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家河么，肯定是个有河的小镇。谁都知道镇子旁边那条不大不小的河，经过九曲十八拐，最后会亡于淮河，但没有人会在意。这条姓董的河被姓淮的河吞并，就像仇人与朋友必定会在墓地和解，对我们而言无可抗拒因而毫无意义，当然也就不必关心。在那段湿漉漉的黏稠岁月里，我生活的全部意义都集中在两个人身上：大头和小四儿。他们就像天平上的两个砝码，高高低低轻轻重重地决定着我心情的走向。
其实我想说的是，董家河是淮河的支流。可支流这种标准的地理语汇只对课堂有意义，而我们的课堂生涯已于一年前正式结束。就像从我们脚下流走的河水会突然之间改名换姓，我们也突然之间失去学生身份，未待摇身已沦落为社会青年。原来生活就像董家河沿岸池塘中的藕，刚挖出来时都是长长的，带着精巧的关节，可还没等爬上餐桌，甚至连砧板都没挨着，便会被沿着关节依次折断。藕折断时还有一声脆响，我们的转折却是那样的漫不经心。
当然，我们并不为此痛惜懊悔。我们不指望考大学，就像不指望爬进墙上刚刚取代各式领袖像的风景画。反正我们还有接班招工之类的后路。所以说一年前是正式结束，要追溯非正式结束的历史，至少可以到高二，甚或高一。谁知道呢。
小炮儿！小炮儿！小炮儿！！
有人敲后窗喊我。那扇窗正对着河。汩汩滔滔的河水日复一日地流经耳膜，足以麻痹我的听觉，但却无法遮蔽大头刻意制造的噪音。要搁平日，我早就一跃而起，但那天实在不巧，大头来得太不是时候。我紧紧夹住双腿，闭着眼睛，试图就此将大头的声音混入流水，但是不行。大头要是有那份耐心，他哪里还是大头。不过他的嗓门再粗，终究隔着窗户，我要是愿意也能混过去，偏偏还有不识趣的弟弟。董红兵探头进来，指指窗外：大头。大头。
董红兵小我四岁。我实在想不通咋会有这样一位贤弟。这倒不是因为他的脸盘极像前些年长期霸占主席台和墙壁的那位，肥胖，虚肿，而是因为他总也擦不干净的口水和鼻涕。虽然妈妈在他左胸前缀了条手绢，但这又有何用。
我恨恨地剜了董红兵一眼，身体一阵痉挛，才抬起左手向后敲敲窗户，以示回应。在那个瞬间，仿佛有浓密的水汽穿越后窗，扑面而来。董红兵丝毫不理会我的嫌恶。他总是这样面带微笑。这也像那画上的那位。慵懒地起床穿好衣服。出门之前，闻闻右手，隐约还有青草汁液的味道。我又在海棠旁边的水龙头下洗了洗，方才出门。午后的阳光照彻内心，我发现里面空空荡荡，就像放假后的教室.这种被瞬间抽空的感觉，就像突然发现失盗，令人顿生惊恐彷徨。甫一抬头，眼前先是色彩斑斓，尔后又突然失色，世界如同一张刚刚冲洗好的底片。大约有一两秒钟的样子，我像以往无数次那样沦为色盲。
走出门前的小胡同，前面就是镇里的主街。青石板铺成的街道，已不知高寿几何。经过无数鞋板日复一日的擦拭，没有泥污的地方微微闪着亮色。粗壮的木柱顶起黑瓦屋面，中间是雕着各色花样的窗户，以及贴着年画的门板。这景致想起来似乎不错，可惜许多门窗木柱多年不打桐油，已经干枯，缺乏应有的水灵光彩。这是镇子的心脏，由此朝两边扩散，砖瓦房逐渐增多，靠街的一面都刷着白色，将屋顶的黛瓦反衬得益发厚重。
不用说，出门左拐。那是小四儿的方向。但在此之前，我必须割掉身后的尾巴。自打下学，董红兵便成了我的影子，走哪儿他都要跟着。在我眼里，他跟他左胸前那条永恒肮脏的手绢一样，扯掉是原始冲动。董红兵死活不肯回去。打是不成的。他倒霉的哭腔就像生锈的水龙头，拧开容易关死难。即便能关死，还会有漫长的滴答。天知道他万事不用愁，哪儿来的这许多委屈。我惹得起贤弟，但惹不起爸爸。这一年来，他看我横竖不顺眼，我看他也差不多。问题不在于我们相看两生厌，而在于他的身份特殊。他刚刚高升为派出所副所长，离神奇所长只差半步。在他跟前扎翅？贤弟都不会干，何况愚兄我。糖果已经用完。我手头永远缺钱。没办法，那就只好猛跑。跑了一气，已经跑到大头跟前，可不用回头也不必听声，仅从大头满脸的坏笑，我就知道尾巴还在。大头这表情令我越发生气。谁都可以笑话我，唯独他大头不能。我们可是喝过血酒拜过把子的，关系理当深过父母兄弟。再说我可从未笑话过他爸爸，无论明面上还是暗地里。大家都说他爸爸早已算不得男人，就像磨钝的犁铧，虽然还在牛的牵引下朝前走，但根本未曾翻耕土地，滑行而已。
算了，我得回家。你自己去吧。
别别别，我一个人去有啥意思？来来来，红兵，我给你个风车。
那是个彩色的油纸风车，旋转起来就像万花筒。大头演示几下，然后递给董红兵，伸手朝我家的方向一指：风车喜欢回家。你快跑！跑得越快越好看！
董红兵越跑越远越跑越快。嘎嘎的笑声散落在身后，乒乓球似地在青石板街面上不断反弹。大头看着他的背影，微微摇头道，可惜了我的风车。要是扎在小四儿的窗户上，多好看。
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也莫名其妙地满是惋惜，仿佛那是我费心弄
来的礼物。但转念再想，又觉得这样也不错。
喇叭裤肥大的裤脚摩挲着街面，间以鞋掌清脆的敲击。我们漫步东行，就像水面上漂浮着的两片叶子。兽医站在镇子东边，里头不仅有兽医，还有兽医的闺女小四儿。小四儿其实行二，上头一个哥哥，下头一个妹妹，也并无兄弟姐妹饿死夭折。谢天谢地，我们都未曾掉进饥馑的陷阱。那是父辈的霉运。小四儿之所以得此雅称，是因为她眼睛近视，戴着外人不知模样的隐形眼镜。
在县里上高中时，小四儿和我同班，根本没有大头什么事儿。起初我也很久未曾留意她，因她又矮又瘦，就像穷人家的野小子，并无性别。可忽然有一天，她就成了女孩儿。这过程是如此的迅速而且神奇，就像我娘发面，只消用纱布盖上一个时辰，一疙瘩面团便发满全盆。从此以后，人人都对她刮目相看。包括我，也包括大头。
杨秃子的豆腐坊，袁大个的油坊，乐家的烧饼铺，马家的杂货店，相继甩在身后。新开张的第三家录像厅旁边，摆着周瞎子的鼠药摊子。很难说清此人的主业究竟是卖鼠药，还是看相算命。前些年他身后还立着面旗杆样的招牌，是条长长的白色布帘，上面写着标准的红色颜体：
阴阳五行，奇门遁甲
周易八卦，太公兵法
婚姻前程，吉凶祸福
一字天机，解君忧愁
后来派出所出面干涉，说是封建迷信。周瞎子也不犟嘴，把布招一收，到派出所泡了个把儿时辰，竟然就让所长收回成命：周瞎子可以继续营业，但要拿掉布招，另外再摆个摊位，不拘何物，卖点啥都行。那所长外号老炮，也就是前面说过的神奇所长。在我们心目中，他简直就是整部中国革命史的代表。都说他是久经战阵的老革命，枪口下死了不知多少敌人。论年龄资历，他早应该高升远调，最次最次也要到县里当公安局长，但他就是不走，仿佛是要特意留个生动的传说，调剂山里孩子空虚的精神生活。其实他老早就当过公社副书记，之所以长期
屈尊在派出所，是因为多年前的那次会议。他拿着讲话稿照本宣科，结果闹出笑话。问题是那年月没有笑话，只有事件。
讲稿上有这么一句话：“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没有生僻字多音字，他都认得，但是不巧，赶上换页，“响”字在另外一页。他先念出“‘文化革命’一声炮”，然后蘸点唾沫换页，又念出“响”字，这才意识到不对，于是略微停顿，再翻回来看看，确认以后随口骂道：该响的不响，不该响的又响了。
所长是胶东人，口音很重，喜剧效果格外强烈，台下立时笑声一片。他本来是对秘书不满，但时令不好，赶上林彪出事，他偏偏又是四野的人，打信阳时受了伤，就地转业的，因而笑话升格为事件。所幸他身上有枪伤，祖上无问题，没吃大亏，除了官帽。这他倒是不大在乎。
他本来就不喜欢这营生，进派出所正好。舞文弄墨，何如舞刀弄枪。炮所长甚有煞气，别说二流子不敢照面，就我们这样的八十年代新一辈，有事儿没事儿，也要先惧他三分。周瞎子能别赢他，可谓神奇。故而从此以后，我们不知道应该蔑视炮所长，还是钦佩周瞎子。反正他开始正大光明地多种经营，兼卖老鼠药和解酒灵。时间一长，他跟前的桌子上又悬了条看不清本色的布招。不过只有“测字算卦”四字，字迹也小很多。这削减的部分面积，便是炮所长的面子所在。
算命的似乎都是瞎子。说是干他们这行的屡屡道破天机，引发神灵震怒，瞎眼是为惩罚。可虽然有此名义，但周瞎子并非盲人，眼睛比老鼠还贼。那副宽大的墨镜，只是职业招牌。他不瞎，那就是世人瞎。因他的摊子竟能长期傲然屹立而不倒。我当然不关心他的生意，只是有时会关心他的眼睛。确切地说，是眼镜。经过时我侧脸冲他笑笑，不料想他视若无睹，毫无反应。
我停下步子，再后退两步，冷不防扯下他的眼镜。
睁开眼，看清楚，给我算算爱情。
眼镜又宽又厚。小四儿的隐形眼镜，怎么就能藏进眼里？我很好奇。但是很快，这份好奇就被周瞎子的话和大头的笑冲掉。如同一泡热尿下去，所过之处白雪迅速消解为黄水。
你是打光棍的命。
大头的笑声已经停歇，但笑容犹存。隔夜的酒气更加难闻，类似大头脸上无声的笑意。我把眼镜啪的一下拍在桌上，说你算都没算，咋能知道？
不用算。没礼道的后生，哪个丈母娘愿意要？周瞎子此前闭着眼。
这倒不是装瞎，大概是受不了突然的阳光。他戴好眼镜，但脸依旧朝着街面，并不看我。
不行，我非要算算。算得好，我给你五毛！
给我五毛，我给你四包三步倒。
我家里又不闹老鼠，要三步倒干啥？
这药适用老鼠，也适用气性大的人。
我越发来气，恨不得捋起袖子干一仗。可周瞎子年岁太大，不是合适的对手，有气也没法出。大头使劲拽我走，连说算了算了，都是封建迷信，还能当真？也只好如此。我兜里一毛钱都没有，哪有五毛。
展开
——著名评论家、中国作协副主席 李敬泽
青春与成长，时代与命运，苦涩与美好……这部小说集展现出来的纯美精致，以及对人性的深入探索，在当下的文坛格外难能可贵。
——著名作家、《藏獒》作者 杨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