和投机商还趁机兴风作浪，抢购粮食，火上浇油。
当时的粮食市场是自由市场，农民除缴纳农业税（即公粮）外，粮食可以自由上市。经营粮食的，除国营粮食公司和供销合作社外，还有私营粮商。在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这个粮食年度（粮食年度是指在流通领域中计算粮食的购、销、调、存所使用的全国统一的年度，当时规定的粮食年度是从本年7月1日起到下年6月底止。后来改为从本年4月1日起到下年3月底止）内，全国上市粮348亿斤，国家和供销合作社收购69.9％，私商收购301％，接近于1／3。粮食形势一吃紧，私商同国家争夺粮源的斗争立时趋于尖锐。在江苏省苏南地区，投机商利用变相提价、拦路收购等方式争购新稻，1952年10月至11月间，个别粮点私商收购比例高达90％以上。江西省吉安市，1952年12月18日至22日的5天内，上市的稻谷全部被私商收去。江苏徐州专区是江苏省黄豆主要产区，黄豆产量占全省总产量的50％以上。徐州专区各县1952年黄豆收割时，大江南北粮商蜂拥而至。国营粮食部门和合作社以合理的价格挂牌收购，不法私商勾结当地粮商和粮贩子，深入农村抢购。无锡的私商王雨农在邳县、新沂等县的集镇上安排了十多家“代理店”，收买了20多个小驴贩子，先后抢购黄豆和杂粮30多万斤（其中黄豆有20多万斤）。有个叫陈生的则用抬高价格的办法，一次就抢购黄豆6万多斤。在交通不便的农村，他们就杀价收购，使农民吃亏很大。不法私商甚至还在农村大肆买青苗和禾花谷。1953年青黄不接时，湖北省潜江县腰河乡被私商买去青苗谷13万多斤。石首县有一私商，令其女儿先后拜了八个农民为干爹，以这种方式抢购大批青苗。浙江省温州专署粮食局在温州蒲江乡36个村调查，有74％的农民卖了青苗或禾花谷。粮食投机商预购青苗的价格，一般比牌价低20％～30％，有的则低了40％以上。
各地私商抢购粮食还有一套与国营粮食部门作斗争的策略：从集中转向分散，从公开转向隐蔽，从城市转向农村。私商买走粮食，虽然也可以满足市场需要，但抬高了粮价。当时私商活动频繁的地区，粮食市价一般高出牌价20％～30％。那时，人民收入偏低，很难承受这样的价格。大批粮贩子活动于小城镇与乡村之间，只要粮价一波动，搞粮食投机的人一个晚上就可以增加几十万，如果波动两三个月，粮贩子就可以增加几百万。这种情况又助长了农民不肯卖粮的惜售情绪。
由于以上原因，国家粮食收购计划不能完成，销售计划大大突破。1952年下半年，全国许多地区出现抢购粮食的现象。河南省洛阳、许昌等地群众纷纷出售棉花、生猪，抢购小麦。12月，抢购之风，由局部地区蔓延到河南全省。到1953年上半年，各地抢购之风继续发展。河南省南阳市各地粮食供应点经常聚集上千人排队争购。江苏省如东县的白蒲镇，竟发生万人请愿，要求卖掉棉花、生猪而购买粮食的事情。抢购之风，造成粮食牌价与市价脱节。这年春天，江苏省杂粮市价高于牌价15％，有的地区高出30％。河南、江西、安徽、山东、山西、河北、陕西等省的粮食市价一般高出牌价10％～20％。粮食市价高于牌价，使国家在产粮区也收购不上粮食。如江西省赣州地区稻谷牌价每百斤505元，而私商抬高到5.50～5.80元。国家粮食收购比重由原来占上市量的70％，下降到只占2.9％。湖南、湖北两省的粮食产区，国家收购的粮食所占的上市量亦由60％～70％下降为10％～30％。参见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0页。到夏季，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在受灾地区和小城镇，已发生混乱现象，有的地区有数千人乃至上万人在国家售粮店排成长龙争购粮食。国家粮食部门购少销多，逆差急剧扩大。1953年10月，全国粮食销售量比1952年同期增加了31.3％，而收购量却不能完成任务，1953年9月份只完成计划的80.1％，西北地区只完成月计划的46％。过去规定全国供应京、津23亿斤粮食，其中面粉16亿斤，结果实际掌握的只有10亿斤。从7月1日到10月初的三个月已卖出5亿多斤，其中9月份销售面粉154万余袋，而同年1月份只销售93万袋，从10月份到1954年6月的七个月只剩4亿多斤。由于面粉销售量上升过快，生产和库存极为紧张，供销矛盾十分尖锐，一些不法商贩又趁北京城市面粉价格低于郊区价格之机，向京郊附近各县倒卖面粉牟取暴利，每天市内外流面粉达3000～4000袋。京、津面粉供应严重不足，“出现了令人担心的情况”。
二、一担“炸药”，八种选择
◎陈云早有预见
◎“一要吃饭，二要建设”
◎四个不能减少
◎处理好四种关系
◎八种方案选其优
◎中央人民政府要天天做“叫花子”，天天过“年三十”
◎“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
粮食形势如此严峻，解决粮食问题已成为当时党和政府面临的极为重大的任务。在这紧要关头，政务院副总理兼中财委主任陈云受中共中央和政务院的委托，研究对策。
其实，对粮食问题，陈云早有预见。1950年11月，统一财经工作取得决定性胜利。欣喜之余，陈云就提醒大家：“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为了把城市维持好，必须密切注意粮食的供应”。1952年1月15日，陈云在起草以他和薄一波、李富春三人名义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粮食征购的主张：“今后若干年内我国粮食将不是宽裕的，而且城市人口将逐年增加，政府还必须有粮食储备（备荒及必需的对外贸易），因此征购粮食是必要的”；并提出1952年秋后扩大征购面。后来，陈云把这一思想概括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由于一些地方同志感到这个问题事关重大，希望从缓推行，中央在1952年实际上没有进行试点。
1953年上半年，粮食供销矛盾进一步加剧，毛泽东要求中财委拿出具体办法，当时，陈云因病在外地休息，中财委工作由薄一波主持。薄一波组织粮食部和中财委粮食组共同研究，草拟了《粮食收购办法》《粮食计划供应办法》等文件，没有提到征购。据薄一波讲：“那是考虑到农村工作人员和农民可能难于接受。”这些草案报中央初步审阅后，于6月15日提交正在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讨论、修改。
财经会议是6月至8月开的，陈云回到北京，已是7月下旬。他拿出很大的精力进行研究。农业不像工业，可以加班加点增加产量。农业还是要靠天吃饭。供求紧张，增加供应不可能，只有减少支出了。但减少支出的途径，用陈云的话说，叫作：“一个一个都想到了，都不行。”为什么呢？
一是粮食销售不能减少。城市和集镇人口的吃粮必须按数供应，农村受灾地区和缺粮户的口粮也必须保证供应。
二是军队和机关人员的口粮不能减少。公家每年发给他们33亿斤，他们还要从市场上购买一点，这是一点不能少的。
三是出口粮不能减少。在新中国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和禁运时，苏联、东欧和其他友好国家政府给中国提供的积极支持和援助，是十分宝贵的。中国也努力组织出口和进口，开展对这些国家的贸易。由于我国资金有限，只能进行以物易物的现货贸易。每年出口32亿斤粮食，其中20亿斤是大豆，主要是用来跟苏联等国换机器设备，5.4亿斤是跟锡兰（今斯里兰卡）换橡胶。这些都是大规模经济建设所必需的，当然不能减。
四是储备粮不能减少。本粮食年度内的储备粮为23亿斤，增加库存粮为54亿斤，共77亿斤。用这两项全部来弥补87亿斤的差额，也还差10亿斤，就要从老库里再挖掉10亿斤。这样，库存的194亿斤就减为184亿斤。如果这样做了，明年的情况会比今年还紧张，波动的面比今年还要大。而且，184亿斤，听起来挺多，实际上其中的179亿斤根本就是不能动的。因为由6月底到新粮上市，东北、西北最早要到10月底，华北是10月上旬，华东、华南是9月底，中南是8月底，平均要准备出三个月的口粮，最低限度需要118亿斤。另外，还有21亿斤麦子是供应全年的，不能动。死角粮（指存放地点偏僻，根本运不出来的粮食；或者能够运出，但估计运出后按发粮地成本计算，亏损百分之百以上的粮食）和难运粮20亿斤，以及加工生产和运输的周转粮20亿斤，四项合计179亿斤，剩下来只有5亿斤。如果真到了库存5亿斤的地步，那可真是等于吃光分净，扫地出门了。因为当时全国人口已经超过5个亿，库存尚不及人均1斤，真是在开天大的玩笑！
减少不下去，增加不上来，粮食就要发生混乱。而且会提前发生，会由过去的四五月或五六月提前到过了阴历年发生。粮食混乱绝对要波及物价。因为粮食对劳动者的影响太大了。他们的收入，60％～70％用在吃上。用在穿的方面只占10％左右。而吃的东西，如蔬菜、猪肉、鸡蛋等，价格统统跟着粮价走。粮价涨了，物价就要全面涨。物价一涨，工资也要跟着涨。工资一涨，预算就要超过，就会造成人心恐慌。人民政府成立以来被老百姓叫好的“物价稳定”这一条就有丢掉的危险。
所以，陈云认为，对粮食问题，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在大的政策上，有四种关系要处理好。这就是：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国家跟商人的关系；中央跟地方、地方跟地方的关系。这四种关系中，难处理的是头两种，而最难的是第一种。只要把粮食收上来，分配是容易的。正所谓“处理好了第一种关系，天下事就好办了”。
在具体的选择上，用陈云的话说，叫作“从‘改良主义’想起”，共提出八种方案。经过缜密、细致、周详的考虑，逐个进行比较，权衡利弊得失，其中的七种被否定了，这七种是：
第一种，“只配不征”。即只在城市搞配售，农村不征购。这种办法所以不行，是因为只关了一个门，只准一个人买多少，不准囤积，但农民也有眼睛，也有耳朵，他看到城市搞配售，就会说：“啊！你缺少粮食，老子不卖。”其结果是我们买不到粮食。
第二种，“只征不配”。即只在农村征购，城市不配售，还是自由市场。结果可能会边征边漏。农民会拿交征购粮所得的钱，转一个身跑到城市里从粮食公司再把粮食买回农村。
第三种，“原封不动”。即继续自由买进，自由卖出。这样做，就像前面所讲的那样，结果必乱无疑。
第四种，“动员认购”。东北地区1951年实行过。就是层层下达控制数字，而控制数字不向农民露底，由村支部动员农民认购，报一个数，主持人说：“不够，再加！”再报一个数，主持人看看还不够，就说：“不够，再加！”总之，不加够就不散会。办法就是认购量达不到控制数字不散会。这说起来是一种强迫而不命令的办法。但不达目的不散会，不是强迫命令又是什么？强迫而不命令还不如搞征购，有明确的命令好。有了明确的命令，至少开会容易些。
第五种，“临渴掘井”。即先自由购买，实在买不到的时候，再去重点产粮区征购。这样办所以不行，其道理就在于，到实在买不到的时候，城市自由供应也就无法继续维持了。
第六种，“合同预购”。这个办法1949年、1950年在东北、华北收购棉花时试行过，1951年对棉、麻、烟、甘蔗、茶叶等多种农产品全面实行合同预购。但预购合同一般要在春耕前签订，1953～1954年粮食年度改行粮食合同预购，为时已晚。而且前几年合同预购证明，预购合同对小农的约束力也是有限的，收成好，他按合同交售，甚至希望国家多买；收成不好，市场价格看涨，虽订了合同，他不履约也没有办法。现在的问题不是粮食多了，而是不足，试图全面推行合同制来完成收购任务，没有把握。
第七种，“各行其是”。不搞统一的办法，这个地方可以实行这种办法，那个地方可以实行那种办法，只要不妨害旁的地方而且能够完成任务，也不妨一试，但就怕各地互相影响，不好掌握。
陈云认为可行的就是一种——“又征又配”。即在农村征购，在城市配给。这是一种硬性办法，也是个“彻底的办法”。不是没有一点担心。这项政策和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特别是和广大农民的关系。农民的粮食不能自由支配了，虽然出钱买，但他们不能待价而沽了，很可能影响生产情绪。不能不考虑会出什么乱子。全国有26万个乡，100多万个自然村。如果十个自然村中有一个出毛病，那就是十万个自然村。“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的事，都可能发生”。但如果继续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陈云形象地比喻说：我看中央人民政府就要天天做“叫花子”，天天过“年三十”。“我这个人不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但是，只要农业生产没有很大提高，“这一条路总是要走的”，这是一条长远的大计。《陈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8、211页。
三、紧急决策会议
◎国庆之夜，天安门城楼上的汇报
◎次日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又征又配虽有风险，但也不是说一定出大乱子
◎毛泽东说，征购配售，势在必行
◎“和‘余粮征集制’不同”
◎全国粮食紧急会议
◎大区书记个个表态
◎粮食部长章乃器主张将“配售”改叫“计划供应”
◎新的粮食政策合起来就叫作统购统销
◎受毛泽东委托，邓小平讲话
1953年10月1日，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厅里，陈云将自己的想法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汇报。毛泽东听了陈云的意见，觉得确也别无良策，表示同意，周恩来、邓小平也都赞同。毛泽东当即拍板，并嘱陈云负责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邓小平起草决议，迅即召开全国粮食会议，将此方案付诸实施。
鉴于情势紧迫，从天安门城楼回家后，陈云连夜起草出会议通知，于10月2日凌晨送毛泽东处。毛泽东对通知作修改后决定当晚7时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政治局扩大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首先听取陈云的报告。报告说，情况十分严重，如不采取有效措施，会更加严重。波及工业生产，计划经济也将受影响。这不利于国家，不利于人民，只有利于富农和投机商人。谈到解决办法，陈云指出，就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城市实行配售。对于不这么做的后果，陈云作了预测。他说，如果我们不这么做，那我们就要恢复到大清帝国、北洋军阀、国民党的那个办法。就是进口粮食，向美国、向加拿大、向澳洲买粮食、买麦子。一年进口300万吨。我们的外汇有多少呢？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口、向香港出口的青菜、猪鬃、大豆，加上侨汇，总计不过3亿美金，大概能买300万吨粮食。如果把这些买了粮食，那我们就不要建设了，机器也不要搞了，工业也不要搞了。那时也有一种后果，我们也要挨东西，挨什么呢？挨飞机炸弹，挨大炮，还要加上挨扁担。你搞得不好，帝国主义打来了，农民的扁担还会打你。农民会说：“请你走吧，不要你在北京了。”
陈云认为，又征又配虽然有一定的风险，但也不是说就一定出大乱子。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这个办法还是可以行得通的。因为首先，我们与农民有很好的关系，农民是支持我们的。其次，从我们征收的数量看，农民也是可以接受的。当时，全国需征收粮食600亿～700亿斤，而根据以往几年的经验，农民每年在市场上出售的粮食大约也是这个数。
但由于时间关系，公粮马上就要开征，是否在当年实行征购，陈云尚存犹豫。这时，1953年9月18日才兼任财政部长的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从国家财政的角度出了一个主意：把征收公粮的时间推迟一个月，征购和征收一起搞，免得搞两起麻烦。会议经过讨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征收公粮推迟到11月，以积极配合粮食征购。
担任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在1953年夏收以后就觉察到粮食问题的紧张，国家收购计划月月完不成。国家如何从农民手里取得粮食？邓子恢曾设想经过以供销合作社来吸收农民粮食的办法，即由供销合作社同农民签订产销合同，用工业品和商品交换粮食。这里边的关键问题是价格。他提出解决价格问题必须有四项保证：一是保证农民能够扩大再生产；二是保证广大群众生活逐步改善；三是保证运销方面有利可图；四是保证国家能够积累资金。他还设想，要加快国营农场的发展，让国营农场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粮食，为国分忧。正当他准备向中央提出这个设想的时候，粮食危机发生了。情况急变，他感到自己的设想是远水难解近火。于是他支持中央的决策，实行粮食征购配售。
毛泽东最后发言，赞同陈云的报告，也同意征粮的布置推迟一个月。他说，这也是要打一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要充分准备，紧急动员。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分土地的好处，有些农民开始忘记了。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进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体农庄），农村经济正处在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时期，现在是“青黄不接”。我们的经济主体是国营经济，有两个翅膀，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他认为，对农民的改造，如果没有计划收购粮食这一项，就不完全。
毛泽东说，今天讨论的问题是涉及占农村人口80％～90％的广大农民的问题，也涉及缺粮户的问题。依靠谁呢？主要依靠党员，他们是干部和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光靠缺粮户是不行的。征购，管制私商，统一管理粮食，势在必行。配售问题可以考虑，我观察也势在必行。因为小农经济增产不多，而城市粮食需求年年增长。
毛泽东估计到：这样做可能出的毛病，第一是农民不满，第二是市民不满，第三是外国舆论不满。问题是看我们的工作。毛泽东讲，宣传问题，要全党动员，大张旗鼓。但他又强调，“报纸一字不登”。10月12日，他在邓子恢考察南方粮食问题的《简报》上，再次注明“暂不登报”。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通知指出：“从根本上找出办法来解决粮食问题，是全党刻不容缓的任务。”通知还点名要求五大区书记必须参加会议。
10月10日，全国粮食会议召开。这次会议对外名称未用“紧急”二字，以免引起恐慌。
陈云在会上作报告。他详细分析了粮食购销形势，对八种方案的选择和实行“又征又配”的可行性逐个作了说明。然后邓小平发言。他指出，农村征购，城镇配给，严格管制市场和集中统一管理是互相联系缺一不可的。他用一句四川土话来形容它们的关系：四项政策“只能穿一条连裆裤”。他说，中国的山头很多，粮食问题又出了几千万个山头。如不强调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就会出乱子。只有坚决实行这些办法，才能真正巩固工农联盟，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保障国家建设计划的实施。针对一些人提出的城市提高销售价，同时相应地提高工资的意见，邓小平说，我这个财政部长，可是一个铜板也没有，由此要加大国家支出，还得找你们要钱......
引 言 /
第一章 财经战线上的第二个战役
一、严峻的粮食购销形势
◎东北的灾情很重
◎现在山区农民每个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白面
◎吃商品粮的人知多少
◎只要粮价一波动，搞粮食投机的人一个晚上就可以增加几十万
◎粮贩子连青苗也抢着买
◎北京、天津的面粉不够供应
◎有人请愿要求卖掉棉花和生猪买粮食
二、一担“炸药”，八种选择
◎陈云早有预见
◎“一要吃饭，二要建设”
◎四个不能减少
◎处理好四种关系
◎八种方案选其优
◎中央人民政府要天天做“叫花子”，天天过“年三十”
◎“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
三、紧急决策会议
◎国庆之夜，天安门城楼上的汇报
◎次日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又征又配虽有风险，但也不是说一定出大乱子
◎毛泽东说，征购配售，势在必行
◎“和‘余粮征集制’不同”
◎全国粮食紧急会议
◎大区书记个个表态
◎粮食部长章乃器主张将“配售”改叫“计划供应”
◎新的粮食政策合起来就叫作统购统销
◎受毛泽东委托，邓小平讲话
四、统购统销政策的内容和贯彻
◎“相互关联，缺一不可”的四项政策
◎什么是日本的“粮食出荷”
◎国民党的“三征”是怎么回事
◎“全党动手，全力以赴，充分进行政治动员”
◎三级干部会
◎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难关渡过了，形势缓和了”
五、统购统销政策的补充
◎人人谈粮食，户户要统销
◎定产、定购、定销
◎“人不叫，猪不叫，牲口不叫”
◎农民称“三定”为“四定”
◎1955年11月1日起全国普遍使用粮票
◎供粮标准的九个等级
◎牲畜也有“粮票”
六、统购统销政策的发展
◎食油供应紧张是较长时期带有根本性的困难问题
◎一吨食油可换回四吨钢材
◎陈云说：从来没有因为没衣穿而死人引起乱子的
◎投机商用“远期支票”套购棉布
◎1954年9月，国家开始发行布票
◎生猪的派购、派养
第二章 出席日内瓦会议和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一、“谋定而后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以大国身份被邀请参加国际会议
◎“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论的道路”
◎这是一个正规戏，又是第一次唱
◎中南海西花厅，午夜以后
◎对苏联的工作访问
◎专机暂停乌兰巴托
◎莫斯科的“圆桌会议”
◎阵容整齐、人才济济的中国代表团
◎模拟的记者招待会
二、日内瓦会议（上）
◎莫洛托夫提醒，慢点走，给记者留下几个镜头
◎中国代表团着装引出的误会
◎莱蒙湖畔的万花岭别墅
◎周恩来第一次发言，欧洲各报头版报道
◎美国首席代表杜勒斯提前走了
◎6月15日，极精彩的一幕
三、日内瓦会议（下）
◎“联法抗美”的策略
◎奠边府大捷太是时候了
◎周恩来6月16日的六点建议“打开了一个新的门”
◎法国各阶层代表团纷纷来到日内瓦
◎法国主战派政府倒台
◎周恩来在伯尔尼会见了法国新总理
◎三天的柳州会议
◎在不损害基本利益的前提下，作个别让步
◎美国拒绝参加会议的最后宣言
◎“意外的收获”
四、活跃的会场外交往
◎为记者举行大型冷餐招待会，请他们吸中国烟、喝中国酒、吃中国菜
◎“他们具有没有大国架子的大国风度”
◎《1952年国庆节》放映完，掌声雷动
◎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东方式的细腻的演出”
◎艾登请周恩来在菜单上签名
◎卓别林说，茅台酒是真正男子汉喝的酒
◎中国代表团从老、柬代表那里了解到不少印度支那的实际情况
◎专用线路共收发往来电报3271份，150多万字
五、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3年12月，周恩来接见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周恩来与尼赫鲁进行了六次正式会谈
◎缅甸总理吴努说，现在好了，这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协议使我放心了
◎毛泽东对艾德礼说，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合作也可以
◎毛泽东说：什么叫互不干涉内政呢？那就是，一国的国内纠纷，由这个国家自己管，别国不得过问，也不得利用
◎1956年中国政府在声明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更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
第三章 建立国家新体制
一、制定《宪法》
◎《宪法》起草委员会称得上是豪华阵容
◎《宪法》的制定，从筹备到通过历时一年零八个月
◎毛泽东坐镇杭州
◎毛泽东指定中央委员看十部中外《宪法》
◎每一稿都派专人送到北京供中央讨论
◎陈伯达要回家当小学教师
◎田家英工作过度，劳累吐血
◎初稿可以小修改，也可以大修改，还可以推翻另拟
◎8000多人大讨论，5900多条修改意见
◎一二十个稿子，“反复研究，不厌其详”
◎有人提议将这部《宪法》命名为“毛泽东宪法”
◎《宪法》在全国人大召开的前一天仍在修改
◎很多人认为应该用“繁荣、富强、幸福、自由”，“繁荣、幸福、大家富裕”等字眼来形容社会主义社会
◎有人统计，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总共116条，“人民”一词出现262次
◎28年后的1982年起草现行《宪法》时，彭真仍称1954年《宪法》“比较完善”
二、第一次全国普选
◎《选举法》开当代中国普选之先河
◎选举权没有教育程度和财产状况的限制
◎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45年前和今天一样，都是用大红纸张榜公布选民名单
◎1953年6月30日24时，全国范围内开始第一次人口普查
◎人口普查中发现百岁以上老人3384人
◎为了投票，她等了两个钟头才上花车
◎总计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226人
三、第一届全国人大的召开和新国家机构的建立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开幕式上为烈士默哀三分钟
◎毛泽东宣布：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吴玉章主张：应把《宪法》或包括《宪法》内容的课程列为中学和大学共同必修的政治课程
◎张澜提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人民，都要切实遵行，共同信守
◎大会通过《宪法》时“暴风雨似的掌声延续了五分钟”
◎《人民日报》署名文章称：毛泽东任国家主席，“六亿人民，一个心愿”
◎中央人民政府由两级体制改为一级体制
四、政治协商格局的初步形成
◎要不要同民主人士继续合作
◎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一些民主党派的成员和民主人士出现一些思想顾虑
◎第一届政协与以后的各届政协有所不同，政协不是权力机关
◎毛泽东说，“干脆取消”应该是干脆不取消；“丢掉包袱”应改为不要丢掉包袱
◎刘少奇说，对几年来有进步需要提升者，应予提升
◎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的领导人物一起来协商新中国的大事非常重要
◎真理不在乎是不是清一色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
◎二届政协的七项准则
◎二届政协不再设全体会议，开始增设地方委员会
◎二届政协委员的特点：范围大，代表广，方面多，分量够
◎周恩来担任政协主席
五、国庆五周年庆典
◎毛泽东61个字的祝酒词
◎彭德怀检阅三军仪仗队
◎阅兵式历时一小时零三分钟
◎游行队伍排成70路纵队浩浩荡荡地行进
◎13万工人大队走在前边
◎14万学生队伍欢呼着进入广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模型徐徐打开，“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八个大字清晰地呈现出来
◎无数标语牌上写着“和平”，无数的和平鸽从游行队伍中飞起
六、赫鲁晓夫访华
◎赫鲁晓夫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赫鲁晓夫的画像出现在游行队伍中
◎“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在北京新建成的苏联展览馆开幕
◎10月3日，中苏两国领导人开始正式会谈
◎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
◎赫鲁晓夫登上上海百老汇的顶层
◎赫鲁晓夫对西湖鱼汤大加赞赏
◎赫鲁晓夫一行品尝热带水果乐不可支，却不敢恭维广州的名菜——“龙虎斗”
◎中苏两国政府一揽子签订了七个协定
◎中国有偿地接收了一笔可观的武器装备
◎赫鲁晓夫送给中国一套农场设备和83件机器展品
四章 高饶事件和七届四中全会
一、引发工会工作的一场争论
◎邓子恢关于“工会立场”的报告
◎高岗组织写出针锋相对的文章
◎李立三受到批判并付出被撤职的代价
◎刘少奇作了自我批评
◎高岗在政治上得了“一分”
二、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争论
◎刘少奇批评了东北局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谈话不满
◎刘少奇说，我们中国党内有很大的一部分同志存有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刘少奇认为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春藕斋讲话
◎高岗又得了“一分”
三、“新税制”风波
◎新税制引起强烈反响和波动
◎毛泽东“看报始知”
◎周恩来紧急处理
◎薄一波预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了
◎陈云细说新税制的两个错误
◎中央政府的领导重新作了分工
四、高饶“发难”
◎“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财经会议上的“批薄射刘”
◎毛泽东建议周恩来“搬兵”解围
◎高岗散布的所谓“军党论”
◎饶漱石的呼应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讨安伐刘”
五、七届四中全会和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毛泽东警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
◎毛泽东提议召开中央全会
◎毛泽东强调：“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
◎毛泽东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未出席中央全会
◎七届四中全会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刘少奇作了自我批评
◎邓小平说了一席公道话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
六、后来的评说
◎邓小平说：“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指出：反对高、饶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进行的比较成功、比较健康的一次党内斗争”
◎《刘少奇传》一书指出：“这件事无论在党的历史上还是刘少奇个人的政治生涯中，都造成严重的影响”
◎毛泽东说：“伸手岂止高饶”
第五章 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一、简单的背景材料
◎从《红楼梦》到“红学”
◎“索隐派”对《红楼梦》的种种解释
◎俞平伯其人
◎《红楼梦研究》的出版
二、事情的缘起
◎毛泽东眼中的《红楼梦》
◎“小人物的文章”
◎有所保留的《文艺报》编者按
◎《光明日报》编者按的评价也不高
◎毛泽东这封信写给28位同志
◎“又出现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
三、批判的发动和兴起
◎“小人物”终于在党报上发表了他们的批评文章
◎全国著名的专家教授出席了中国作协主持的第一次批评会
◎陆定一的报告说，这次讨论不应该仅停止在《红楼梦》一本书和俞平伯一个人上
◎《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
◎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接连召开八次会议
◎文联主席郭沫若提出“三点建议”
◎作协主席茅盾的发言题目是“良好的开端”
◎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作了“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
◎毛泽东说：《文艺报》必须批判，否则不公平
◎《文艺报》领导机构改组
四、对这次批判的评析
◎超过了批判《武训传》的规模
◎在这场运动中，报刊上发表了数百篇文章
◎很多批评意见包含着正确的合理的成分
◎陈毅说，贾宝玉和林黛玉是当时的新兴阶级的代表，这个说法，我不赞成
◎很多批判文章严重混淆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乱扣帽子，无限上纲
五、对胡适思想的批判
◎批判胡适的九个题目
◎联席会议推定的九人委员会
◎专家座谈会召开21次
◎全国批判文章数百篇
◎以批判胡适思想来配合和推动正在进行着的社会主义改造
◎被赋予极强的现实针对性的批判运动
◎“突出了批判的正义性，而不注意批判的科学性”
第六章 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上）
一、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初兴
◎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
◎每天开会六小时，每天一个几百字的简报
◎“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1952年底，全国有800多万个互助组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公开发表
◎庞大的中国农民代表团访问苏联
◎互助合作运动开始滋长急躁冒进倾向
二、“春天反冒进”
◎毛泽东对邓子恢说：调你来做农村“统帅”
◎邓子恢的六个理由
◎“小生产改变为大生产，绝非朝呼夕至之事”
◎分了土地给他，就不能随便剥夺，必须依法保障这种所有权
◎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
◎“开始阶段宁缓勿急，连滚带爬，欲速则不达”
◎急躁冒进倾向到6月初基本终止
三、“秋天大发展”
◎毛泽东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
◎“走直路，走得好，可以较快地搞起来，为什么不可以？”
◎“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
◎“纠正急躁冒进”，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
◎“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
◎“鉴于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运动收缩了一下，所以这次会议要积极一些”
◎所谓的“确保私有”，“四大自由”
◎到1954年夏，全国各地兴建合作社已达22万多个
◎1955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紧急指示》
◎毛泽东说：“方针是‘三字经’，叫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
第七章 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下）
一、和平赎买政策
◎张闻天提出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
◎陈云关于把私营工厂“夹”到社会主义的思想
◎工业中的收购、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形式
◎零售商业的批购、经销、代销
◎公私合营“是最有利于将私有企业改造和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形式”
◎毛泽东说：过去是“西向让三，南向让再”，今后每年都要发展
二、走历史必经之路
◎资本家回想起1950年“黄金时代”，不胜依依
◎“船在河中，只好认头”
◎毛泽东说：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
◎周恩来说：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做到“水到渠成”
◎黄炎培形容社会主义改造方针是“同登彼岸，花团锦簇”
◎第一次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
◎比较集中地进行了总路线的教育
三、1954年的扩展公私合营
◎中财委提出，方针是“巩固阵地，重点扩展，加强准备”
◎政务院通过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
◎对公私合营是先“吃苹果”
◎孙孚凌说：“改变私有制不像梅兰芳唱戏，台前台后各一套，而是要脱胎换骨”
◎乐松生的同仁堂国药店是全国中药行业公私合营第一家
◎扩展公私合营第一年的产值超过过去几年全部公私合营的总产值
◎解决“吃葡萄”的问题
◎毛泽东说：“不看僧面看佛面”
第八章 文学、社会及其他
一、文学艺术上新的创作繁荣
◎优秀的名篇《黎明的河边》
◎闪烁着英雄人物精神美的《党费》
◎具有“英雄史诗精神”的《保卫延安》
◎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阿诗玛》
◎新中国成立头三年群众歌曲评奖
◎《渡江侦察记》获一等奖
◎《美术》和《戏剧报》创刊
◎中国国际旅行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成立
二、人口和行政区划
◎1954年人口首次突破六亿
◎这一年创造了前七年单年人口增长新纪录
◎撤销六大行政区
◎若干省市建制被合并
三、社会风尚和时代精神
◎1954年长江淮河发生特大洪水
◎人民群众用自己的双手，把“水涨堤高”的神话变成了现实
◎23万平方米的宏伟而复杂的建筑，仅用11个月就完成了
◎胡耀林青年突击队开风气之先
结 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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