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林守望丛书：编辑路上的风景》：
“改行”的消息
1998年3月24日，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今国家天文台）留下最后一张工作照，两天之后乘上南下的火车，我来到了上海。
“卞毓麟改行了。”在一个不算大的圈子里，这事有点“新闻”的味道。
最先叙说这一“动向”的，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幻创作研究会的内部通讯《星云》。该刊1998年第2期刊登了一则题为《卞毓麟移居上海》的简讯，共五十来字：
北京天文台教授卞毓麟最近已决定赴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任职。卞毓麟为著名科普作家，对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颇有研究。
一年后，《文汇报》在1999年2月25日第6版刊出一篇报道《上海科教社创一流科普出版基地著名科普作家卞毓麟南下加盟》：
本报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从引进科普专门人才着手，争创一流科普出版基地。去年，我国著名科普作家、中科院北京天文台编审卞毓麟南下加盟该社，在国内科普界和出版界引起反响……
又过了一年，《科学时报》分别在2000年7月和11月，以《发球员·二传手·时装设计师》和《科普重担需有心人挑》为题，两次刊出对我的专访，从“角色转换”谈到科普与人文、科普与科研、科普与出版等等。
2001年2月2日，《科技日报》在《科普周刊》“阅读”版刊出书评《“哲人石”的魅力》，开篇写道：
记得那是在三年前的一个冬夜，聊起中科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著名科普作家卞毓麟南下，调任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编审一事，我和京城几位热心科普的朋友都深以为憾。
不过，也有人说，卞毓麟南下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他实现了角色转换，一定会更起劲地为科普“摇旗呐喊”；科普因他而在出版界、大上海多了一个声音，一块阵地，岂不快哉？
果不其然，也就在这短短的两三年间，由卞毓麟与潘涛联手策划、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哲人石丛书”迅速走红图书市场，逐渐成为国内颇有影响的科普品牌……
同月28曰，《中华读书报》在《科普星光》栏目中刊出报道《卞毓麟：从天文学家到科普编辑》，又一次提到了我的“改行”：
55岁，完全可以过悠闲的日子，但是他没有，却“改行”以满腔热情投身到出版界，为开辟另一片天地努力拼搏。这就是我国天文学家、著名科普作家卞毓麟教授，他从中科院走到出版社，由作者变成编辑。
……他为什么“改行”呢？他说，科学宣传与科学普及做得好不好，对社会进步影响很大；中国的科学普及宣传实在还太少，这真是科学资源的浪费。现在投身到出版社，可以更有效地把更多优秀作品推向社会，传送到读者手中。他还讲了一个小故事：20世纪20年代，有一位著名的登山家攀登珠峰，快到峰顶时，被狂风刮走，从此失踪。在他开始登山之前，有一位女士问：“你为什么非要爬那座山？”探险家说：“因为它在那儿。”卞毓麟说科技出版事业就在那儿，就是需要人去干。
人们对于我“改行”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读。这不要紧，重要的是我成了一名编辑。
案头有两《书林守望：编辑路上的风景》
案头有两《书林守望：编辑路上的风景》：叶至善菩《我是编辑》和黄伊著《编辑的故事》。
《我是编辑》的封面上，印有一首至善先生亲填的《蝶恋花》，十分耐人寻味，曰：
乐在其中无处躲。订史删诗，元是圣人做。
神见添毫添足叵，点晴龙起点腮破。
信守丹黄宁复可？难得心安，怎解眉间锁。
句酌字斟还未妥，案头积稿又成垛。
《编辑的故事》封面上则有一首小诗，未见署名，想必出自黄伊先生本人之手。全诗三句话，轻灵曼妙：
当编辑，
当记者，
这是一个迷人的舞台；
台前戏，
幕后剧，
谁人能解其中趣；
快乐世界，
绝对精彩，
编辑的故事，
人见人爱。
我非常尊敬叶至善先生，同他也很熟悉，许多话留在后文慢慢说。
黄伊先生我只见过一面，却有一小段颇有滋味的交往。
还是先从《编辑的故事》说起。此书20万字，于2003年5月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书中的“故事”很精彩，可惜只印了1500册。
黄伊生于1929年，自20世纪50年代直到90年代末，曾就职于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两大名社。像我这些如今七十来岁的人，正是伴随着《编辑的故事》中谈到的那些书成长起来的，诸如《红旗谱》、《烈火金刚》、《革命烈士诗抄》、《凡尔纳选集》等。自然，书中还有不少常人鲜知的故事。例如《（金瓶梅词话）出版轶闻》说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时隔28年曾先后出过两个版本的《金瓶梅词话》，而它们的出版皆源于毛泽东主席的过问。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