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 中国梦：千面足球》：
怕担责任 中伊之战后，我读到作家蒋子龙在《足球报》上的一篇文章，他说从电视镜头里看到，中国队场上队员中，有人竟然示意教练把自己换下场。紧张到想“临阵脱逃”的地步，可以见出当时局面的混乱。中国队失利后，有关“输在哪里”的议论很多，其中最突出的无非三条：心理、体能、技术。现在这种情况下谈技术和体能的不足，于事无补。因为战事正酣，体能和技术的差距，不是一天半日可以赶上来的。心理问题也许还可以一谈，但从八二年到今天，15年来的失败，没有一次不被追究到心理问题上来，为什么至今没有一点实质性的改变呢？造成中国队心理浮躁、失控的根源又是什么呢？我认为，中国队屡战屡败的原因，有一点非常突出，但少有人谈及，就是从教练到队员都害怕承担责任。“怕担责任”，是中国队从战术布置平庸到临场表现失衡的根本原因之一。
赛后的许多舆论，对主教练的用人提出质疑。一些老面孔早无灵感、激情和技术优势可言，只剩下一点旧名声而已，为什么还常常出现在首发阵容当中？有人说这是因为主教练“心太软”，不忍心割爱，而在我看来，就是“怕担责任”的想法在作怪。中国队赛前训练不无神秘色彩，但一到首发阵容出场，从记者到球迷，一看就知道与自己的预想几无差别，没有什么出人意料的地方。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队的主教练从一开始就在追求平庸，因为平庸是平息各种意见和分歧最有效、最稳妥的办法。平庸的布局里，除了平庸本身，被人指出决策错误的可能性就降到了最小。主教练在领先两球的情况下换人不当，而且很快将三个换人名额用尽，是导致中国队越打越乱，越乱越差的原因之一。要知道，中国队有一个将近十人的教练班子，为什么连普通球迷当下都能看出来的问题，数位中国的一流教练全都浑然不觉呢？难道坐在教练席上的人没有一个敢出来提出这种决策的错误吗？说到底不是眼光问题，是害怕事后承担责任。中国人啊，都有一点“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禀性。去年的亚洲杯期间，包括亚足联主席在内的人士，对中国队主教练闪烁其词、语意含混的做法就提出过公开批评，其实，他们哪里知道，这些都同场上指挥犹豫不决一样，是“责任”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回不过神来。
这样的气氛必然要影响到队员，范志毅为什么会贸然出手，导致禁区内推人犯规的错误？怕让对方把自己“过”了，如果因此让人家得手，责任可就大了，情急之下，才会有那样的动作。与其让人“过”了，不如把他“放倒”。怕担责任，导致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主教练赛后一脸无奈，却把失败的“点”找到了“小范”身上，认为没有那个“无谓犯规”，“局面就会大不一样”，言外之意是就可能获取胜利。“一失手而成千古恨”，战术、技术、心理、决策等等隐患，并没有引起最高度的注意，说到底，是想当着中外记者的面推脱责任。
怕担责任和没有责任心是两码事，正因为知道责任过于重大，不是一两个什么人能够承担的，所以才出现人人怕担责任的局面。如果主教练真的说出“责任全在我”这样的大丈夫话来，球迷的失望就释然了吗？中’国的球迷太善良、太不苛求了，失败之后，他们并没有一定要让谁承担起这个太重的责任，他们在纷纷“支招”的同时，再激烈也顶多是向教练要个“说法”而已。而我们的教练组，在“怕担责任”的阴影下，总是端出缺少创意、不见胆识的平庸方案给我们看；我们的队伍总是踢没有激情，缺乏应变的球让我们欣赏。当主教练不敢也无力出奇兵的时候，当队员不是腿抽筋就是脚发软，不是把界外球直接送给对方，就是主动要求下场的时候，我看到的，是笼罩在教练和队员心头的浓得化不开、重得驱不散的“责任”的阴影。最后，这份沉甸甸的责任没有化做动力，反倒变成了平庸与软弱的诱因。中国足球“冲出亚洲”的愿望越是经年日久难以实现，“怕担责任”的心理阴影就越加严重。
我们都承认，我们的队员，并在一定程度上包括教练尽了自己的努力，可我们的失败和失败方式总是难以让人接受，其实就是因为“怕担责任”的顽症从未有过好转的迹象。中国足球“走向世界”的梦想做的太久太久了，这个“接力棒”的重量在一天天加重，能接过来轻松上路的人，至今还没有向我们显露出清晰的身影。
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主教练是什么样的呢？他应该像扎加洛一样，敢冒被球迷和舆论责骂的危险，坚持以“保守”换“胜利”的战略；他应该像福格茨一样，关键时刻敢用比埃尔霍夫这样刚刚“出炉”的“材料”，去担当挽狂澜于既倒的角色，让人看到了英雄造就英雄的动人场面；他应该像萨基一样，敢让巴乔坐板凳，敢弃西格诺里、维亚利这些“大腕儿”不用。你不能说他们没有责任心，而应说他们有直面责任的勇气。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队员是什么样的呢？他应像马拉多纳一样，有用“上帝之手”创造奇迹的“妙招”，应像古利特、克林斯曼一样，有公开与主教练意见相左、坦诚“进谏”的胆量。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应当能根据场上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战术打法，以补主教练之不及。
中国队的主教练和他们的爱将，从苏永舜和他的队伍起，大都给我们留下了黯然神伤的背影。我们不应过多责怪他们，只希望他们能从这“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责任”中走出来，拓出一条富有活力的道路来。
原载《东方文化周刊》199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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