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精要”丛书：魏徵》：
其中的士、工、商之类人的生活状况多是流动性的，只有人数最多的农民被牢牢地束缚在所耕种的土地上。但一遇上社会大动荡，或是由于农民起义，或是由于异族入侵，或是由于军阀混战，或是由于自然灾害，就会产生全社会的大逃亡、大迁徙情景。而这种因逃亡迁徙所带来的人口流动和移居，在几千年的古代社会中又是经常发生的。不过，造成离乡背井而迁居他处的因素主要在客观方面，即为现实生活所需或所迫。所以，在主观感情上，人们还是十分留恋故土的。这是由于古人具有特别强烈的敬祖观念，认为祖先的一切都好，不可轻易遗弃，自然也包括祖居地。所以，即使是出于各种原因离开祖居地而定居他乡已经好几代的人，还要声称祖居地为其籍贯。
魏晋南北朝人讲究门阀，隋唐人讲究郡望，就都是这么一套。而要讲门阀，讲郡望，首先要讲的是名人祖宗，并且日益形成一种坏风气，即有名人祖宗可讲也就罢了，一旦没有名人祖宗。就想办法假托甚至伪造一个名人祖宗而加以追攀。因此，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曾在《史通·邑里篇》中举例指出：姓袁的一定要说是陈郡人，姓刘的一定要说是彭城人，姓杜的一定要说是京兆人，姓魏的一定要说是钜鹿人。风气所及，以至于影响到唐传奇小说中人物的籍贯，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谬托高门”，即虚构世家大姓的祖居地而为其籍贯。如《莺莺传》中的崔莺莺出于博陵崔氏，张生出于清河张氏，郑老太太出于荥阳郑氏；《柳毅传》中的柳毅先娶清河张氏，再娶昌黎韩氏，全是名门望族，她们相继亡故后，曾被柳毅所救的龙女要嫁柳毅时也化身为范阳卢氏，还是名门；而《李娃传》中，干脆就用“荥阳”这个郡望来代指郑氏父子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故唐人凡涉及三代以上的世系，大多不可信。这样一来，不同的文献对同一人物籍贯的记载就会有所不同，有的记其真实的祖居地，有的记其假托的祖居地，也有的记其迁居地或实居地，还有的记其出生地。另外一些文献上，既说是这里的人，又说是那里的人，同时并举两个或三个籍贯。于是让后代读者看到的往往是同一个人似乎有好几个籍贯的怪现象。
这种现象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魏徵及其同族人来说，也不能例外。仔细看看魏徵父亲魏长贤在《北史》卷五六中的传记，再结合《全唐文》卷七四一《魏公先庙碑》、《元和姓纂》卷八“魏氏”、《新唐书》卷七二中《宰相世系表》对魏徵祖先世系的记述，就可以明白魏徵的籍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有说是钜鹿曲城人的，有说是魏州曲城人的，有说是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西）人的，有说是馆陶（今河北馆陶）人的。据当代学者考证，所谓曲城，就是下曲阳城，在今河北晋州一带。原来魏氏的始祖出于西周王室姬氏，过了不知多少代，被春秋时的晋国君主封于魏，在今山西境内。又不知过了多少代，有个叫魏韵的，在西汉时做钜鹿郡太守，于是定居钜鹿下曲阳。再经若干代，又产生了所谓的东祖魏俦，西祖魏植，而魏植定居于馆陶，魏徵就出于西祖一系。这样的世系，能有多少可信度。虽然到了魏徵的曾祖父魏钊、祖父魏彦、父亲魏长贤这几代的可信度高一些，但他们或在各地做官，或外出求学，何况又正处于北魏、东魏、北齐、北周政权更替像走马灯似的动荡年代，东奔的西走的，居住难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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