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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乾坤大》为《语之可》系列的第8本，收录了黄仁宇、雷颐等诸位名家学者的大历史散文。

秦国为什么能后来居上

鞠　佳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他的《中国通史》中这样评价道：“战国将近二百年的长期战争，本质是地主政权代替领主政权的战争，是地主政权的秦国对领主政权的山东六国猛烈进攻，结果秦国胜利，是历史发展的一个伟大成就。”在这场战争中，秦国一方的百姓不断获得土地财产，越扩张就越获益，百姓怎么能不为之心动呢？

仅仅是军事吗

春秋战国，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其中许多故事，都能为今天提供参考。

有这样一个国家，套用今天的话说：它发迹于老少边穷地区，建国初期人口少、底子薄，资源贫瘠，政治文化落后，人民素质普遍较低，还常受外族侵略。

这，就是当时处于西北边陲的秦国。

然而，在其后短短一百年间，秦国通过变法图强，迅速超越中原各国，一跃成为政治、军事、经济强国，令人们震惊和赞叹！它依次灭掉了韩国、赵国、魏国、楚国、燕国、齐国，成为天下一统的新霸主。

这是一种什么速度？秦国速度。

要知道，从秦国商鞅变法（前356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前221年），只用了一百三十多年的时间——相对于周王朝八百年历史、齐晋等国三四百年历史的老资格来说，秦国只是一个年轻小伙子。

但事实就是如此，它华丽丽地崛起了。

这“秦国奇迹”的奥妙究竟在哪里？为何它能后来居上？

秦，是后世谈不尽的话题。无论是在历代的史书文字里，或是考古挖掘的实物场景中，我们都能得到这样的印证：秦军战斗力极强，它的军队纪律严明，士兵骁勇善战，所向披靡。

当时的人们就评价秦国“秦，虎狼也”。在《战国策》中，有这样震撼的描述：崤山以东的六国士兵，参战时都全副武装，穿着铠甲、戴着帽胄。但是，秦国士兵比六国士兵都更勇猛，他们通通赤膊上阵，不做任何保护措施，他们横冲直撞，杀红了眼，左手拎着血淋淋的人头，右手夹着生擒而来的俘虏，还在不停地追杀敌军（“山东之卒，被甲冒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秦军的骁勇善战，为世人所公认。

后世人往往把秦国的强大归因于某些具体因素，比如使用了远距离射杀武器“弩”、青铜剑的制造技术好、马匹精良等。诚然，这些因素能够决定单场战斗的胜负，但秦军逢战必胜，所向披靡，其原因仅仅只在军事吗？

军事，只是表象，是政治的延伸。

而政治，亦只是另一个表象。

这背后，实质上是制度的变革。

领导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赢者通吃的时代，谁能打，谁就是大佬。

秦国一直都在做小弟，守着自己那点可怜的土地，龟缩在西北角。

所谓“向东不能出崤函，争南不能及巴蜀”，很长一段时间里，秦国的形势很不乐观，如果我们沿着北、东、南三个方向画一个半圆，就会发现，在秦国的周边，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C”形包围圈，将这个国家严严实实封锁起来。

魏国、赵国、楚国，周边很多国家都在挑衅它，制造各种事端。面对各种挑衅，秦国就是硬不起来，幸运的是，秦国老百姓都能理解领导人的苦衷，他们说：“我们秦王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问题是，这盘棋下了好几代人，从爷爷辈到孙子辈，似乎车马炮还憋在老巢里不得出来。

“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不改革，国家就不能发展！”站在函谷关的城墙上，秦孝公向近臣吐露心声。

作为秦国的第三十一位君主，秦孝公想带领秦国走向富强。

可是，改革该如何进行呢？对于一个没有任何比较优势的后发国家来说，一切都只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经验可循。

时间不等人。

此时，各国都已经启动改革了，而且卓有成效，请看：

魏国率先改革，领先了秦国五十多年，“李悝变法”让魏国一跃成为强国，侵吞秦国在河西的大片土地，将秦国逼入关中，使得“秦兵不敢东向”。

楚国也开始了改革，领先了秦国三十多年，“吴起变法”，辟地千里，带甲百万，“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南方的大片土地归入楚国势力范围。

韩国，法家名士申不害也引领变法，“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制造出了当时最先进的武器，攻击性能极高，“天下之宝剑韩为众”。

齐国，是春秋战国时期最富之国，最早称霸中原，国内经济繁荣，商业发达，让各国羡慕不已。

……

当各国都在争相改革，取得一次次巨大的经济、政治、军事成就时，西北边陲的秦国该怎么办呢？

年轻的秦孝公登基伊始，便召开会议，加速改革，实现富国强国的愿望。当然，在秦孝公的心里，本国人才匮乏，他只能寄希望于国外人士。

当时各国间，人才流动频繁，奇士高人都自荐于王公贵族，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抱负。

商鞅就这样上场了。

向左走，向右走

这一年，商鞅三十九岁，也不年轻了，他在仕途上始终没有太大发展。

商鞅这个人，很早就精通法家思想，有很丰富的实战经验，可惜在一个“唯文凭是举”的时代，他学历太低，在魏国出不了头，总被那些“海龟”嘲笑。

商鞅很崇拜李悝、吴起等法家前辈，向往能像他们一样，做一番大事业，青史留名。

可这只是一个梦，他已经三十九岁了，半辈子已经过去，似乎没有看到一点转机。

当时，商鞅所在的魏国是较发达的国家，自然也是人才辈出，竞争激烈。商鞅眼看着别人一个个高升，而他却一事无成，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秦国的招贤诏令，让他眼前一亮。

商鞅是一个城府极深、思谋极细之人，他决定离开魏国。他不相信别人，只相信自己，正是这种极端自负的性格，让他日后成为天才般的治国人物，也让他最终死于非命——当然，这还只是后话。现在的商鞅所要面对的，是他实现人生跳跃的一次重大机会。

一个初登王位的青年君主，一个仕途不顺的“外来和尚”，就这样拉开了秦国历史乃至中华历史上的一幕改革大剧。

改革前夕，秦国做了充分的宣传工作，邀请文武百官进行了一场大讨论。

力主改革的商鞅与力主守成的老臣甘龙、杜挚，成为这次讨论的关键人物。

商鞅说：“各国在竞相改革，而我们走了许多弯路，落后几十年了，我们不能再拖拖拉拉、瞻前顾后，要敢于打破利益阶层的垄断！”

“年轻人，不要急，我们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老臣甘龙摇头说道，“改革非同儿戏，要慢慢来，你如此激进，偌大一个国家怎么适应得了？”

商鞅反驳道：“真正有大胸襟之人，是不会迎合世俗观念的，真正能做大事的人，是不会和世俗民众去讨论的。”（“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甘龙是前朝老臣，也是秦国既得利益者的代言人，甘龙怒道：“我甘氏是春秋时甘昭公的后代，我本人也为国家贡献了毕生精力，你这个外邦之人，来秦国尚不满百日，怎么敢说改就改？”

秦国的“甘氏家族”，可谓根正苗红，甘龙本人既有资历，又有实力。作为元老，甘龙也是一位杰出人物，在上一代的秦献公时代，功劳颇大。想当初，他也是锐意进取之人，只是此一时彼一时，如今甘龙已是既得利益者，位置不同了，自然也就反对改革了。

双方的争论逐渐白热化。

另一位老臣杜挚开始出来打圆场：“改革如果是要剥夺一部分人的利益，那么势必引起社会动荡，还不如遵循以前的制度，渐进式发展。”

商鞅却是意志坚定，严厉反驳：“古人早就说过，‘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纵观历朝历代，外界情势一变，国家法令自然也就要跟着变化。若落后一步，就会步步落后。与其站在岸边观望，不如摸着石头，蹚过河去！”

商鞅性格刚愎，棱角分明，史书中记载他的言辞，总能让人感觉到一股冷峻之风——当然，一个偏远落后的国度，正需要这样一位铁腕的政治人物，才能鞭策整个国家前进。

最后，秦孝公对这场大讨论进行了总结发言：“我决心已定，不再在乎世人的那些议论，一定要进行改革。”

两千年前的秦国，在喊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的口号时，整个秦国获得了一次思想的大解放，秦国人开始尝试去过一种新的生活，一种他们之前所没有憧憬过的生活。

改革开始了。

“富二代”与“穷二代”

“商鞅变法”中城门立柱的故事，毋庸赘述，在此，我们思考一个核心问题：秦国的所有改革措施中，能最大限度调动国民积极性的，究竟是什么？

最关键的措施就是：建立军功爵制度。

“军功爵”制度——鼓励军功战功。凡参战的士兵，不论出身背景、家境贫富，只要斩获敌人首级一颗，就可提升一级爵位，升职、做官，还可获得相应的田地、财产。

这项制度为何重要？

在此，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当时的社会状况。

贫、富二代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是周朝社会的残酷现实。

要知道，当时对于人才的选拔，都是以宗族血亲关系为基础的，“世卿世禄制”是主要体制——贵族和平民有着严格的等级。

当时各国，都面临社会阶层断裂的危机。大多数国家，如鲁国、郑国、卫国、楚国，完全被既得利益者们掌控，上层社会资源由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良氏、屈氏各大家族所瓜分，国家就是他们的家族企业，平头百姓根本没有进入的机会。

底层人才上不来，生活看不到希望；上层人士坐吃山空，崽卖爷田心不疼。

整个社会缺乏良性流动，发展到东周时期，国家陷入停滞，毫无生气。

怎么办？

战国时期“养士之风”流行起来：诸侯国各大夫都有自己的门客、食客等，聚集了大批人才于自己家中。比如著名的“战国四君子”——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他们对凡是来投奔自己的门客，都以礼相待，不分贵贱，由此为国家积累了大量人才，也为平民百姓开通了一条通往上层社会的通道。这个时代，涌现出一些平民出身的英杰人物，如蔺相如、范雎、毛遂、田文、公孙龙等，他们最早都是做门人食客，最后才脱颖而出的。

但这种选拔人才的方式，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在千千万万的门人中，能脱颖而出获得主人赏识的，毕竟只是少数，它具有极大的偶然性，而且全凭主人的个人意愿，如蔺相如、毛遂这些人，成功皆因为偶然，商鞅在魏国就长期得不到赏识。

如何能有一种制度、一种标准，使人才选拔能系统地开展下去呢？

“门客制度”打破了官二代与穷二代之间的鸿沟，再进一步发展，就到了该形成体系、以既定客观标准作为评判人才的程度了。

在战乱频繁的年代，以军功来评价人才，是最现实的方法。

“军功爵制”应运而生。

在《商君书·境内》中，我们可以看到“军功爵”的明确规定，可以浓缩为以下三点：

第一，制定二十级爵，根据人们的军功大小授予爵位，军官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

第二，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一视同仁，获得军功者才能晋级，没有军功者就无权拥有田地财产。

第三，在战斗中斩敌首一个，升爵一级，可为五十石之官；斩敌首两个，授爵二级，可为百石之官。并且，每晋升一个级别，个人就能得到一顷之田、九亩的宅地，这些都属于私有财产，受国家保护。而贵族阶层，如果没有相应的军功，其财产和田地就要被剥夺。

商鞅治秦，一夜之间，草根与贵族的界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视同仁的公平竞争。平民有可能成为达官显贵，达官显贵则有可能跌落为平民。优胜劣汰的法则，让这个国家开始充满活力！

军功爵的激励效应

“军功爵制”，用今天的企业管理术语来描述，就是“奖励制度和激励机制”，它开启了一条普通民众向上层阶级流通的道路，其本质就是提高民众的积极性。

“军功爵制”无论出身贵贱，不看家庭背景，只看个人努力，这极大激发了秦国人的积极性。从更大的意义上说，它让所有的秦国人都换了一种活法：每个人都有了追求成功的权利，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社会认可！

这，就是商鞅的高明之处，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像变魔术一样把民众内心深处的热情激发了出来。

这个国家给平民百姓带来了最大的期望值：

只要砍掉一个敌人的脑袋，就能官升一级，就能获得一顷的土地和九亩的宅地；

只要杀敌越多，拥有的荣誉和财富就会越来越多！

最重要的是，一共有二十个级别，按等差数列晋级。你越努力，就升得越快，所得财富就越多！达到最高级别时，你不仅可以指挥千军万马、享有房子和女人，而且还有机会被君王接见，你的荣誉将被秦国世代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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