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精要”丛书：威廉姆斯》：
这种模式在二战以后，随着现代教育的发展就基本消亡了。所以大概可以说，威廉姆斯能够接受这样的古典教育颇为偶然，他是赶上了古典教育的末班车。这得益于他上学时这个中学学校的校长。这个校长是牛津毕业的，他以牛津的古典学传统为自豪，并且以为牛津输送古典学人才为己任。不出意外地，威廉姆斯中学毕业后就选择了牛津。牛津大学课程丰富，既有语言和文学，也有历史和哲学。威廉姆斯觉得这样丰富的课程非常适合他对知识的追求，尤其是在古典学之外还可以接触到哲学。正是基于这样的训练背景，威廉姆斯日后成为一名对古典学颇有研究的哲学家。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牛津正是英国哲学和世界哲学的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作为逻辑实证主义重心的维也纳小组主要成员几乎全都流向了英国和美国。在威廉姆斯进入牛津学习的那个时期，牛津拥有五十多位哲学家，超过了英国所有职业哲学家数量的四分之一。而且其声名与创造性也是首屈一指的。我们现在所津津乐道的20世纪语言哲学，也即我们常说的20世纪分析哲学的主要干将在这时几乎全部都会聚在这里。那个时候，艾耶尔的逻辑实证主义观点尽管已经开始受到反驳，但它对哲学古老问题所采取的蔑视态度依然很流行。维特根斯坦晚期哲学正处于成熟时期，其手稿被到处传抄，广为流传：J.L.奥斯汀的日常语言哲学刚赢得一大批非常忠实的追随者：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吉尔伯特·赖尔就已经是推动语言哲学转向的核心人物，到了20世纪50年代赖尔出版了《心的概念》，该书的反笛卡儿立场得到了人们的热烈讨论；随后，彼特·斯特劳森也开始在哲学舞台上崭露头角。当然，不用说，尽管已经年迈，但是作为半个世纪以来英国哲学引路人的罗素仍然在世，并且仍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英国哲学的发展。
一开始，威廉姆斯为牛津分析哲学的承诺所激动。分析哲学对于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有着特别的拆解雄心。他曾经回忆说：“当你拆解这些哲学问题时，你会发现，许多传统哲学问题还没有解决就已经消失了。这一承诺激动人心，的确有人说过，不出五十年，所有的哲学问题都将终结。”但是分析哲学反历史的倾向和对于机巧的推崇让威廉姆斯很快警觉。他意识到，在做哲学的时候，机巧是必要的，但是单有机巧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时候，他反而非常赞赏其指导教师赖尔的观点，对于任何主义和流派都要保持警惕。威廉姆斯从赖尔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赖尔的开放态度让他认识到，有着很多种的哲学问题，也有着很多种的对于哲学问题的论证方法，至于你怎么称呼这种哲学，这并不是问题。执着于一种固定的分类注定会误导人。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回忆到其导师的一段经历，用以提醒自己防止这种简单化倾向。这篇文章提到赖尔有一次去德国讲学，在演讲完成后，观众席的后排站起来了一位年轻人，这位年轻人对赖尔说：“赖尔先生，您今天讲的一切我都非常赞成。可是我已经是一名康德主义者了。”很显然，赖尔之所以给他的学生们提到这个经历，他是想回答说：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威廉姆斯的机敏给予他当时的老师以非常深刻的印象。有老师就回忆说，威廉姆斯在听你讲话时，你的话还没有结束，他就已经把握到你的全部要点了。而且他甚至还已经为你的各种可能回答准备了可能的回应。这也就难怪，1951年，威廉姆斯是以“祝贺性的一等荣誉学位”的殊荣而毕业的。据说在他的文科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时，在场的答辩委员不但没有提出任何疑问，相反，倒给了他起立鼓掌的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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