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村官》：
杨立功，这位华阳农业大学的高材生，毕业前就考取了本校的硕博连读研究生，让同学们羡慕不已，女友更是高兴得眉开眼笑。谁知老天爷总和他过不去，父亲早年就去世了，留下他和母亲相依为命，就在他毕业前夕，相依为命多年的母亲在花了十几万元医疗费后还是撒手人寰，留下了他正上小学的侄女、患病卧床的嫂子和十余万元的债务，让本就贫瘠的家雪上加霜。
由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实施，他家成了移民搬迁户，要搬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移民搬迁有政策，住房由国家出资新建，但不少家具、农具还得自掏腰包购置，这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在当地本来就是小户人家的杨家，迁徙到异地，更是举目无亲，孤立无援。
移民搬迁是服务“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政策，是大局，谁也不敢马虎怠慢。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就是从长江最大支流汉江中上游的丹江口水库东岸岸边引水，经长江流域与淮河流域的分水岭方城垭口，沿唐白河流域和黄淮海平原西部边缘开挖渠道，在河南郑州附近通过隧道穿过黄河，沿京广铁路西侧北上，流到北京颐和园的团城湖。
其供水范围主要是唐白河平原和黄淮海平原的西中部，供水区总面积约15．5万平方公里，重点解决河南、河北、天津、北京4个省市，沿线20多座大中城市的生活和生产用水，并兼顾沿线地区的生态环境和农业用水。中线输水干渠总长达1277公里，向天津输水干渠还需延长154公里。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谋划已久，杨立功早在读小学时，就隐隐约约地听到人们议论。但直到上了大学，才弄清这项伟大工程的来龙去脉。
“南水北调”源于1952年10月，毛泽东在视察黄河时，首次提出的南水北调的伟大设想。他老人家当时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
它的前期研究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由长江水利委员会与有关省市、部门进行了大量的勘测、规划、设计和科研工作。自1952年开始，长江水利委员会几代技术人员坚持开展中线工程的勘探、测量、规划与设计；1987年提出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规划报告》；1991年又对报告进行了修订；1992年提出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1994年1月水利部审查通过了长江水利委员会编制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并上报国家计委，建议兴建这一工程；1995年国家环保局审查并批准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1995至1998年，水利部和国家计委分别组织专家对南水北调工程进行了论证和审查，同时对中线工程丹江口大坝加高和不加高的多个方案进行了补充研究。
21世纪伊始，根据中国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以及水资源的变化，长江水利委员会按照“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的原则，以科学、严谨、求实的态度，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再一次对中线工程规划进行了修订。最终于2003年12月30日开工，施工跨度时间十余载。
杨立功曾经犯自由主义，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发表过“谬论”。在他看来，城市只能沿着中国的大江大河流域布局和发展，这样让城市的规模、功能与资源，特别是水资源相匹配，避免“水荒”和“出行难”等“城市通病”。
他的这番“谬论”，让同寝室的同学们热烈地议论了一阵子，不少人表示赞同。虽说是“谬论”，但毕竟表明杨立功是个善于思考的人。也终因杨立功是小人物，其高谈阔论也只能是一只蚊子，嗡嗡几下，便销声匿迹了。
“南水北调”中线丹江口大坝因加高需要搬迁移民34．5万余人，移民搬迁安置任务主要集中在2010年和2011年两年完成，其中2011年要完成19万人的搬迁安置，年度搬迁安置强度即搬迁安置人口在国内和世界上均创历史纪录，在世界水利移民史上前所未有。
这些大批量的集中移民，采取的是异地建移民新村，以先建村后搬迁的方式进行安置。而在大规模成批次移民搬迁前，已有零星分散移民进行，而杨立功家就是最早那些零星的移民。这些移民是插花式分散安置的。所以，“移民”后的杨家，在新住地就成了独门独户，举目无亲。嫂子要治病，侄女要上学，债务要偿还，四面楚歌的杨立功只得狠心放弃梦寐以求的硕博连读而谋求就业，火烧眉毛，先顾眼前。
大学生就业，虽然新闻媒体一直宣称每年的本科生就业率在90％以上，但那只是各高校自己申报的，不知道“水分”有多大。但本科生群体这个一度的民族宠儿，到了新世纪，在人才培养层次盲目升级机制和人才使用盲目攀高机制的共振效应下，“就业难”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于是有的毕业生成为“城漂族”，有的毕业生成为“啃老族”……
杨立功没有地方“啃”，也没有办法“漂”，向来乐呵呵的他面对毕业后的出路，一时寝食不安，愁眉不展。
留校，要求博士研究生学历；支教，要求是师范类大学毕业生；当公务员，需要等到下一年参加招录考试；读研，家庭情况不允许；自己创业，没有本钱；进公司或企业，人家又嫌农林水专业不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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