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徙》:
“金凤,你去问问,那个车里的先生是不是姓姜,生姜的姜。”
金凤疾步上去,拉了一把中年男人的袖口,看见上面的几点油垢。
“你干什么嘛?”中年男人看了她一眼。
“不好意思,这个老伯是不是姓姜?”
“不是。”他答道。
她回到钟太的身边,轻声回复:“阿姨,他说不是的。”
“一定是的。他被别人看住了,就像我一样。”她对自己说,“是他。那顶绒线帽子我认得。是他。大概老年痴呆了,或者被儿子控制了。现在的孩子都坏啊。”
她认识姜先生是在法拉盛的华人图书馆。夏季的一天,图书馆里的空调开得十足。他们两个都在翻阅白先勇的小说,不觉相视一笑。
行伍出身的姜先生是个书迷。两人相逢那年他八十出头,眼神很足,走起路来,甩着手臂,好似行军一般。一头黑发很有劲道。
钟太看见他的一瞬间,有撞见天使的感觉。她把身子一扭,像个女孩那样问他要不要去缅街上的“大班cafe”去喝咖啡。
“去喜来登吧。大班里的华人多,说话不方便。”
在喜来登地下室里的餐厅,她品尝到正宗的黑咖啡。
她赞了几句白先勇的文笔,又说去年听过他在喜来登大酒店的演讲,风度上像是最后的贵族。姜先生望着她,笑里带着一种谦卑,说:“我也去了。可惜那天没看见你。”
钟太笑道:“我喜欢死了他写的《玉卿嫂》,特别是杀庆生那段。”姜先生听了摇头:“我觉得她下手太狠。”
带文艺腔的开场白一过,钟太便把一肚的苦水抖出来。以前自己出钱供女儿上大学;现在女儿不肯管她,自己拿救济金度日。女婿更是个阴险货色。表面温文尔雅,背地指使女儿回国去抢她父亲留下的遗产。女儿居然到上海和父亲的后妻谈判,分到四百万元,他们留在上海做房子生意了。自己缺现款买公寓,只好住政府补贴的老人屋。女儿小茜佯装不知。生孩子大多是赔的。
“都一样,我的财产早都划到儿子名下。我其实也是拿救济的,原来觉得不好意思。可几个老哥们说,美国人是孙子,我们不拿白不拿。”
他们开始来往。分手时也像洋人那样亲嘴,但不出响声。当他的手触摸她的胸部,她像吃了一惊似的,扭过身去,道:“姜先生,你是有妻子的!我们做朋友,朋友会长久。”
叶子变黄的那季,姜先生请她喝早茶,给了她一万块钱,嘱她放进银行的保险箱。“钟妹子,我跟儿子撒谎了。你先拿着用,以后你不需要了,再还。”
“真不好意思。这么麻烦你!”她撸了一把头发,显出自责的样子。姜先生是个仗义之人,她觉得。
不久,钟太在华人区买了一间小卧室,里面的客厅和洗手间让她非常满意。后来,姜先生来了电话,说自己的儿子要跟他一起住,请她不要打电话到他的府上。
钟太拿出小镜子,看着镜子里的女人,顿然看通了自己。人老了,就渐渐朝鬼道上靠拢。面颊上的棕色斑点早就显出了年纪。她母亲早年也是个顶尖美人,老熟的时候,体形缩小了一半,眼睛睁得像桂圆,里面见得眼白。她咽气前,跟女儿说了一句:“不要把我火葬。听人说,烧起来的时候,身体会痛。”
她把那句话当一张小条子折叠起来,镶嵌到脑髓里。母亲去世后,她请朋友把母亲的尸体运到杭州边上的小镇,跟一个远亲谈妥,要葬在他家附近的山里。母亲人棺时,她哀哀地哭,哭声传遍百里。有人报告了村干部。母亲最终还是被火葬。不知母亲在火上身的时候有多痛?但她没听见灵魂发出的冤叫。
“你们要不要先进来坐啊?”饭店的男招待出来了,“轮椅车可以从侧门走。外面有点冷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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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通过细腻而大胆的心理剖析,描写了挣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都市智识者,徘徊在科技理性与艺术追求之间的零余者,凸显了现代人的情感与爱欲、善良与偏执、安稳与扭曲,用冷寂而锐利的笔触抵达人性的幽暗与光亮。
——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文学评论家 郭艳
现代社会的多变现实,挑战着作家的认识和想象的能力。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在东方与西方两种文化之间,在生命的渴望与困顿之间,作者注视着人性复杂的面相,展示了女性心灵丰富的层次,演绎着人性和命运的交响。
——《文学报》高级编辑、作家、文学评论家 王雪瑛
人文与科学双重镜像互鉴,纪实与虚构两维视角透析。跨界写作的新尝试,独具一格。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