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一：关于巴金的事情
一
这是朋友F出给我的题目，已经好几年了，可是一直踌躇着不敢下笔。我感谢朋友对我的信任，可是自己知道做好这个工作是不容易的，没有把握。作为一个后辈，我对巴金的了解实在不多。记得有一次在他家里谈天，一位客人提出要我写点什么有关他的东西，我觉得有点惶恐，就声明我对他的了解实在太少，我举出的理由是，巴金曾说过“在中国作家中我受西方作品的影响比较深”，可是在这方面，我的知识却非常贫乏，不懂的东西太多了。不料他听了哈哈笑道：“你弄的那些东西我也不懂。”这就使我更为尴尬。其实我只是想顺手找一个理由来推掉，并没有除此以外对他就有足够了解的意思。但他的话也给了我一种启示，即使如此，知道多少就谈多少，懂得什么就讲什么，问题还是不难解决的。不过实在的困难也正在这里。有一部古书上讲过做文章的“秘诀”就在“趋”与“避”两个字，懂得了这一点天下就不再有难做的文章。这实在是经验之谈。应该怎么说就跟着人家一起说，不该说或不能说的就避开不说。这正是一条写作的坦平大道，但是困难恰好在这里出现。应该说可以说的人家已经说了许多，用不着再来画蛇添足；不该说的呢旁人倒少有说及，但我真的就能很好地一一说出来么？看来一切都是可疑的。总之，没有勇气是不行的。
我确实相信，要真正了解一位作家，最好的办法是去读他的作品，尽可能全面完整地读。我尝试过用这办法来从头读巴金的书，从近作开始。在阅读过程中自然会记起许多旧事、谈话。开始时是高兴的，以为到底摸到了门路，可是随即又感到了茫然，从纷繁的线索中很难理出一个头绪。正如海边的居民，日日面对大海生活，对那一碧无垠的海水波浪与涛声都熟习、惯常了，但对大海本身却还是摸不透，还只是一个茫然。
可以举一个例子。在已经出版的四本《随想录》里，他在很多地方谈到了“文化大革命”，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也许是“老年人翻来覆去的唠叨”，从第一篇《说“望乡”》开始，一直谈到第一百二十五篇，看来今后还要说下去。可以说他是从“文化大革命”还是个“禁区”时开始，一直说到彻底否定“文革”，……他在谈论“文化大革命”时，还常常接触到“文革”以前的许多事情。“老年人的唠叨”是讨人厌的，早就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来了，可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只将“文革”看作那荒谬绝伦的十年，总不免是过于天真的想法，正如我们站在长江大桥的中腰，俯视江水，遥望江天，无论是赏心悦目还是惊心骇目，以为“叹观止矣”，终于还是“短视”的。因为他忘记了怎样一步步走上桥头，也没有想到还得一步步走下桥去，前后的引桥比起桥身来好像还要长一些。对于这样的问题，一个科学家或一个文学家、哲学家都不会作出不同的答案。
巴金最近在一篇《随想录》里谈到了他与杂文家林放之间的交往，提到前两年林放因为写了一篇《江东子弟》的杂文随即接到了恐吓电话的事。这件“小事”就足以说明我们目前还在“引桥”上慢慢地往下走，路还远远没有走完。“大写十三年”的故事也是《随想录》里曾经提到过的，那是1963年的事情，谁都看得出这个口号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是一个信号，可是不久前还有人站出来为之辩解，说口号还是正确的。在提出彻底否定“文革”的时候，三七开的议论也重新搬了出来。与《江东子弟》的无头电话不同，这些议论都是堂皇地出现的，被看作一种“革命化”的内容出现的。这都不是梦话，是现实的生活。只有明白这一切，才能理解他“老人的唠叨”，才能明白，不是他揪住“文革”不放，实际上到今天“文革”还在揪人。
巴金是想认真弄清“文革”的来龙去脉，取得经验，使我们有可能不让这种“浩劫”再度发生。他为自己规定了几条，即使是身历其境、身受其害的人，如果不肯深挖自己的灵魂，不愿暴露自己的丑态，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个“十年浩劫”。他写《随想录》，就是在不断地挖掘自己的灵魂，挖得越深、越痛，也愈困难。“探索”的结果是说出了“真话”，同时也用实践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勇气与责任心。
巴金的自我解剖，并不只是个人的事业。在几册《随想录》前面都附有插图，是作者在不同时期留下的生活照片，有许多轻松地带着笑容，也有一两幅是在沉默思索。就从照片上也可以看出他在不同时期的精神状态，说明这几年的路并不是平静地走过来的，解剖自己也不是关在实验室里的科研工作。他为《序跋集》写的序文中有一节描写“风”的话，我觉得写得好。他写出了某些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写法是隐喻性的，这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写出真实来的文学方法。他说，当风开始刮起来的时候，“我看见很多人朝着一个方向跑，或者挤成一堆，才知道刮起风来了。”“大块噫气”是自然界的风，在社会上，伴随着风起来的则是各种样式的叽叽喳喳，也正是这叽叽喳喳造成了风的声势。这就使人们记起了才过去不久的十年以及十年以前的岁月。人们在这种刮风的季节里过得够久了，积累了经验也留下了后遗症。巴金说他过去在一个很长时期里很怕风，但终于见了世面，而且活了下来，直到今天，他还不能断言从此不怕风，“不过我也绝不是笔记小说里那种随风飘荡的游魂。”
这些话说得很沉痛也很坚决，使我联想起曾经议论过一阵子的“看破红尘”。人们在曾经沧海之后是很容易“看破红尘”的，不过“看破”以后却有两条不同的道路可走，有人到深山里学道去了，有人却更勇敢地向红尘里大踏步走去。同样是“看破”，但结论却不同。
巴金多次说过，不少人劝他关起门来安度晚年，不要再写文章，再说话，享受由“相安”取得的好处。可是这办不到，即使每天只能艰难地写一两百个字，而且字越写越小，可是怎样也不肯放下笔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性格啊！
1983年的秋天他在西湖边上住了一段日子，虽然行动不便，不能有太多的活动，更多的时间只是留在旅馆的房间里，可是看得出他的精神是松弛下来了，飓风已经过去，天空出现了暂时的平静。他还到鲁迅先生的故乡绍兴去过一次，他有一张百草园中的照相，拄着杖的老人脸上浮出的是欣快的笑。在游禹陵时，他还拖着病腿挣扎着爬到树有“大禹陵”的碑亭前面。这是几年来难得一段平静舒心的日子。可就在杭州的旅馆里又吹来了风，接着就是隐隐的雷声，一场大风暴眼看着就要起来了。
在以后他住院的日子里，我有时候去看他，也只是随意说笑，并没有谁谈起那阵风暴，可是风暴时时压在心头，摆脱不掉，因此连谈笑也带上了勉强的性质。风暴来得很快，去得并不爽利，决没有自然界雨过天晴那样干脆。
有一天我正在他的病房里坐着，有一位“大人物”推门而入了。他是来探病的，交换了几句普通的问答以后，大人物说：“我看你还是好好地休息，以后不要再写了。”说完就告辞出去，仿佛特来看病，就是为了说出这两句“忠告”似的。
这是我碰巧遇上的一次，他当然还受到过别的人的“忠告”，总之不外是希望他“安度晚年”的意思。而这一点，他也早在“随想”中表示了明确的态度。
朱佩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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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