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霁翔，1954年7月出生。1980-1984年赴日本留学，从事历史性城市保护规划研究。回国后历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房山区区委书记、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为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师从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获工学博士学位。被聘为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5年3月，获美国规划协会“规划事业杰出人物奖”。2014年9月，获国际文物修护学会“福布斯奖”。
　　出版《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文化建设》《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等多部专著，并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

　　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自己一路前行？除了文物人“敢于担当、乐于奉献”的情结外，恐怕*主要的就是“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的工作方法。不断出现的问题、不断凸现的矛盾和不断涌现的挑战，将时间撕裂成一块块“碎片”，甚至一天之内要进行几次“脑筋急转弯”。如果不能针对闪过的想法及时停下来思考、面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静下来反思，就会陷于疲于应付、不堪重负的境地。城乡建设大规模展开的时期，必然是文化遗产保护*紧迫、*关键的历史阶段。只有“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才能在复杂的情况下，夯实基础，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在困难的情况下，深思熟虑，心中有数，底气十足；在紧急的情况下，头脑清醒，敢于直面，坚守底线。
　　“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的工作方法，需要持之以恒，读书、思考、写作、归纳，早已成为每天的必修课。无论是在考察途中的汽车里，还是在往返的飞机上，抑或是在家中的书桌前，以电脑为伴，将考察的感想、调研的体会、阅读的心得及时记录下来。正是因为这一次次的梳理思绪、深化认识，长期下来，居然积攒下上千万字的记录，包括论文、报告、访谈、提案，林林总总，其中既有“一吐为快”的真实感受，也有“深思熟虑”的肺腑之言，还有“临阵磨枪”的即席表达。将它们汇集起来，既是一个时期实践经验的点滴记载，也是一个时代文化遗产事业的综合纪实，还是一个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不息生命的心灵写作。面对这些海量且繁杂的“原生态”记录，早已萌生出按照内容进行分类归纳的愿望。所幸天津大学出版社伸出援手，以“新视野·文化遗产保护论丛”为名，按照不同内容进行分辑分册，涉及文化遗产保护基础建设、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实施和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等诸多方面。
　　一路走来，吴良镛教授的学术思想始终像一座灯塔照亮我前行的方向。“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源于吴良镛教授所倡导的“融贯的综合研究”理论框架。就是力图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角度，分析和梳理文化遗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和建立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和相应的保护方式，使制约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重点、难点和瓶颈问题不断得以有效解决。实践证明：文化遗产保护、城市文化建设、博物馆发展，在方法上、尺度上、内容上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三者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三位一体进行“融贯的综合研究”，则可以呈现出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视野。
　　从1984年进入城市规划部门以来已经30余载，从1994年进入文物系统以来也已经20余年，其间有不少令人难忘的回忆。

　　《博物馆的原生态保护/新视野·文化遗产保护论丛（第三辑） 》：
　　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和博物馆文化理念的酝酿和形成，标志着传统思维范式和行为模式的转换。正因为如此，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和博物馆事业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需要有全面的分析与整体的思考。
　　当前，“城市文化危机”已经成为各国城市进入21世纪发展的战略焦点。实际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发展中国家能否达到现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在于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来达到预期的发展目标，这种发展模式又依靠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念予以支撑。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将是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城市以及全体民众智慧的严峻考验。面对这一严峻考验，文化遗产工作者应该积极思考、有所贡献，对当前文化遗产保护进行若干理论问题的探索。在两年前的局务扩大会议上我曾经谈起思考的7个方面问题，包括关于遗产大国与遗产强国的思考，关于单体保护与整体保护的思考，关于政府保护与全民保护的思考，关于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的思考，关于文化积累与文化创造的思考，关于文化定位与文化复兴的思考，关于城市时代与文化时代的思考。两年来虽然就这些问题有了一些认识，写了一些未敢发表的文章，但是回答这些问题，总觉得底气不足。
　　近年来，我一直在想，文化遗产在社会生活中不能只扮演弱者的角色，文物保护工作者不能被人家看作“另类”。文化遗产事业应该成为强者，文化遗产事业有这种能力。如果我们今天拥有这份自信，我们将来就必然拥有这份自豪。尽管文化遗产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呵护，尤其是在过度注重经济利益的社会环境中，但是它们需要的不是人们给予怜悯式的保护，而是需要人们真正认识到文化遗产对于城市发展和改善市民生活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给予积极的保护。在新的世纪，应主动发挥文化遗产的多方面综合作用，使文化遗产进一步融人社区生活、融人经济发展、融人城市建设，既给专业人士，多的是给民众以精神的、情感的、美的享受和启迪。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不厌其烦地给各级领导，特别是省部级、地厅级地方领导讲述文化遗产的力量和贡献的原因。
　　今天，文化遗产保护和博物馆事业的战略地位，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文明的显著特征。自觉地坚守文化遗产保护和博物馆事业的核心价值，直接关系到其本质特征和社会职能作用在新时代的全面发挥，也是检验文化遗产保护和博物馆事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应变力、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以及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和作用。从保护藏品、保护文化遗产，到服务社会、推动社会变革，是向文化遗产保护和博物馆事业神圣职责的回归，也是文化遗产保护和博物馆事业在进入全球化时代后的理性决策和历史选择，是对文化遗产保护和博物馆事业具有意义的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科学诠释。今天，文化遗产保护和博物馆事业的核心理念更加关注人居环境、融人城市文化、重视公众教育、体现服务民生、支持社会发展，这是文化遗产保护和博物馆事业核心价值与社会责任的体现，也是新时期文化遗产保护和博物馆事业社会职能的完善。
　　今天，实现文化遗产保护和博物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创新，需要有坚定的自信和包容的胸怀。当今社会生活，呈现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的特征，这些特征促进了文化遗产保护和博物馆文化形态的快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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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安吉）生态博物馆奠基仪式上的讲话
走进“厂义博物馆学”的时代
在贵州生态博物馆建设座谈会上的讲话
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干世界”
探讨社区博物馆的核心理念
社区博物馆的社会职能初探
关于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聚落的思考
关于加强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数字博物馆建设的提案
在中国安吉生态博物馆揭牌仪式上的讲话
实现原生环境保护的生态博物馆
在全国生态（社区）博物馆研讨会上的主旨报告
从“建筑+收藏+专家+观众”到“地域+传统+记忆+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