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农历戊午，无春年。从北京一次又一次传出来新消息，每每于无声处听惊雷。
上海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创作、编排的话剧《于无声处》悄无声息地上演，惊雷一样伴随着现实中关于真理标准的激烈讨论，来自祖国各地的人们涌到上海观看这出话剧。在一切都非常严肃和神圣的年代里，一出话剧并不是“一出话剧”四个字那么简单，作为话剧主演的上钢三厂文艺骨干们很快接到了进京演出的消息。
此时，在同一个城市里的上海电影制片厂，专业的文艺工作者们创作了一部电影《儿子、孙子和种子》，在全国各地上映。已经 54岁的“小周璇”王丹凤，在影片中扮演了一位江南水乡丁湾村的中年女性社员张秀英。张秀英有三个女儿，每天围着锅台与女儿相伴，被称为“剪掉翅膀的老母鸡”，不再是曾经的摇橹和插秧能手“水上飞”。像很多中国男性一样，她的生产队长丈夫一直希望有个儿子传宗接代。这种执念，直至 2017年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里，仍然在银幕上诉说着亚洲男性的心底故事。
从上海沿着长江向着西北走 491.6千米，有一个叫作凤阳的小县城。1978年，一位老人到日本访问时乘坐了时速达到 210千米的新干线，他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就感觉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就像《于无声处》诞生的意义一样，这番话也显然并不止于字面上的意思。
40年后，时速达到 250千米的中国高铁运营里程超过 2.5万千米，占全球高铁运营里程的66.3%。截至 2016年，生产这种高速列车的中车集团，产品出口到全球 101个国家和地区，覆盖六大洲的 11个市场区域。491.6千米，从上海到凤阳坐高铁只需要近 3个小时。1978年，这段现在用近 3个小时就能到达的距离，就像银幕上与现实中的距离一样遥远。丁湾村的水乡充满劳动最快乐的欢声笑语，凤阳小岗村的农民们连吃山芋干子都不管饱。因为遭遇百年一遇的大旱，凤阳所在的安徽省在 1978年有 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池塘干涸，田野荒芜。全村20户人家，人人饿得面色发黄。
此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两次人口生育高峰，人口剧增，已经占到世界人口的 1/4。另一个现实是“广东农民多养几只鸭子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标准界定在养 3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 5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当年度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 2.5%，贸易出口额占世界的 0.7%，类似 3只鸭子的很多约定俗成，让 2亿多中国人挣扎在温饱线以下。
“社员张秀英”的扮演者王丹凤、《于无声处》编剧宗福先居住的上海，很多弄堂里，三代同居，四世同堂，一家十多口人挤在不足 20平方米的阁楼间里。电影《儿子、孙子和种子》希望人们响应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号召。4年后，计划生育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被写入宪法。
电影里痴迷于研究稻种改良的书呆子、农业技术员“阿龙”，如果与“兰珍”相亲相爱成为一家人，他们的儿子或者女儿将成为中国第一代独生小孩儿。
2015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的“80后”原画设计师郭婧根据童年时的孤独回忆，画出了一本名为《独生小孩儿》的儿童绘本，获得了美国《纽约时报》2015年度最佳儿童绘本的殊荣。在书的推荐语里，儿童教育作家三川玲这样写道：“我想，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在听说有一本写独生小孩儿的绘本时，都会把手头的事情停下来，听见自己的心脏微微一颤。”
2015年 10月 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中指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行动”。2016年 1月 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施行了 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自此终止。
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已经成为并不久远的历史，以至于很多人如今难以真正理解什么叫作“物质匮乏”。《儿子、孙子和种子》里，一个粽子就可以成为兰珍向阿龙表达爱慕之情的事物。可是阿龙醉心于“三年以后啊，那可就是一片金黄”的稻种，粽子只吃了一口就放在了一边。
1978年 1月的《人民文学》第一期，徐迟发表了以陈景润为主人公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像阿龙一样呆的一位现实中的人，叫陈景润，是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关于他看着书走着路撞到树上还在问谁撞了他的逸事，在 40年后的今天已经很少被人提及。
阿龙或许会在完婚之后参加高等学校招生的全国统一考试。于 1977年恢复的这项全国范围内的考试，让 27万学子走进象牙塔，成为那个年代的天之骄子。
18岁的广西少年黄大年就在这 27万学子之中。他从广西第六地质队航空物探操作员转变为长春地质学院的一名学生，从此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
电影里阿龙 24岁，如果当年参加高考，会与全国 600多万考生一起挑战自己的终身命运。在爱情方面呆呆的阿龙，也许不会写信给电台抗议刘心武的著作《爱情的位置》在高考期间播出，但他会强烈同意这本小说里“爱情应该建立在共同的革命志向上”那段论述。小说在“革命文艺作品没有爱情”的背景下出现，在当时极为轰动，作者刘心武在回忆《爱情的位置》当时带来的反响时这样表述：“一位海边的渔民给我写信说，听了广播激动得不行，才知道原来自己藏在心底的爱情并不是罪恶……”有封来信寄自遥远的农村，是一位“插队知青”写的，他说是在地里干活儿的时候，听到村旁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传出“现在播送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的声音，当时他“觉得简直是发生了社会剧变”……
在大学里，阿龙不是最年长的，但也有比他小很多的同学，这其中就包括成为一时佳话的“少年班”里的那些小同学。
是年，在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的建议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招收了第一届“少年班”。在科技人才严重断档的特殊年代，在“读书无用论”消弭社会进步力量的时代，被冠以“神童芸集”的“少年班”的横空出世，折射了中国当时人才战略需求的急迫，更为重要的是，“少年班”极大地刺激了中国青少年们的科技梦想。
那一年的课堂上，孩子们齐声朗诵：“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少年班”里，全国闻名的神童宁铂成为全国各地家庭的偶像。一时间，小学生跟中学生一起竞赛、中学生跟大学生同堂修学成为美谈，每个家庭都恨不得早点儿出个神童。
真正成为社会栋梁的，除了农业技术员出身的“天之骄子”阿龙们，还有在就业压力巨大的形势下响应国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政策的“个体户”。
天之骄子开始填补社会发展的各项科学层面的空白，个体户们开小酒馆、小茶铺、小照相摊儿，在一切可能的地方自谋职业。
在信息流通极其缓慢的年代，阿龙了解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应该是通过广播匣子。40年后的今天，电视传播信息都显得太慢。
1978年，电视新闻还是用电影胶片拍摄的。当时的电视记者去采访，很可能会被工作人员皱着眉问：“你来这儿干什么？电视台不是拍电影的吗？”
假如拍摄小麦丰收，如果拍摄的时间是 5月底 6月初，算上剪辑、合成、邮寄胶片，播出时已是 9月份。当时拍摄的小麦田后来又种上了玉米，玉米也都快熟了。
即便如此，当时还叫北京电视台的中央电视台，在 1月 1日推出了一档新闻节目。节目最初命名《全国电视新闻节目联播》，正式播出时定名《新闻联播》，每晚 7点准时开播。首播版本的《新闻联播》只有四条新闻：邓副总理与国外专家欢庆新年（北京）、马万水工程队再攀高峰（河北）、平定县粮食丰收（山西）、安阳电子管厂研制出新产品（河南）。
年底，《新闻联播》出现了第一位出镜播音员，他叫赵忠祥，以每分钟 220字的语速四平八稳地播报新闻。
已经成立整整 60年的日本松下公司，一共有 2000多位员工，每年生产 20英寸以上彩色电视机 80多万台。此时的中国，9英寸黑白电视机还是稀罕的大件家电。北京电视台的编辑、记者月平均工资 39元，粮食每人每月 32斤。
这一年，几百部被封禁的电影恢复上映，其中有一部由江南电影制片厂摄制于 1957年的电影《护士日记》，是王丹凤主演的，她首唱了影片的主题曲，名字叫《小燕子》。
浩荡岁月，人们早已经不记得电影《护士日记》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故事。无数个牙牙学语的孩童，却依然能够在襁褓里听着母亲哼唱：“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40年后，很多网站会把王丹凤在《儿子、孙子和种子》里的剧照当成她的生活照，因为她在现实生活中真的有三个女儿。在主演了《儿子、孙子和种子》以后，曾入选新中国“二十二大影星”的王丹凤用峨眉电影制片厂的《玉色蝴蝶》作为自己的息影之作。1985年，王丹凤与丈夫柳和清应美国白宫邀请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里根总统就职典礼。
1978年，农历无春年，却暖得中国人心中热血沸腾。
在人民大会堂，一位字沧白的老人面对台下的人们说，“再过 23年，跨入 21世纪，我们社会主义祖国， ”他哽咽着继续说，“会变成什么样子？”
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盛世如期，从此开端，如那一年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光明的中国》。
幸福没有终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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