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金文丛 旧时淮水东边月》：
我现在来述这位词人的生平，很引起我的怅惘，因为我们分别已半年多了。他远在岭南，也许别后比当时身体要强壮了许多。他是一个具有缲壮的精神而身体极衰弱的人。他很兴奋，做事很负责，而常常爱生气的。但是，“力不从心”，他有时也自己这样抱憾。
大约是民国十七八年，我到上海，在一家婚筵上认识了他。他静悄悄的，眼睛老是望着我没有谈过多少话；只是笑着。后来，渐渐厮熟了，于是议论风生地常常聚谈一块。他有一次，很详细地对我自叙道：“我一向在家读书的，后来跑到武昌，从黄季刚先生。黄先生讲声韵之学，一时从他的人很多，我住了一些时，自问无所得，有人介绍到上海一个小学里来当教师，学生说听不懂我的话，我一气便拂袖而去了。在厦门集美师范当了六七年教师，再到上海在暨南大学由讲师，改教授，兼主任，一混就是七八年。想起从前的事来，要不是我自己这样干，或者至今还在家乡呢。”的确，他是这样肯努力的。他的意志固然坚强，却又有很谦虚能受的心。
有一次，我和他一同去拜访朱疆村先生。他在词学上的成就，朱先生对于他是有过很大的帮助。当《词学季刊》初办的时候，我在河南，得了他的信，我心里想：“这恐怕是不大容易维持得久吧！”谁知一期一期地出版，他始终不曾懈怠过。一直到现在，他远在数千里外，仍然从事编稿，使《词学季刊》不致夭折。我亲眼见他扶着病编辑，丝毫不马虎了事。所以，他不愿意安分做一个书生，他总想做一点事业出来。说起他身体如此弱衰，也许家庭是他很重要的原因。他的母亲早已亡故，父帨庵先生是江西名孝廉。继母也有很多的儿女，这其问有些地方常使他生气。他自己又有子女众多，生活负担很重。所幸他不大忧虑，但事实上他因此很疲劳的，过两三天，他就会生一点小病。在一年的冬季他发起读书会，每天黎明在研究室里大家聚来读书。他的夫人劝他不必如此赶早，天这样的冷，身体又不好。他始终支持着，结果生了一场大病。病初起时，他还维持，但终于睡倒了。
我初到暨大来，住在宿舍里，与他的新村住宅很近。我们常谈到半夜，不过谈话是耽误时间的；我走了以后，他必定补做那一天未完成的丁作，后来我知道了，便不敢去谈。不过，有时他也来谈；而所谈的内容：“文学少而事业的话多。”我真想不到他竟有是以会左自期的！他认为我们应当能造风气，从文学上移到事业上。
他离开暨南大学，也是因为生气的缘故，一气遂带了夫人和九个儿女，几十箱书，泛海到粤。我常常替他这多病之躯担忧，尤其爱生气很易伤害身体。我常劝他，他说：“太看不惯了！”他生平最崇拜的就是欧阳竟无先生，欧阳先生也是看不惯就生气的。
三年前，我们游扬州，在房间里，纵横今古，谈到今后的途径，他道：“我们做的东西对于世道，相离太远了。与其走周美成、吴梦窗的路，不如唱苏东坡、辛稼轩的词。便是作出辛稼轩的词，也不如率领他的飞虎军，那样才是气吞万里如虎呢！”
我们认他做一个词人，我想，他决不甘心的，他近年词的作风确然是变了。我祝福他身体渐渐强壮起来，得行其志。果如此，我们将看他在词以外的收获。
任中敏先生
以我与任先生的交情，来叙述任先生，或者有标榜之嫌。可是，任先生有他自己的事实一证明，敢担保，我所说的决不过分。几年来，我曾收到许多编辑家的信，请我表彰任先生在教育界这些年苦干的精神，我就因为我们两人的关系太密切，说来，反足以减少信仰。不过，本着“内举不避亲”的古语，不妨说他一说。
且把任中敏分作三个，第一个是曲学家的任巾敏，这是天下人所共见的；而且一部《散曲丛刊》，可见他的成绩。第二个是党人的任中敏，这又是另外一回事，熟悉党政的朋友，似乎要比我知道他还详细些。第三个是教育家的任中敏，这便是本记的主要题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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