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林，男，生于1959年，四川省宜宾市人。2006年开始文学评论写作，出版有文学评论集《天花是如何乱坠的》。在《山西文学》《文学自由谈》《作品与争鸣》《当代文坛》《南方文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雨花》《天津文学》《边疆文学·文艺评论》《福建文学》《上海采风》《粤海风》《长江文艺评论》《文学报》《文艺报》《中华读书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发表文学评论数十万字，并入选《2014中国杂文年选》《2014中国随笔排行榜》《贾平凹创作问题批判》《文学报·新批评》文丛等多种选本。2012年6月，获《文学报·新批评》首届“新人奖”。 2015年10月，获《文学自由谈》创刊三十周年“重要作者奖”。

《孤独的“呐喊”》系“剜烂苹果‧锐批评文丛”之一，该书分为“评论家批判”“作家批判”“文坛乱象批判”三章，共30余篇文学批评文章。

长期以来，我国当代文学评论和研究，都是激情的赞美之声有余而客观的批评不足。针对某些作家创作中存在弊病，现有的文学批评家往往避而不谈、视而不见。那种指名道姓，一针见血的学术批评，始终都犹如凤毛麟角，打着灯笼也很难找到。

鉴于此，本书作者唐小林作为一个文学批评的“圈外人”，以多年认真扎实的阅读、思考为根基，剑走偏锋，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文学界、评论界的“大咖”和蔚然成风的乱象，只专注于摆事实，不热衷于讲道理。他借用批评对象自身的字、词、句，罗列其前矛后盾、浅入深出、盗袭他人、重复自己、粗枝大叶、指鹿为马之类软肋与硬伤，从而不温不火地、水落石出地、板上钉钉地进行验证与批评……

可惜了，雷达

2013年6月1日，“雷达的文学评论与中国化批评诗学建设研讨会”在兰州召开，从出席研讨会的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来看，这是笔者目前看到的有关文学批评家研讨会的最豪华的阵容。紧接着，在国内诸多媒体上，我们看到的就是所有的研讨会上必然会喧嚣迭起的“好评如潮”。有学者称，雷达的文学评论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评论群体中具有代表性。有的作家赞美雷达，是新时期以来最具影响的文学评论家，他的文学评论影响了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的发展。有的作家则评论说：雷达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评论家，是一个对当代文学做出了大贡献的人。他的存在，对于中国文坛是一种荣幸，是一种光荣。在这样一波接一波、犹如赞美竞赛一样的叫好声中，对雷达的赞美迅速登峰造极。一些人与其说是专家学者，倒不如说是雷达弟子，他们将其神化为中国“文坛第一评”和“文坛巨擘”。面对这种喧喧嚷嚷、丧失理智的造神举动，我们有必要保持足够的清醒，为日益浮躁的文坛去掉那些不断泛起的泡沫。雷达从事文学评论的时间虽长，文章虽多，但其中究竟又有几篇文学评论配得上是“文坛巨擘”的像样之作？纵观雷达数十年来的文学批评，其优秀文字可说寥寥无几，但其应景之作，名不副实、炒冷饭的评论却大量浮现。笔者在阅读雷达的评论文章时甚至常常诧异，其中有些文章出尔反尔，简直就像不是出自同一个雷达之手。面对文坛这样一尊人造神像，笔者总是觉得，盛名之下的雷达，其实难副。

在谈到中国文学批评的现状时，雷达说：“当前批评的乏力，也可说是一种整体性的疲软，首先在于精神价值判断力的某种缺失，审美判断力的软弱。现在的情况是，大多数文章停留在梳理、归纳、复述现象表面上，鲜有大的思考，对时代审美走向，提不出切中要害的问题，更谈不上富有独创性的有深度的研究。”雷达在其《还是得修炼提升的能耐》中说：“仔细体味一下大师们的经典作品，再读一读我们自己的也许堪称精彩的作品，便不能否认我们实在过多地显示了民族性、自足性、封闭性，缺乏必要的终极关怀。”为此，雷达将加缪的《鼠疫》和莫言的《檀香刑》进行了比较。雷达称加缪的《鼠疫》“关怀的是人类，是向善的关怀，健康的关怀。《檀香刑》在某种意义上同样是写绝望境遇的，生与死的极端情景，但其处理却完全不同。莫言当然是最富才情的作家之一，他有权按他的趣味写……但是，写着写着，小说似乎为了写恶而写恶，作者陷入了对‘杀人艺术’的赏玩之中，陶醉在自己布置的千刀万剐酷刑中，为了写恶而写恶，有时情不自禁地为人类制造灾难的残暴力的惊人而歌唱。什么钱知县与孙媚（眉）娘的性爱啦，六君子的殉难啦，孙丙的造反啦，比起杀人场面的声色并作，可就苍白多了。刽子手的戾气和酷刑的血腥，罩住了整部小说。作为演示刽子手文化，作者成功了，但是作为人的文学，不能不说寒气逼人。我总感到，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文化和文学精神力量的某种薄弱面”。在雷达的评论文章中，曾不止一次对莫言的作品进行过类似的批评。

然而，当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雷达对莫言的评价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和逆转。雷达高深莫测地告诉记者说，在几年前的一次讲座上，当被问及中国作家谁有可能获得诺奖，他当时回答即是莫言和贾平凹。有谁能够相信，此前还在理直气壮地痛批莫言的《檀香刑》是“为了写恶而写恶”，批评《红高粱》“没有判别是非善恶的能力”的雷达，却欣然赞美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根本原因是他创作中可贵的独创性，以及他作品中独特的农村经验与中国心情。莫言的获奖，既是对他个人突出成就的褒扬，同时也意味着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肯定”，“莫言创作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他在作品中很好地吸收了新的西方文学观念，将世界文学营养结合到自己本土的创作经验中，并结合得很好很成功。具有独创性、创新精神”。雷达告诉记者，他最推崇的是由中篇发展为长篇的《红高粱家族》，毕竟它是莫言最具代表性和象征意义的作品：

这个象征性可能会伴随他的一生。谁都看得出来，红高粱系列小说与我国以往战争题材作品面目迥异，它虽也是一种历史真实，却是一种陌生而异样的、处处留着主体猛烈燃烧过的印痕，布满奇思狂想的历史真实。就它的情节构架和人物实体而言，也未必多么奇特，其中仍有我们惯见的血流盈野，战火冲天，仇恨与爱欲交织的喘息，兽性与人性扭搏的嘶叫。然而，它奇异的魅惑力在于，我们被作者拉进了历史的腹心，置身于一个把视、听、触、嗅、味打通了的生气四溢的世界，理性的神经仿佛突然失灵了，我们大口呼吸着高粱地里弥漫的腥甜气息，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说的神秘体验和融身于历史的“浑一”状态。于是，我们再也不能说只是观赏了一幅多么悲壮的历史画卷，而只能说置身于一种有呼吸有灵性的神秘氛围之中。其深刻的根源乃在于作家主体把握历史的思维方式之巨变。莫言以他富于独创性的灵动之手，翻开了我国当代战争文学簇新的一页——他把历史主观化、心灵化、意象化了。作品在传统的骨架上生长出强烈的反传统的叛逆精神；把探索历史的灵魂与探索中国农民的灵魂紧紧结合；红高粱成为千万生命的化身，千万生命又是红高粱的外显，它让人体验那天地之间生生不息的生命律动。它的象征意义，在对“杂种高粱”的批判里看得更加分明……

雷达对莫言的作品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和之后的评价简直是冰火两重天。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今文学批评现状的冰山一角。

2004年，在某些书商、企业家、节目主持人、歌星和房地产大佬的联袂炒作之下，一本被称为“将是我们这个时代享用不尽的关于狼图腾的精神盛宴”的“旷世奇书”《狼图腾》，犹如地毯式轰炸一样，在国内众多媒体上展开了猛烈的宣传攻势。不少文学批评家加入了《狼图腾》的商业大合唱。他们对《狼图腾》赞美有加：

《狼图腾》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是一个灿烂而奇异的存在，如果将它作为小说来读，它充满了历史和传说，如果将它当作一部文化人类学著作来读，它又充满了虚构和想象。作者将它的学识和文学能力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具体描述和人类学知识又相互渗透得如此出人意料、不可思议。显然，这是一部情理交织、力透纸背的大书。

对于《狼图腾》这样一部小说，雷达先则表现得与众不同，撰文批评，“同样暴露出精神资源匮乏，无力找到真实的价值理想的问题”，“作者的文化观和贯穿性意念，即所谓狼性文明论，却有太多的谬误”。但很快，面对《狼图腾》这同一本书，雷达却莫名其妙地转了向。在《〈狼图腾〉的再评价与文化分析》中，雷达说：“作为文学文本，《狼图腾》积聚了大量原创因素，属于不可多得的具有史诗品相的宏大叙事”，“我以为，《狼图腾》是当代小说中很有价值的作品，是一部深切关注人类土地家园的，以灵魂回应灵魂之书”，“在暴烈的血色场景的间隙，作者用另一副雄浑而柔情的笔调，描绘了荡人心魄的草原之美，那翡翠般的聚宝盆，那美丽的天鹅、野鸭、大雁，那色彩斑斓的大鸟小鸟，那娇艳欲滴的白芍药，那满地的无名野花，那清苦的草香，令人沉醉，让人心胸浩阔”。雷达甚至抹去自己之前的批评色彩，“我一直认为，关于《狼图腾》的文学性，不宜用常规要求，它确乎有点小说不像小说，纪实不像纪实，带有边缘性和嫁接性。正像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界限绝对分明一样，文体亦然。它那刚健、苍凉、硬朗的排浪式的语句，它那不加文饰的逼真感和原生态，恰恰最能凸显其狞厉之美。整部作品悲怆恢宏，撞击人心”，“对此我想，我们应该更多地用审美的、充满匪夷所思的想象力的眼光，而不是充满道德义愤的实用眼光来看待这部作品”，“在我看来，《狼图腾》艺术震撼力很强、生命意蕴甚丰，它让人的灵魂震颤、让人的心智慢慢苏醒，让人看清‘战天斗地’的本质、让人知道在基本的人性天理面前应如何珍惜、如何拥有、如何警觉、如何拒绝、如何捍卫、如何爱、如何关怀。这样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委实太少了”。雷达这样朝秦暮楚、翻云覆雨的评论，真让人目瞪口呆。

作为文坛一位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长期以来，我们听到的都是对雷达不切实际的歌颂，而对于其文学批评中呈现出来的各种病象，几乎很少有人提及。雷达大量写作的那些对当代文坛的宏观论述和全景式的评论，大都是言之无物、自我重复的“八股”评论。这些文章往往有一个固定的写作模式，通常都是首先谈一谈当下作家作品创作的所谓精神走向、审美走向，或者遇到的什么瓶颈，然后就趾高气扬地站在自以为是的某个制高点，“揭示”出当前文学创作中五花八门的病症，诸如什么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独创性写作的缺失啦；作家的作品缺少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和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性把握啦；缺少宝贵的原创力，却增强了畸形的复制能力啦。在我看来，雷达的这些文学批评实在是空洞无物的废话。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时代，能够做到像雷达所说的“生命、灵魂、孤独、独创性”之类玄妙玩意儿都不缺失的作家，永远都是凤毛麟角。所以，任何时候用雷达的这一套标准来批评文坛某些作家的创作弊病，都可以头头是道。更为吊诡的是，雷达一面在批评某些作家灵魂写作的缺失，总是在复制自己；一面又在自己的评论文章中进行着一种匪夷所思的大炒冷饭和自我复制。例如，雷达将其《长篇小说是否遭遇瓶颈》中的第二部分《迫切需要正面的价值声音》稍加“整容”，就成为《还是得修炼提升的能耐》这样一篇文学评论。将《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拆分一下，就组合成了另一篇评论文章《出不了伟大作家 中国当代文学缺什么？》。

由于大量写作这种机械重复性的文章，雷达有时甚至连自己都搞糊涂了。例如，在《长篇小说是否遭遇瓶颈》中，雷达写道：“张洁的《无字》以九十万言的篇幅书写三代女性的命运……”而在《我所知道的茅盾文学奖》中，雷达却说：“张洁的《无字》，三卷本，90万字，写四代女性的命运悲剧。”据此，笔者十分怀疑，雷达作为一个批评人，究竟是否认真读过张洁的《无字》，你可以没有读过，但不可以一会儿“三代”，一会儿“四代”地云里雾里。2011年，在第八届茅奖评奖中，张炜450万字的超长篇小说《你在高原》甫一公布，旋即遭到了众多读者的质疑，人们怀疑茅奖评委中究竟有几个人读完这部长篇小说。对此，雷达豪气干云地说：不能机械地理解阅读。“阅读可以是精读、细读、浏览，不一定非得一字一字阅读。这样大体量的作品把握起来的确有难度，但不是不可以把握。评委们都有丰富的阅读经验，对它的文学艺术价值是可以做出考量的。”雷达同时还表示，张炜扎扎实实创作多年，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也使得他人气很旺。一粒沙里看世界，雷达究竟认真通读过几部茅奖作品，我们完全可以依据他的“自白”而管中窥豹。在中国文坛上，从神化作家到神化文学批评家，甚至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彼此吹捧和互相神化，早已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也许雷达自己都并未认真仔细地读完张炜的《你在高原》，而是在友情赞颂：“这么一部书已经不能简单用‘史诗’‘民族志’‘百科全书’等旧的名词来描述，只在（有）大地才有这样的包容力”，“在我看来，这部书是一个人漫长的心灵之旅，起意并没有宏大主题，是由个人心史的积聚逐渐走向了民族心史。”一部并没有多少人读过，也尚未经过时间检验的长篇小说，岂能由雷达一个人遽下结论，轻易说成是“民族心史”。

打开雷达的评论专著，其重复之作屡屡出现。有的文章只是改换了一下标题，便被收入到了不同的文学评论专著中。如，雷达的《当前文学批评症候分析》一书中的《消费时代短篇小说的价值》一文，在收入其《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一书时，就成了《市场拒绝短篇小说吗》。不知道的读者只看标题，还以为这是雷达撰写的两篇文章。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对读者的不尊重。而该文中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大明湖》书稿未及出版就毁于战火，老舍不得不凭着记忆，重新将其中最难忘的一段故事，改写成了著名的中篇小说《月牙儿》的那一段轶事，经雷达稍一“变换”，就又出现在了其《新世纪文学的精神生态和资源危机》一文中。这种将土豆改名叫马铃薯、将马铃薯改名叫洋芋、将洋芋改名叫山药蛋来销售的做法，使我们在阅读雷达的许多文学评论时，总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以雷达的《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一书为例，在该书上卷第93页，下卷第185页和第370页，屡次出现一个其杜撰的新名词“亚乡土文学”，或称“亚乡土叙事”。雷达的一番注解是，这是“新世纪文学”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现象。现代转型社会时期农村的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使得大部分乡村出现空心化状况，没有了青年壮劳力，留下的只有老人、小孩和一些妇女。一些作家敏感地发现了这一现实，开始揭示这一问题。亚乡土文学与“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极为相似，它们用力揭示社会问题，表现真切的社会人生图景，而对所涉及的社会问题没有提出根本的解决办法。或者说，亚乡土文学并不缺乏揭示负面现实的能力，它缺乏的是呼唤爱、引向善与光明、正面造就人的能力。我以为，要求一个作家去对其作品中涉及的社会问题提出根本的解决办法，这无异于要求公鸡下蛋，本身就是违反艺术规律的表现。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涉及了那么多的社会问题，却根本就没有解决的办法，而自己却只能是“举家食粥酒常赊”。托尔斯泰在《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中提出了如此之多的社会问题，难道他能够解决玛斯洛娃和安娜·卡列尼娜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吗？比如，一个作家的作品如涉及电信诈骗，难道还要指望该作家同时必须写出一部《防电信诈骗手册》，否则就不能算得上是一个优秀的作家？早有美国作家卡佛说过明白话：“要通过小说来改变事物，改变人的政治派别或政治系统本身，或挽救鲸鱼、挽救红杉树，不可能。”

雷达主张阅读“不一定非得一字一字阅读”。我却认为，作为一个“靠谱”的文学批评者，在下笔写文章时却不能将连自己都没有认真读过的东西妄评一通。如，雷达在《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精神》中说：“李亚伟的《中文系》在今天读来，似仍能闻到那间大学宿舍里的臭袜子味道。”在我看来，雷达要么本身就没有认真读过《中文系》这首诗，要么虽然读过，但压根就没有读懂。李亚伟在诗中没有一个字是有关大学宿舍和臭袜子的描写，雷达怎么就如此嗅觉敏感，想当然地闻到了臭袜子的味道？雷达不知道，《中文系》之所以成为当代诗歌中的优秀之作，并不是李亚伟那所大学宿舍里的袜子特别臭，而是因为诗中鲜活地反映出了那个时代中文系学子的群像。诗中始终洋溢着一股强烈的青春气息和放荡不羁的叛逆精神。又如，雷达在《独特性：葡萄园里的“哈姆雷特”》中写道：

我并不是主张你大量罗列经济细节、账目核算之类的东西到作品里去。是的，恩格斯说过，他从巴尔扎克的作品里所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然而，巴尔扎克在写作品时，何曾想到过这些“特殊效果”。他老人家恐怕做梦也没有想过要和统计学家比赛的事。

巴尔扎克在年仅51岁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五十啷当岁，无论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都称不上是“老人家”吧。

在我看来，一个认真做事的文学批评家，除了要在文学批评领域里卓有建树，同时还必须具有一种虚怀若谷的人格魅力。对于别人称其为“文坛巨擘”，雷达应该有所警惕。

贾平凹曾赞扬雷达说：“作为文学评论家，雷达已经名满天下。”“雷达一直活跃在文坛上，他的重要性在于连接和体现了老一辈评论家和新一代批评家的结合，他的特点或许并不十分独立，大有独立之姿者亦是怪才鬼才，但雷达是大才。”对此，雷达心领神会。2005年，在谈到贾平凹的小说《秦腔》时，雷达曾坦言：“由于书中人与人关系复杂，使得我常将人物所为张冠李戴，通常要将前后文反复对照才知所以。此外，大面积的乡村鸡零狗碎的琐事，让人读来感到厌烦。”然而，雷达在读《秦腔》时虽然读得颠三倒四，云里雾里，非常痛苦，但丝毫都不影响其对《秦腔》的热情赞美：

把《秦腔》放在整个中国今天乡土叙事的背景下来看是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也是贾平凹个人极其重要的一部作品。他突破了以往小说的写法，比较难读，要慢读、细读，才能读出它的意义和味道。他抽取了故事的元素，抽取了悬念的元素，抽取了情节的元素，抽取了小说里面很多元素，可以说，这是一次冒着极大的风险的写作，这样写太不容易，但《秦腔》却成功了。

在《秦腔》里，“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在粘（黏）稠地缓缓流动着，但作者打捞着即将消失的民间社情和语言感觉，弥漫着无处不在的沧桑感，贯穿全书最重要的意象有两个，那就是“土地”与“秦腔”，它们由盛而衰，表现传统的乡土中国的日渐消解，结构上以实写虚。但其原生态写法造成了阅读障碍。

试想，如果商家冒着极大的风险，将商场里销售的牛奶，把奶和营养都抽取了，那还叫牛奶吗？最多只能叫水。《秦腔》里把小说里的这元素那元素都抽取干净了，那还叫小说吗？最多只能叫文字碎片。既然雷达都承认《秦腔》的人物常令他张冠李戴，形成了阅读障碍，那么雷达又是怎样从《秦腔》的字里行间里感觉到其无处不在的沧桑感的呢？

多年来，雷达常常以茅奖评委权威和新闻发言人自居，对茅奖的评选发出一些看似具有远见卓识的见解和言论。在《我所知道的茅盾文学奖》中，雷达写道：“贾平凹的《怀念狼》、莫言的《檀香刑》、阎连科的《日光流年》、李洱的《花腔》、二月河的《雍正皇帝》等在文本文体上有所突破，是全球化语境下小说创作走本土道路的新尝试，却由于种种自身的原因或非自身原因落选了。”小说创作真有所谓泾渭分明的本土道路和外国道路之分吗？如果有，那么事实是，走本土道路根本就算不上是一种新的尝试。难道雷达能说贾平凹和莫言们是从国外的道路上走过来的？况且阎连科《日光流年》中那种“马尔克斯式”的句子，本身就是对外国小说的模仿，尤其是小说中的那个“三姓村”，分明让我们看到了英国作家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中“小人国”的影子。只不过“小人国”的人是个子长不大，而“三姓村”的人则是活不长。这种对外国文学作品移花接木的写作，怎么能够称之为是“走本土道路的新尝试”？

说实话，与雷达的评论文章相比，我倒是看好其散文。在《雷达散文后记》中，雷达如此写道：“我虽然慨叹文学批评的无人喝彩，但绝不准备放弃，我觉得那是我的宿命、苦命。”在笔者看来，雷达实在是过于悲观了。并不是文学批评无人喝彩，而是平庸的文学批评不但无人喝彩，甚至还会遭到人们的诟病。雷达说：“我有时自问，我的散文究竟写了什么？凭什么反比我的评论更能引起注意？”其实，答案早就写在雷达自己的文章里。雷达的散文常有真情，如果雷达一直从事散文写作，说不定已自成一家。但不幸误入他并不适合的理论之途，令人扼腕：可惜了，雷达。

让人无计可施的人（代序）／1

第一辑 评论家批判

可惜了，雷达／3

刘氏的“豆腐渣”／13

谢冕的名气还能透支多久？／25

陈思和的“学术八卦”／34

评论家的“矛”与“盾”／49

程光炜的学人素质／60

第二辑 作家批判

余光中的“炼丹术”／75

贾平凹的“硬伤”／88

《带灯》与贾平凹的文字游戏／94

《这边风景》：深陷泥淖的写作？／101

穆涛获奖散文的“硬伤”／107

被陈丹青们高估的“大师”／115

“忽悠”离理论相去甚远／127

在小说中玩哲学？

——马原童话新作析疑／143

“乡村哲学家”的病象／150

王安忆小说病象报告／165

李佩甫的小说“配方”／181

余秋雨怎样“卖瓜”／192

莫言的一锅“乱炖”／204

第三辑 文坛乱象批判

粗鄙伧俗，“性噱头”多如牛毛

——当代小说创作病象观察之一／219

嗜脏成癖，大肆污染读者眼球

——当代小说创作病象观察之二／231

移花接木，创作蜕变成克隆术

——当代小说创作病象观察之三／238

学力不逮，硬伤就像满身瘢疮

——当代小说创作病象观察之四／246

玩弄怪圈，把小说写成“天书”

——当代小说创作病象观察之五／257

“海子神话”该降温了／266

散文：虚构还是非虚构

——以莫言的散文为例／272

外国的“和尚”会念经／281

短篇小说何以不招待见／294

学院批评病象“会诊”／298

文学批评何以青黄不接／310

文学奖闹剧何时才能收场？／313

多年之后会不会变成一堆废纸／318

后 记／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