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心学的智慧（全新升级版）》：
王阳明心学的影响
王阳明心学的智慧序王阳明心学的影响心学的流传
在明朝的历史中，王阳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是心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王阳明自幼习文，精读史书，11岁便能作诗；12岁时立志要“读书做圣人”，而不是读书登第做状元；15岁，独自出塞外练习射箭、骑马，并且考察军事；17岁，在结婚之夜不见了踪影；28岁举进士；34岁因仗义抗旨，惹怒了宦官刘瑾被关进牢狱，随后发配到贵州龙场做驿丞，却在此荒僻之地悟出了圣人之道；三年之后，调往江西庐陵任知县。此后，他一介书生却身历疆场指挥作战，屡战屡胜。官至南京兵部尚书，被封新建伯。期间，还平定皇室内部的叛乱，活捉军事政变的主谋——宁王朱宸濠。
除了建立事功之外，王阳明还精通儒释道三家之说，最后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把中国古代的哲学推上了一个新的高潮。他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广收门徒，传道讲学，其影响深远而广泛，不仅被后世人称为达到“立德”“立功”“立言”的“真三不朽”之人，还被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推崇。如：日本大将东乡平八郎在击败俄国海军后亮出一个腰牌：“一生俯首拜阳明”，“阳明”就是王阳明。后世研究王阳明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心学。
王阳明被世人称为“百世之师”，心学主张包含了哲学、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学术思想精深，内容极其丰富。
在明代学界，王阳明的心学掀起了汹涌大波，成为波澜壮阔的主流思想之一。“龙场悟道”是王阳明心学的起点，这为心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之后心学构建起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基本理论框架。心学在继承了孔孟学派的“良知”“尽心”以及陆九渊的“心即理”等学说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朱熹先验范畴的“理”为本体学说。
从思想史的发展轨迹看，心学可以说是儒学的自我革新，也是儒学的最后一个高峰。在世界观上，王阳明坚持“理”主宰主体“心”的理念论，建立起了以“心”为本，以“心即理”为第一原理的心性主体论。他提出“知行合一”，认为知与行不仅是一种言说，而且应是言说的当下行为现身。心学对良知所做的先验道德本体的构想，发展了孔孟的学说。王阳明说：“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致了“良知”便是“尽心知性”，就成了圣人。此外，王阳明提倡圣凡平等观，认为圣人与凡人一样，并不是什么都知道并能做到的，只是他们能够发现自己的良知。因此，在他看来，圣人和凡人只有一点差别，在于能不能发现自己内心的良知。
心学的流传使得很多人都远道而来，前去求学。因此有人说：“守仁弟子盈天下，其有传者不复载。”王学流传后世主要是泰州和龙溪两个学派。泰州指的是王银（后改名王艮）及其学派，龙溪指的是王畿及其学派。
王艮是心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也是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的思想以阳明心学为源，却又不囿于此。他的学识博大渊深、包涵很广，在哲学、伦理、社会政治以及教育、文化等方面，都有丰富翔实的论述，构成了泰州学派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特色。王艮的“百姓日用是学”“百姓日用之道”，是他思想的闪光点和泰州学派思想的主旨。他把“天理”称作“天然自有之理”，事实上是等于“认欲为理”，把人的生理需求和物质欲望看作是“天理”的一部分。王艮把“天然自有之理”称作“天理良知”。他所提倡的“格物说”，构成他讲学传道的思想基础。王艮说道，“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格物”必先“正己”，“本治而末治，正己而物正”。王艮的这番话，明白地指出“正人必先正己”。
独领一代思想的领袖风骚、占中国哲学史一席之地的王艮和他所创建的泰州学派，从形成就受到人们的许多好评。黄宗羲曾在他的巨著《明儒学案》中说道：“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泰州以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从中可以看到黄宗羲对王艮的肯定。
王龙溪是明朝中晚期心学的代表人物，对心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且对日本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有深远影响。龙溪学派进一步吸纳了佛家、道家的思想方法与成果。“念”是王龙溪思想中特别重要的观念，一念功夫不仅在他的思想系统内统合了用力于良知心体的先天正心功夫和用力于经验意识的后天诚意功夫，而且也让王阳明以诚意为中心的致良知功夫论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王龙溪比较关切的是王阳明对于无之精神境界的追求。他对于佛教的人生境界的吸收和融合也比王阳明彻底，这是龙溪所做的最有价值的学说。此外，龙溪对于王阳明的良知说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王阳明以知是知非论良知的基础上，他提出四无的主张，以无为宗，注重心体之悟。针对天泉证道，龙溪与钱德洪的思想产生分歧，龙溪用“先天正心之学”和“后天诚意之学”概括和阐发了自己与钱德洪的思想重点。在此后的讲学活动中，王龙溪逐渐地吸收各学派的精华，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后作《钱绪山行状》《天泉证道纪》等文章。
罗念庵是王门后学的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从念庵的思想主旨来看，可归为王门“归寂派”。罗念庵归寂主静之学，以良知返归寂体的过程为格物致知，就是认为良知必须经过实地锻炼而获得。念庵主静的思想，并不是要做世界的隐者，他的主静只是求良知本体的功夫，他获得静明之本体是要以之应世。他一生躬行实践无欲主静功夫，重新阐释了王阳明的致良知教，而备受中晚明时期学者的青睐，被称为得阳明正传，补救心学之弊的功臣。他曾说：“儒者之学在经世，而无欲为本。夫唯无欲，然后用之经世者，智精而力巨。”
罗念庵学术思想的形成受到了很多人的影响。王阳明的“致良知”观点是念庵思想的基础，龙溪学派和泰州学派也提供了一些见解。总的看来，念庵在心学的基础上还是有很大的突破，“归寂”的学说对心学也起了补充和完善的作用。
从心学的流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儒学的最后一个高峰也曾是那么的辉煌。王阳明开创了儒学新天地，不愧为一代“心学”宗师。他的弟子们承蒙师传，不断地钻研思考，创立了独一无二的门派，为心学的发展和流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至今，心学也没有被历史淹没，它存在于现代的生活中，对社会的发展以及人民的生活还有着一定的影响。
心学对中国的影响
王阳明的心学，被世人称为“救世之学”。自心学确立后，王阳明开始到处讲学，广收弟子，希望通过自己的学说，为朝廷作出贡献，能给人民带来希望。
心学自明朝时期流传以来，备受人们推崇，它像一把巨大的神斧，将束缚着人们内心思想的封建僵化理念劈裂开来，撼动了封建观念的地位。心学在精神上支持劳苦大众，它反对封建社会的剥削和压迫，给人民以希望。王阳明在讲学中曾说道“人皆可以为尧舜”“满街都是圣人”。王阳明认为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心学的教育下，人民都亢奋起来。心学就像是寒冬里的暖炉，像是炎夏里的清风，给多灾多难的人民带来了福音，它让普通大众认识到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看到了自身的潜能和力量。心学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为当时政治、经济、学术以及思想等方面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心学对明朝政治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那个时期，王阳明的很多弟子都能为民考虑，希望朝廷可以以人为本，注重百姓的喜悲。一些弟子还在直接参政中运用心学思想，做了很多利国利民的事情。他的弟子祝世禄，在保宁县任知县，曾创建了一个很大的书院，叫做环古书院。祝世禄经常请思想进步的东林党人来讲学，并且公开宣告：对于“官府长短”和“朝廷得失”，百姓都可以议论评判。欣赏心学的官员们对于道德沦丧、官场腐败的现状，都敢于直言，都能勇于表达自己的不满和见解。逐渐地，学习心学的人很多都开始关心政治，建议朝廷变革，这股强大力量使皇帝都畏惧起来。王阳明曾在讲学中教育人们要“知行合一”“致良知”，通过自己的良知和行动去拯救国家，解救百姓。王阳明的学说，为当时腐败的明朝朝廷，注入了很多新鲜的思想，促使一批官员开始体察民情，着力政务，人民的生活也因此得到缓解。到了明朝后期，社会政治已经混乱不堪，心学学派里也出现了不少高谈阔论的人，他们不践行“知行合一”。由此也引起了士林人士的抨击。
心学对明朝学术的发展也有很大的贡献。在当时明朝的封建制度下，学术界并没有多少自由，文人学子的思想全都被束缚在条条框框中。心学的出现无疑是学术界的壮举，它跳出了宋儒的框架，开辟一代新的学风，讲说了明朝最真实的现状。很多欣赏心学的作家们也受到了启发，不再畏缩在教条中写作，而是将自己的真实感受痛快地表达出来。比如写《牡丹亭》而出名的汤显祖，他的性格狂荡不羁，追求个性自由，鄙视功名利禄；还有号称“四才子”之一的唐伯虎，他傲视封建礼教，敢于直言；更有以写“三言”闻名的冯梦龙，他不惧封建礼教的威慑，将自己想要表达的全都倾泻出来。这些名人们在受到心学的影响后，开始描写现实，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写实的笔触记录下来，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他们作品中的人物也由达官贵人、才子佳人、孝子贤孙和英雄豪杰转变到普普通通的市民、商贩、农民。正是由于心学对文人墨客的影响，才促使他们改变写作风格，我们现在才能阅读到那些记录当时生动活泼趣事的文字。
阳明学派的这股清凉之风不仅在明代风靡一时，而且席卷整个清朝，直到现在，心学还多多少少影响着社会的进步。清朝初期，心学广为传播，受到人们的推崇，但这与统治者的治理思想格格不入。为了防止心学对人们的影响，导致社会的动荡，统治者开始禁止人民学习心学，将其冷冻起来，防止心学的流传。为了稳定人心，清朝政府又将程朱理学进行了修饰，重新提倡，使之成为当时的学术主流思想。到了清朝末年，国势衰弱，朝廷腐败，帝国主义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从此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国家的沦落使许多文人墨客都消沉下来，中国从此不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开始落后于西方。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又开始反思，将心学这个强有力的武器重新拿起，开始改造社会。
康有为也对王阳明的学说很感兴趣，认为心学很切合当时的社会状况，“致良知”“人人可以为尧舜”“各个心中有仲尼”这些学说与当时西方先进民主的思想有相通之处。心学提倡政治平等，重视自然科学，这些先进思想对于拯救中国社会是很有帮助的。康有为广泛地将心学学说运用于宣传之中，推崇心学的“致良知”，将王阳明说的“不忍”作为维新运动刊物的名字。维新运动的另一精英梁启超也很赞赏心学，他在革新运动的过程中多次宣扬心学，推荐人们学习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后来他经过研究后还写了《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这本书，鼓励人们要行动起来。虽然维新运动最终失败了，但是这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由此可见，心学是真正的有用之学。
在维新变法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想要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新政权的建立需要一定的理论支持，因此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从心学中寻找可运用的革命理论。孙中山先生在接受欧美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地继承。他在心学“知行合一”思想的基础上，领悟出了“知难行易”的思想。因此在革命过程中，孙中山宣扬“先要知，要找到一条最适合中国人走的路，再去行”。他还鼓励革命同志要将理论运用于实际，推动革命的进程。虽然资产阶级革命最终也失败了，但是很多仁人志士并没有停止对真理的探索和研究，无数英雄还是大义凛然、义无反顾地奔向战场。最终，中国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道路，迎来了新的时代。
在中国历史上，心学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直到今天，心学也还是对我们的生活和社会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