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风云变幻，颇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势，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上台，国际关系更加变幻莫测。美国频频举起“大棒”，不仅对其战略竞争者中国发起贸易战，甚至对其传统盟友如德、法、加等国也动起了“歪脑筋”，以国家安全为由向西方盟友征收钢铝关税。被时人称为“不靠谱”总统的特朗普，总是能给世界带来“惊喜”。这不，当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专程前往白宫希望说服特朗普坚持伊核协议后不久，特朗普毅（sang）然（xin）决（bing）然（kuang）地宣布退出伊核协议。真是“有钱，任性”啊！特朗普在与金正恩经过数回合的“核按钮”较量后竟然冰释前嫌、眉目传情、眉来眼去、暗生情愫，居然在新加坡举办“特金会”，据称还朝美还将签署终战协议。不得不说，特朗普总是能给人带来“惊喜”，至于谁之惊、谁之喜，只有当事人才能品得更清楚吧。
面对如此之国际大环境，我国在处理对外事务时又该如何应对？本书立足中国国情、放眼世界，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出发，为中国的对外关系出谋划策。作者主张，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应坚持“逾越”外交、多边外交、民间外交、城市外交；在处理具体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应谨慎处理中美、中日、中英、中印等具有全球性或地区性的双边关系，积极创造良好的外交环境。
本书以事实为依据，以个案研究为基础，宏观概括和个体解剖相结合，对国际关系中的一些前沿、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全书结构纵横契合，资料新颖丰富，内容精选得体，是一部在整体结构和思想内容上都有一定创新的国际关系研究力作。
中国外交的新思维
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特点是以理念创新带动概念创新，再以概念创新指引政策创新。这使得中国外交出现了自内而外、自上而下的思想支撑，为从守御应对转向积极作为提供了逻辑基础。因而，不理解中国外交的新理念，就不能正确理解当前中国外交的一系列新举措。其中，“正确义利观”是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外交理念创新。早在十八大之前，习近平就在外访中提出了相关概念的雏形。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就职以后，习近平先后多次在会议和访问场合中做出了相关论述，如“多予少取、先予后取”、“欢迎搭车”等，并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这些理念和概念迅速转化为政策行动，融入周边外交、对非外交、“一带一路”战略、对外援助等政策之中。目前理论和舆论界对于相关政策的解读已经大量展开，但对正确义利观本身的研究尚且不多。然而，正确义利观并非简单的、天经地义的政治宣言，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对既有观念的扬弃和超越，同时其背后的误解和争议仍然存在。解决这些误解和争议的过程，是新一届政府深化改革、与时俱进的方针在外交领域的体现，代表着中国外交的新思维。
守变合一：全球化时代的合和国际观
国际政治讲道义吗？这是关于国际关系的一道永恒之问。中国古哲就这个问题有法家和儒、墨之辩。西方对这个问题也有长期的争论。其中乐观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康德，相信国家可以像个人一样学习用善良和理性的方式行事。而马基雅维利则代表着另一派的观点。他认为国际政治中不能讲人在社会中的道德。如果非要说政治家有道德的话，那就是竭尽所能维护和扩大国家利益。如果政治家在外交中受困于一般性的道义，无疑是对本国人民的犯罪。
近代以来中国人看待国际问题大多数是马基雅维利式的。这是西方思想输入的结果。秦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法家的国际观从来没有占据主流。但是近代欧洲的国际关系，却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天堂。数百年间，西方国家围绕着领土、资源和利益进行残酷的丛林竞争，并通过殖民统治把这一套国际关系规则扩展到全世界。清末以后，中国被迫在殖民列强的炮火中”开眼看世界“，切身体会到的就是弱肉强食、落后就要挨打，反复听到的是西方政治家直言不讳的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强权即真理“，深深植入脑海中的就是一幅列强环伺、鱼肉中华的”时局图“。因而，作为国际关系中的弱势国家，一百多年来，中国外交的核心主题就是“维权”、“护利”。在国际道义的问题上，中国人的看法普遍比较悲观。只有在”意识形态挂帅“的特殊时期，中国一度用革命的国际主义过度压倒了国家利益，还曾经走过一段弯路，经历了一些盟友的背叛和外交的混乱。国家利益至上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历史教训。
“正确义利观”的提出，实际上再次抛出了这个重要理论命题：当今世界还跟过去一样，是一个赤裸裸的强权即真理的世界吗？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将长期进行。但大多数的理论家有一个基本共识：当代国际政治处在新老交替的变革阶段。这种变革不仅是新兴力量崛起引发的格局变化，也包括国际规则和文化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国际和平初现曙光。如果说康德的预言被其后几百年的欧洲历史无情嘲弄，但至少在二战以后的欧洲国际关系中获得了初次的证明。看看今天欧洲国家间的关系，很难想象其一百年前的样子。人类社会在战争问题上似乎确实在向前进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战争是国家间的常态，和平是非常态。而对于今天的大多数国家来说，和平是常态，战争是非常态。当然，我们不可能立刻从马基雅维利的世界跨入康德的世界，中间还有许多曲折反复，对和平的威胁可能长期存在。正如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讲话所说，“要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更要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在以和平为主题的国际关系中，国际道义就有了重新认识和估值的前提。
第二是国际合作成为主流。即便是对国际关系看法悲观的人，也承认今天的国际关系中有大量的合作存在。我们能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找出一百条领土纠纷、政治矛盾、利益摩擦，但能总找出一千条每天都在推进、不断拓展的对外合作。在当今时代，国家间的合作不只是一种政治意志，更是全球化推动的客观结果，有时候甚至不再以政治意志为转移。从普遍的哲学意义上说，合作为道义提供了基础。合作性的国际关系，必然导致国际道义。比如，如果国家不讲基本信义，那么国家间的合作怎么能够持久进行呢？没有基本的国际道德规则，一切为国际合作而制定的制度，包括国际组织、国际法、贸易和金融机制都将无以为继。国际合作性的增强，必定意味着国际道义性的增强。
第三是国际舆论力量的增强。斯诺登事件代表了当今国际政治的一种典型特征：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外交事务的秘密性和隔绝性被加速打破。信息很难被封闭，大大小小的外交政策，都可能要接受社会价值的检验和丈量。两百年前欧洲殖民者在非洲疯狂掠夺、草菅人命，欧洲人只看到殖民统治给本国带来的好处，而对具体的暴行所知不多。即使丑闻暴露，还可以买通媒体、控制舆论。今天，跨国企业稍有不慎，一张图片传到网上，就可能产生舆论的风暴，甚至被本国人民所抛弃，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今天再要把所谓政治家的道德和普通人的道德分开是难以实行的。不能展现出普通人道德的政治家，根本就当不了政治家。
上述国际关系的和平与合作特征，正好可以合为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合和“二字。正确义利观的背后，实际上体现的是合和的世界观。在新的世界规则中，道义是必须，也是力量。而中国在这方面的面临的形势尤其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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