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经七路34号。
经七路34号就是我的家。
我的单位在经七路34号。
经七路34号就是我的单位。
我的单位的全称是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河南省文联，或更简称为省文联、文联。既然是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当然就涵盖了这个界别的几乎所有——写作的、唱歌的、画画的、唱戏的、编导或表演电影电视的、照相的、写毛笔字的、唱坠子书的、研究民间文艺的、跳舞的、耍大把戏的等等。这是通俗的好像有点缺乏敬意的说法，正式的比较雅的说法是作家、音乐家、美术家、戏剧家、电影艺术家、电视艺术家、摄影家、书法家、曲艺家、舞蹈家、民间文艺家、杂技家等等。一带上“家”，就显得尊重，满含敬意。文联的大门上，也挂着这些各种协会的牌子，琳琅满目。这些协会也有简称，如作家协会简称作协，音乐家协会简称音协，美术家协会简称美协，戏剧家协会简称剧协，以此类推。
这些协会的简称，一段时期里曾不完全被人所理解。有个段子说作协，说的是一个作协的人被问及是哪里的，干啥的，答曰：作协的。进一步问，做鞋的？做布鞋还是皮鞋？一笑。
这些协会，统归文联领导。都设有专门机构配备专职人员，负责相应界别的联络，协调推动相应界别的艺术创作繁荣发展，如发展会员，向上级协会推荐会员，举办展览、演出、研讨会，办班培训，进行评奖，等等，都是各协会章程所规定的一些事项。还要按照章程所规定的时间，召开代表会，进行换届。各协会的主席、副主席，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理事会选举产生，当为相应界别的佼佼者。通常会有一位驻会的专职主席或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为文联在编的公职人员。主席团其他兼职主席、副主席，则分散在各自的艺术团体和工作部门里。
文联与工会、团委、妇联一样，为群众团体——官办的群众团体，纳入国家的编制，其经费、人员工资由政府财政拨款。在省直，为正厅级单位。是党和政府联系文艺界的桥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任务是明确的。
文联的传统也可谓历史悠久，延安时期就有边区文协，各抗日根据地也有“文抗”组织，即文艺界抗敌协会。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曾说过大意如下的话：革命胜利要靠文、武两支队伍，要靠笔杆子、枪杆子，缺一不可。并于1942年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留下至今仍为中国文艺界奉为经典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国文联即为发起单位之一。
中国文联，省、市、县各级文联，自成系统。改革开放以来，行业、企业乃至国家的一些部门也纷纷建立文联，以团结该行业、企业、部门的业余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们，专业的、业余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队伍，堪称浩浩荡荡。
河南省文联，即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49年10月着手筹备，当时叫作河南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筹备委员会。那时叫作文学艺术工作者，而未称作文学艺术界，也是全国统一的叫法。由“工作者”改称为“界”，大约始自于1988年的全国第五次文代会。据解释称，中国文联召开的全国文代会是她的会员代表大会，中国文联不吸收作为工作者的个人作为会员，而只面对团体会员，其团体会员为国家级各个艺术门类的艺术家协会，各省（市、自治区）一级的文联。如此解释倒也合情合理，顺理成章。随之，各级文联也都按此改动。
《河南日报》于1949年6月创刊，9月，报社向上海华东新闻学院要了三十位学生，我为这三十位中之一，并且是最年少者，将满十八岁，我的十八岁生日就是在河南日报社度过的。在报社不到半年的时光，主要任务是去许昌农村参加反霸斗争，回来等待具体分配时，于1950年2月，我与另外三位同学一起被当时正在筹备中的河南省文联要走。我未满十八岁半，一个懵懂少年，一个乳臭未干的青皮小子，一个不谙世事的愣头儿青，就如此这般地成了一个文艺工作者了。也算是一种缘分吗？这缘分不浅，且深得很哪。我在这个文联，直到1998年离休，至今仍在这个文联领工资。一辈子没挪窝，一生都交给了这个文联，始终未渝，算来已经有六十五六年了。想来，肯定也要在此等待上帝的那个召唤，等待我的那一天了。此缘分是浅还是深？你说呢？
于是，就不止一位朋友劝我，写写回忆录吧。
一位朋友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界经过那么多风风雨雨，不写可惜了。河南文艺界，要写回忆录，非你莫属。
另一位朋友说，写吧，你写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的当代文学史。
还有朋友说，这回忆录，你不写出来，不觉得遗憾吗？
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朋友问，写回忆录了吗？写到哪儿了？
不少朋友关注此事，对我寄予期待。
我自己也曾想，将数十年间在河南省文联亲历的往事，理一理，顺一顺，以回忆录的形式将其表述出来，也可能会成为一种有益的劳作。但总是犹豫不决，并未动笔。思虑颇多。回忆录，当然是非虚构的纪实文本，要求将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事实如实地客观地记述呈现，原原本本地告诉人们。我能做到吗？我虽亲历了那历史，但我能认识那我亲历的历史吗？我的认识符合实际吗？我能客观陈述吗？而且，那段历史中涉及当代不少敏感的政治话题，我有无把握的能力？也曾想，不如将经历的那段历史有取舍地结构成一部虚构的小说，也不失为一种路径。也曾就那小说开了不止一个头，但终因对这回忆录的挂牵，小说也未能专心进行下去。
就在这犹豫延拖蹉跎中，我常在十五层楼上的家中踱步，一会儿在东窗边发呆，一会儿在西窗边凝望。东窗下是当年冷清如今热闹的经七路，虽然近些年改为由南向北单行，依旧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西窗下是34号大院，当年只有1号楼、2号楼两座楼，清静得很，之后添上3号、4号、5号楼，再加上这个前些年新建的庞然大物十六层高楼（一至五层为办公楼，六至十六楼为家属楼），就显得拥挤逼仄。
院子里停了许多台车。有许多陌生的面孔。曾在这个大院里住过的我的许多同事和朋友，于黑丁、倪尼、李希泌、仲宇、苏金伞、徐安石、道铎、华山、青勃、杨兰春、王基笑、李準、王大海、丁琳、刘文化、郑克西、徐慎、张有德、段荃法、耿恭让、杨晓杰、李海波、李多、李慧、许寄秋、许桂声、王哲然、王化欣、马荣春、王邦彦、王颖、顾丰年、周基、钱继扬、窦荣光、鲍洁等，有我的前辈和兄长，还有我的兄弟姐妹，都已先后逝去。
陈天然、荆桦、王澄、张宇、李佩甫诸位早已置房迁出此院，张海、王鸿生、耿占春诸位，则已远调他处。我凝视着时，不定哪位的音容笑貌会闪入我的脑中。早已物是人非了啊。
从西窗望出去，扭头向北可以看到我20世纪60年代住过的2号楼，调正视线，可以看到我70年代住过的4号楼，再扭头向南，可以看到我80年代以来住过的5号楼。我的女儿向阳就是在1966年那个动乱的深秋的某日凌晨在2号楼诞生的。与我相伴四十四年的妻子左春就是于2004年10月在5号楼病倒，我与女儿轮流陪伴她在医院里化疗放疗，经受了近两年的痛苦磨难，于2006年7月去世的。
朋友们的葬礼，只要可能，我大都去了，在火葬场，在哀乐声中，向朋友告别，告别，告别，一个接着一个地告别——最后的告别，永远的告别。
这个大院，经七路34号院，给我留下温馨和欢乐，也留下苦涩、痛楚和伤感。
郑州经七路34号，是河南省文联如今的办公地址。这个办公地址是1979年开始启用的。那时并没有这座坐西向东的十六层的高楼。那时是在经七路与纬三路西北角的拐角处的一座四层的办公楼，为当年河南省文化厅群众文艺工作室所建，于1978年完工。在“文化大革命”中期的1970年，文联的建制被撤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河南省委决定恢复文联建制，随之决定将该座办公楼划归文联使用。文联是捡了个便宜。从“文化大革命”初期长期借用工人第一新村教育厅下属的教学仪器供应社的半边楼，而变成有了自己独立的办公楼了。至于这座十六层高的新办公楼，是新世纪伊始张海任河南省文联主席时的事了。这是后话。
河南省文联的办公地址，几经变迁，按顺序是：开封市三圣庙街，开封市自由路中段，郑州市行政区24号楼，郑州市工人第一新村平房院，郑州市工人第一新村教学仪器楼之半边楼，郑州市经七路34号之四层楼、34号之十六层楼。这就是文联办公地址，是经七路34号的前世今生。说文联的事，还要从前世说起，从头说起。如果将这些变迁的地址作为板块，连缀起来，就是文联的历史。也不失为一种方便的结构方式，板块中自有各自的故事。我且试着如此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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