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传记研究（第8辑）》：
第一是写作功用的逻辑起点。西方作家为什么要写传记文学，就是因为他们要回答历史上和现实中出现的问题，并借此显示出他们对历史发展进程和现实生活的感悟与态度。我们知道，文学都是现实的产物。这里有两个向度：一是说任何文学，都是现实的产物。二是说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人的创造。这样，就面临着究竟谁为起点的问题。从中世纪西方传记文学的产生来看，毫无疑问，传记作家们都是在记录历史并评判传主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作用和贡献为功利起点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西方传记文学的写作总是和历史的发展进程紧密结合在一起，具有强烈地记录与评价历史发展的韵味。因此，开始时出现的这些传记文学常常被称为“史传文学”。这就告诉我们，在史传性（也包括其他类别）的传记文学的作品中，作家是以讲“史”鉴“今”为现实逻辑起点并进行写作的。这样，就使得有些作家对传主的某些做法并不同意，但却仍然要歌颂和赞美他。
对此，我们以拜占庭作家普罗科皮乌斯的《战争史》为例，来谈谈这个问题。普罗科皮乌斯的《战争史》，是以记录罗马帝国皇帝尤斯提尼安当政时期和尤斯梯尼努斯共治时期长达几乎半个世纪（公元518-565）的战争与和平的历史。这个时代被认为是一个非凡的辉煌的时代。尤斯提尼安自从当上皇帝之后，便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立法修法，在他执政时期，修订了大量的法典。他试图通过这一努力，想要确立一个“法”治的国家。二是进行战争。尽管他所进行的战争有着不正义的成分，但对帝国生存来说，当时却是非常必要的。然而我们又知道，普罗科皮乌斯是非常讨厌这位皇帝的。他指出，尤斯提尼安注重所谓的法治，不过是要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换言之，他要做什么和想去怎样做，便随意制定与其合适的法律。如果原有的法律妨碍了他谋取私利，他便以“上谕”的形式“加以调节”，用新的适合他的法律加以替代。因此，有的历史学家说，他就是法律。在军事上，史传作者对他也是颇有微词，认为他不过是一个目光短浅、心胸狭隘的皇帝，只是凭借着高压和强烈的虚荣心支撑下去。而战争的胜利完全是由于他手下的大臣贝利撒利乌斯的功劳。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普罗科皮乌斯为什么要为这样一个皇帝写传记，还把他写成了历史上一个有作为的人，其原因就是作家的历史眼光。他不让自己的好恶来影响对一个历史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评价。也可以说他是站在历史发展趋势的角度，或者说作家是从他是否适应了历史进步的角度来谈论传主的。至于普罗科皮乌斯不喜欢这位皇帝的性格、手段等，在他看来，都不过是细枝末节。普罗科皮乌斯的这一点可以说也影响到了后来的巴尔扎克，也成为了传记写作的一条基本准则。
第二是学理的逻辑起点。所谓学理逻辑起点，就是在描写历史上的一些人物或一些事件的时候，究竟是遵从历史真实的逻辑还是情感真实的逻辑。不同的学理逻辑起点所导致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我认为，对传记作家而言，当他写作某个历史人物的传记时，大致有两种写作出发点。一个是遵从着现实的事实逻辑。而另外一类作家则遵从着从情感出发的学理逻辑。从传记文学写作的角度而言，传记文学作家在评判人物的所作所为时，是遵从着传记作家独特的情感学理逻辑进行的。相比而言，传记作家写作的逻辑起点应该而且必须是历史真实的逻辑起点。换言之，虽然传记文学作家是以讲述历史为主要目的的，但是，与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不同，他们讲述历史，则是以情感形象来讲述的。这也就是说.在作家主观情感和细节真实的关系问题上，他们一般主张以作家个人的情感为学理逻辑起点，并在情感真实的基础上对人物的行为和行动的细节进行了想象性的描写。由此也使得传者的个人情感常常压倒对真实人物或事件的描述，传记文学本身常常变成传记作者从情感向度表达和评价传主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手段。
我们知道，在传记文学的写作中，常常面临着一个困惑：即我们根本无法恢复传主所生活的时代环境和具体环境，也无法复原当时传主的所思所想，因此，需要对其很多活动的情节（细节）进行虚构。那么，西方早期传记作家是如何解决这个矛盾的呢？从都尔主教格里高利所创作的《法兰克人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解决方案。在《法兰克人史》中，作者写了一个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王后弗蕾德贡德。例如，在《法兰克人史》第九卷第三十四节，作家开始就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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