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金文丛：漂泊者》：
“戊戌”（1898）和“辛亥”（1911）这两次革命都是失败的。其成功之处只是改了教育制度和没有了皇帝。两次提出的理想都没有实现。中国照旧是又穷又弱，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照旧横行，洋人依然称霸。
我上小学时正赶上“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去，读到了第一批用白话文的小学课本。小学毕业后读到了《新青年》的合订本五大卷。这时可比读《新民丛报》瞳得多了。可是书里面提出的理想并没有实现。“新文化”的高潮已过，“五四”前后作为文化的革命，除在语言文学上有进展，在婚姻制度上有“自由恋爱”的强烈的冲击波以外，仍然是失败了。我的周围依然未变。可是更大的革命来了：革命军“北伐”。不过伐到长江以北，到了我们那里，这次大革命又夭折了，比“戊戌”“辛亥”“五四”更惨，规模更大，斗争更激烈，死的人更多。
我十六岁刚满，名为十七岁，便去乡间教小学。半年后去外地一处中学闹“学潮”。学生被捕，学校关门，我又去邻县乡间教了一年小学。这两年的中学生和小学教员生活使我见到了也认识了不少的新人，知道了而且经历了不少新事。我听到了广州、武汉、上海的革命的涨潮和退潮，而且和黄埔军校毕业战斗归来的人结交，和中山大学、上海大学、武汉“干部学校”的学生在一校同事，还见到各种各样的男女革命者。我不由自主又背上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沉重精神包袱。
我背负着“戊戌”“辛亥”“五四”“北伐”四次革命失败的思想感情负担。在1930年，我刚满十八岁，经过上海，由海道到了“故都”北平，也就是北京。
仅仅过了一年，就来了震动全国以至世界的“九一八”。日本侵略者公然占领我们的东三省，要先吞并“满蒙”，进而吞并中国。这比“八国联军”严重得多，真要亡国了，我们要做“亡国奴”了。从北到南掀起了全国要求抗日的大风潮。几个月后，1932年“一·二八”上海的日本军队又动手了。但和在东北不同，他们遭到了抵抗。吴淞口的炮台吼起来了，开炮打日本军舰。十九路军对日作战。日本飞机炸了商务印书馆和附设的东方图书馆。北边黑龙江也有中国军队抵抗日军。抗日义勇军在东北日军铁蹄下组织起来。然而所有这一切很快又成为过去。烽烟都熄了，只剩下江西的内战的炮火越打越激烈。又一次革命退潮了。“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仿佛注定还得做奴隶。
我不参与运动，但见闻很多。这次我虽然亲身经历，也还是和以前的四次革命差不多，感受多而行动少。前两次只是精神经历，因为“戊戌”在我出生前，“辛亥”后一年我才到世界来。然而五次不同的革命的失败氛围给我的精神重压是摆脱不掉了。
1932年冬天，我由友人介绍到山东一所县立初级师范讲习所当教员。一到就碰上学校闹“风潮”。我住进校内而有职无业。那位朋友忽然临时去省城。我既无走的路费，又无住下的饭钱。在黯淡的煤油灯光下，我提笔写出了诗《秋思》。随后又连写了几首都寄给北平（北京）的友人，其中有一位是写新诗谈文学的。友人来信说：“诗可以发表了。你不寄，我们替你寄。”结果是几首诗在当时唯一能继续出版的大型文学杂志《现代》上刊登了出来。于是我继续写诗，有些发表了，有的留在手头。到1936年初编成了一本《蝙蝠集》出版。我写诗本不为发表，也不是和哪位诗友争胜，更不是有什么忧国忧民的大志要借诗表达，又说不上是借诗发个人小牢骚，当然不会是职业的要求，不过是有时想记下一点个人的感受，也多少想对新诗体做一点试验。无奈渺小的个人也脱离不了大时代的氛围，我又在无意中背负了五次革命失败的精神压抑，用艺术形式表达感受时就不能不由小通大，由今通昔，并且由个人见时代了。至于诗的好坏，读者会看出什么，那就非我所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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