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身份与现当代法国文学》：
法籍捷克裔小说家米兰·昆德拉（1929-）的“东欧身份”“流亡身份”“持不同政见者”身份以及后来的“法国身份”，曾一度左右着读者和评论家对其作品的解读和接受。自1968年长篇小说《玩笑》在法国问世后，昆德拉在欧美备受青睐，同时也不得不面对文学创作和文化身份被不断误读的尴尬局面。对昆德拉作为作家的文化身份的界定至今仍存在争议：吴岳添所著的《法国小说发展史》将昆德拉列入“法国移民小说家”一栏；林洪亮主编的《东欧当代文学史》将昆德拉列入“捷克斯洛伐克文学”一栏；毛信德所著的《20世纪世界文学：回眸与沉思》将昆德拉列入其“欧洲文学”一栏；袁筱一所著的《文字·传奇：法国现代经典作家与作品》将昆德拉直接称为“法国现代经典作家”；韩少功所著的《阅读的年轮》将昆德拉称为“东欧文学作家”。显然，昆德拉的“文化身份”在不同人的眼里呈现出不同的维度。
早年的昆德拉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者和坚定的爱国者。他笔下的“政治”和“性”分别代表了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他以此为起点，深刻探寻了有关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尖锐地批判了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严格地说，1967年问世的《玩笑》是他的第一部小说，故事的情节并不复杂，可以简单地加以概括：路德维克因为某个玩笑葬送了自己曾经拥有的一切——爱情、工作、前程……在惩戒营里，他度过了一段十分痛苦的时光。但这样的经历让他有了一次别样的思考，而且让他遇到了可以引导他进“灰色天堂”的露茜。后来，他想要报复，最终报复按照他的计划成功实施了。可是，他发现这报复的结果根本毫无意义，是个无聊的玩笑而已。①这部以斯大林主义笼罩东欧时期为背景的处女作一问世便广受欢迎，为他在世界文坛崭露头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昆德拉一直反对别人对其作品进行政治化的解读，但是捷克所经历的动荡以及他本人所遭遇的迫害对他的创作产生深刻的影响。无论是《玩笑》还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其中的情节都涉及1968年苏军侵占捷克及后来引发的“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他将政治和性爱上升到形而上的高度，进而对人性进行深刻的思考。定居法国之后，昆德拉“流亡作家”的身份开始渐渐淡去，他自身实际也经历了一种身份的流变。从国籍上来说，因为发表了提倡民主自由的演说，他被开除出捷共，随后被剥夺捷克国籍。他从一个捷克人变成了一个法国人。1990年，他发表了《不朽》，政治性因素也淡化许多，但一贯的哲思并未被磨灭。其中通过性爱来表达人性的创作手段也依然延续。
昆德拉在作家代表大会上炮轰捷克当局几乎成为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前奏，大批作家、艺术家高举创作自由的大旗，声张民主正义，呼唤人性解放。这一时期的昆德拉，无论是创作地点、创作语种、写作背景和内容，都根植于他的故土捷克这一民族土壤之中。从文化身份的角度看，这一阶段的昆德拉是个不折不扣的“捷克之子”。早年捷克时期的昆德拉无论在文学创作上还是政治领域都颇有建树。彼时的昆德拉与大多数捷克人一样有着浓厚的民族身份意识，对自己的国家、民族、文化，甚至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有着与生俱来的认同感，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经历了斯大林主义、布拉格之春、苏联入侵等一系列政治事件之后，他的思想意识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思想上从抒情主义走向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政治上对共产主义彻底失望。所有这些导致他艺术倾向的变化，并促使他最终选择法国作为流亡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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