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是我国古代与近代之交杰出的改革家，是当时经世派的领袖、洋务派的先声，湖南近代人才群体崛起的先导。《陶澍传——从山乡农民后代到大清干国良臣》从多个角度展现了一个真实而富有传奇色彩的陶澍。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陶澍出山，详细介绍了陶澍从求学到考取功名的过程及家庭情况；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介绍了政治家陶澍、改革家陶澍和教育家陶澍，史料详实，观点准确，评价客观；第五章专门叙写了学者陶澍，以展现他在哲学、史志学、族谱学、考据学及诗歌创作和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这是一部偏重学术考证，兼顾对人物、事件评价的人物传记，创作态度严谨，内容丰富，文笔流畅，对研究陶澍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章 政治家陶澍
第一节 从七品京官到干国良臣
陶澍从嘉庆七年（1802）中进士，进入翰林院，到嘉庆二十四年（1819）任川东兵备道的17年中，有1年请假回乡，3年丁忧离职，其余13年一直在北京为官，先后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编修）、翰林詹事、江南道监察御史、陕西道监察御史、巡视中城、户科给事中、顺天乡试内监试官、吏科掌印给事中、丁丑科会试内监试官、都察院稽查储积仓银库颜料库事物、戊寅科顺天乡试巡墙官、巡视东城等官职。中间有两次出京外任，即嘉庆十五年任四川乡试副主考、嘉庆二十一年奉命巡视江南漕务，两次外放的时间约1年。嘉庆二十四年被任命为川东兵备道，是年夏离开北京，此后一直在四川、山西、安徽、江西、江苏等省任地方官职，直至两江总督。
一、京城奋斗十三个春秋
嘉庆九年（1804），陶澍从家乡回到北京翰林院。翰林院从唐朝开始设立，初时为具有艺能人士供职的机构，自唐玄宗后，翰林分为两种，一种是翰林学士，供职于翰林学士院，一种是翰林供奉，供职于翰林院。翰林学士担当起草诏书的职责，翰林供奉则无甚实权。晚唐以后，翰林学士院演变成了专门起草机密诏制的重要机构，有“天子私人”之称。在院任职与曾经任职者，被称为翰林官，简称翰林。宋朝后成为正式官职，并与科举接轨。明以后翰林原来的职责被内阁等代替，翰林院成为养才储望之所，翰林负责修书撰史，起草诏书，为皇室成员侍读，担任科举考官等。地位清贵，是成为地方官员以至阁老重臣的重要途径。各朝各代，翰林始终是社会地位最高的士人群体，集中了当时知识分子中的精英，社会地位优越。因此，入选翰林院被称为“点翰林”，是非常荣耀的事情。翰林学士不仅致力于文化学术事业的传承，更踊跃参与政治，议论朝政。由科举至翰林，由翰林而朝臣，是科举时代士大夫人生最美好的理想。
嘉庆九年冬，陶澍与嘉庆七年同科进士朱珔、顾莼、吴椿、夏修恕、洪介亭发起成立消寒诗社。“消”，可作减削、耗费解；“消寒”，意在共同消磨、消遣寒冷的冬天。成立诗社的目的是以文会友，联络感情。第一次集会在朱珔家的双槐书屋举行，以赏菊为诗题，陶澍的诗题是《消寒第一会，朱兰友邀同洪介亭、顾南雅、吴退旃、夏森圃，双槐书屋赏菊》：“连日西风如发覆，催放堂前金色菊。诗人速客展重阳，一樽对花巾不漉。入席杂坐礼数宽，尔汝脱尽儒生酸。袖中赋草出新制，颜弓宛转同传观。下酒直与汉书似，花底开函真可喜。封姨回袖拂帘栊，万点奇香生卷里。浊贤清圣不计觞，酒后耳热声欢扬。十指突出小肉阵，人影摇动红烛光……”几个同年好友在一起，饮酒谈笑，吟诗赏菊，场面极其活跃，潇洒自由。消寒诗社后来改名宣南诗社，是清嘉道年间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诗社。但诗社组织松散，活动时聚时停。成员为居住在京城的下层官员和知识分子，大多有进士出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陶澍是诗社的核心人物，是诗社的发起人、召集人、领导人之一，后来又是诗社的经济支持者。通过诗社，陶澍团结了大批有识之士、有用之才。
嘉庆十年（1805）四月，翰林院举行散馆考试，陶澍的成绩优秀，授翰林院编修。翰林院的主管为掌院学士，正二品，已是朝廷重臣，其属下有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修撰，分列四至六品，编修是七品官，其下还有典簿、待诏等，则是八、九品。翰林院相当于皇帝的秘书机构，编修的主要工作是诰敕起草、史书纂修、经筵侍讲。所谓“诰敕起草”，就是为皇帝起草诏书、命令等文件，有利于编修了解政务，增加阅历，熟悉国家事务，从而培养其处理政事的能力。“史书纂修”，则有助于编修提高学识，饱览史料，通过对前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轶闻典故的了解，而更加增长见识，博学广闻。“经筵侍讲”，实际上是给皇帝、皇族讲课，更与皇帝形成亦君臣亦师生的关系，使编修在院期间能与皇室亲近，日后为官主政时则易于启沃君心，获得升迁的机会。此外，翰林官有着更多的亲炙鸿儒、接近权要的机会，又能阅读邸报，参加重要会议，便于对朝廷大局、时事政策获得具体而深入的了解。这些都使编修们能不断积累政治学识和办事经验，故翰林院是培养和储备人才之场所。陶澍对入选编修之事十分欣喜，充满期望，他在《乙丑四月二十日散馆引见，蒙恩授编修恭纪》诗中说：“神风一瞬判仙凡，快得蓬瀛稳挂帆。吉士旧推君子使，主人新署翰林衔。炉烟五色依香案，灯火三年识宝函。报国文章犹有事，儒衣从此凛朝衫。”
嘉庆十年（1805）六月，正当陶澍踌躇满志，准备在翰林院潜心学习、大显身手的时候，陶必铨却英年早逝，撒手人寰，年仅51岁。陶澍立即离职离京，丁忧回乡守制。“丁忧”，源自汉代，指古代的官员在父母去世后的3年内要离职回乡守孝，3年期满才能复职为官。丁忧期间，陶澍主讲于澧州（今澧县）的澧阳书院。他的讲授严肃认真，又生动活泼，他重视对学生传授儒家经典，又主张以经世致用之学教授学生。他曾带领学生走出院门，考察山川形势，了解民间风俗，游览常澧风景，他自己更留下了《德山怀古》《舟过安乡》《范文正公洗墨池》等许多诗文。他给书院的题联：“台接囊萤，似车武子方称学者；池临洗墨，看范希文何等秀才。”借两个与澧州有关的历史名人及其典故，树立楷模，要求学生以车胤、范仲淹为榜样，用水滴石穿、百炼成钢的精神，发奋读书，积极向上，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嘉庆十三年（1808）五月，陶澍结束了澧州的3年教学生涯，回到小淹家中。是年秋，陶澍携家眷北上，冬，抵达北京翰林院，次年，任国史馆编修。国史馆是编纂国史的机构，汉朝称著作东观，两晋为著作省，唐、宋改称史馆，隶属崇文院，金元则称翰林国史院，明以翰林院统领修史事务。清属翰林院，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设立，掌监修撰明史、清史等史书。当时，先后与陶澍同为编修的有：史评、何凌汉、刘嗣绾、彭浚、聂铣敏、林春溥、胡敬、胡承珙、谢学崇、聂镐敏、朱方增、程寿龄、费兰墀、程德阶、程祖洛、贺长龄、张元宰、张源长、周寿春、孙申长、彭邦畴、董桂敷、史谱、陈官俊、石承藻等。修史并非紧迫的任务，陶澍在《初入国史馆作》诗中说：“绿阴满地云满床，三竿日与春风长。”故编修们常在一起作文酒之会，联络感情，相聚宴饮，吟诗论学，赏花作画，交流时事，议论国策，游览山水，考察民俗。通过交往，有的成为陶澍在官场上的知心好友，相互支持，彼此提携；有的成为儿女亲家，互通音讯，共同进退。陶澍又利用国史馆丰富的图书典籍和文献资料，努力学习，扩充了知识，提高了学识水平。陶澍在修史工作中对湖南地方资料十分重视，他在编写《嘉庆一统志》时，曾给黄花耘孝廉写信，要求着力收集湖南人物资料，以便编入全国史籍。
嘉庆十五年（1810），陶澍被任命为庚午科四川乡试副主考。陶澍作《庚午五月十五日，奉命偕编修臣史评典四川乡试恭纪》：“丹诏晨飞五凤楼，恭承嘉命锦江游。便携一剑开云栈，会有双星向益州。声教久通邛笮外，文章不薄马扬俦。十年如水初心在，分作岷峨八月秋。”“邛笮”，汉朝时西南夷邛都、笮都两地的并称，约在今四川西昌、汉源一带，后泛指西南边远地区或少数民族，清陆寅《宣德箭歌》:“已见蒲稍入大宛 ，更闻蒟酱开邛笮。”“马扬”，即明朝官员马扬，河南上蔡人，历任主事、南台御史、兴国州通判、苏州知府等职。马扬胸怀坦荡，刚强正直，才思敏捷，处理政务井井有条。初任御史，即弹劾吏部尚书，故降职通判。《上蔡县志》称其：“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为人耿直，疾恶如仇，为官清正，尽职敬业，深得世人赞评。”陶澍对外放主考，表达了十分高兴的心情。一方面，放差为皇帝办实事，是建功立业、收录门生扩大影响的好机会；另一方面，则是改善经济状况的好机会。编修在京师是名副其实的芝麻官，没有权力，无人馈赠，没有灰色收入。一年的薪俸仅50两左右，要养家糊口是有困难的，只能过清贫的生活。而外放乡试主考，既有朝廷规定的程仪，又有中式举人认老师的谢礼。这样，主考一次，少则可得千金，多则有二三千两银子的进项，抵得上编修十多年的正俸。当时的主考官为史评，字松轩，山东乐陵人。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比陶澍晚了6年。陶澍因丁忧不能在籍，任编修的资历反不如史评。陶澍与史评十分友好，史评在《蜀日记序》中曾说：“余与云汀中丞俱官编修，平日诗酒过从形骸无间。”称赞陶澍的《蜀日记》“撑胸万卷，逸气盘礴，遇有触发，如悬鼓待槌，声应不穷。故所过名胜，皆形为咏歌，归后编次成册”。通过主持四川乡试，两人 “往返万余里”，更结成了知己之交。
陶澍和史评于五月十五日授命为四川乡试主考，二十九日离开北京，由陆路经直隶（今河北）、山西、陕西，进入四川，八月二日抵达成都，八月六日入贡院，主持3场考试，旋在贡院阅卷。陶澍有《蜀闱即事》七律4首纪其事，其中说：“花样新拈绣度金，一篇一字费沉吟。龙身具采宁韬匿，鸡肋难抛更酌斟。漫说匠门无弃物，由来公道在人心。回思执卷趋庭日，红烛烧残泪不禁。”“照乘珠玑字几行，辉辉鼌采夜生光。眼明合倩金刮，材大何须玉尺量。早识功名关事业，即论科第有文章。殷勤树木无多祝，认取他年作栋梁。”陶澍对考生答卷的批阅十分认真，一方面要对国家负责，尽职尽责为国家选拔人才，不能辜负皇帝和朝廷的信任；另一方面又要对考生负责，十载寒窗苦读，自己有切身体会，特别是父亲10次乡试不售的经历，使他生怕遗漏了真才实学的考生。因此，陶澍阅卷特别认真，落卷更是反复地看三四遍，以至引起阅卷的同事讥笑，称其“鸡肋难抛”。所谓“鸡肋”，源自三国曹操的典故，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曰：“夫鸡肋，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八月底，阅卷结束，而后发榜。九月十八日离开成都，走水路经重庆沿长江而下。十月二十二日抵湖北荆州，与专程从安化赶来的弟弟陶溍会面。然后改走陆路，经河南、直隶，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回到北京。陶澍有《四川乡试录序》对此次乡试进行了总结，他指出文章之要“在于宗经。经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经术明，则人才蔚起”。又说：“通经致用，亦经正而庶民兴，所谓文章，莫大乎是。”“我朝经学昌明，迈于前代，蜀士之奋兴鼓舞，涵濡圣泽者，蒸蒸日上。而制举之文，代圣人、贤人以立言，心之精微，通乎词气，尤足觇其所学。臣与臣评，悉心甄拔，一以经为根柢，其支离鄙僿，不衷于经者，弗敢取录，以期言为有物，学为有用，用副我皇上乐育化成之至意。”此外，陶澍往返四川172天，除在贡院主持考试和阅卷的20多天，每天都写日记，记录沿途的山川形势、名胜古迹、风俗民情、见闻感想，命名为《蜀日记》，是一部杰出的地理经世著作，刻印后风行海内，被反复印制。陶澍又将旅途诗作编为《皇华草》，刊刻印刷。该诗集内容丰富，极有艺术价值，是陶澍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好评如潮。
嘉庆十七年（1812），陶澍迁詹事。詹事官的设置始于秦，掌管皇后、太子家中之事。清朝于顺治年间设詹事府，为中央机构之一，主要从事皇帝或皇子的内务服务。但詹事府没有本府的专职，实际上变成了翰林院的辅佐机构，只是翰林院官员调动升迁的一级阶梯。次年，陶澍以记名御史用。又次年，陶澍补江南道监察御史。嘉庆二十年（1815）调陕西道监察御史，旋又奉命巡视中城。御史官的设置始自秦朝，专门作为监察性质的官职，负责监察朝廷、诸侯官吏，被称为“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权力很大，责任也很大。其总管为都察院，最高长官为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御史为从五品。陶澍受任御史时，深感皇恩浩荡、责任重大，在《蒙恩擢江南道监察御史恭纪》诗中表示：“冰衔十载重清班，要秩新弹獬豸冠。岂有奇才酬圣主，翻因特擢动朝端。扪心未敢违初愿，称职原难是此官。欲报鸿恩持底事，中宵辗转漏声残。”“獬豸冠”，指古代御史等执法官吏戴的帽子，后指御史等执法官吏。獬豸，是传说中的一种独角兽，似羊非羊，似鹿非鹿，性忠，明辨是非、忠贞不渝，见人相斗则以角触邪恶无理者。陶澍在御史的位置上有三年时间，敢说敢为，尽职尽责，不避权贵，正直无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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