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登湖（全注疏本）》：
“《瓦尔登湖》出版。”1854年8月9日，离他搬到瓦尔登湖九年之后、经历了七次修改稿以后，《瓦尔登湖》终于出版，这是梭罗在那一天的日记里写下的唯一一句话。几个月之前，收到最初的清样时，他也只是简单地写下了一句话：“《瓦尔登湖》清样收到。”他在日记中对此事轻描淡写，就像这是最平常的事件。第一本书《在康科德河和梅里迈克河流上的一周漂流》失败以后，梭罗可能是谨慎行事，对成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他搬到瓦尔登湖那一天，在他的日记里也是一笔带过：“7月5日。星期六。瓦尔登湖。：我昨天搬到这儿来住了。”这个地方本身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自己独立出来了，而他尚未意识到这对他会产生什么影响。“瓦尔登”这个名字，不管是地名还是书名，在一百五十年后，在学术和个人层面上对成千上万人都充满了象征意义，但梭罗当时在寻找居住地时，其实还考虑过其他几个地方。直到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买下了面积62英亩、深达103英尺的冰川深湖瓦尔登湖北面的十几英亩土地，并且允许梭罗在那里居住以后，梭罗才能真正去那里居住。
埃勒里·钱宁（Ellery Channing）1845年3月2日写信给梭罗：“在这个世界上，我为你看中的唯一地方是那块我曾经命名为‘酒器’（Briars）的地方；到那儿去吧，给自己盖一所小房子，然后开始尽情享受自己的伟大历程吧。”钱宁在这里究竟是建议梭罗搬到湖边去住，还是梭罗已经搬家，我们无从得知，估计两种可能性都有。临三月底时，梭罗借来一把斧子，开始砍白松树。五月份，他的房架搭起来了，他开始清理和开垦两英亩半的土地，准备耕种。
梭罗决定在林中独自居住的起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他和查尔斯·斯登·惠勒（Charles Stearns Wheeler）在弗林特湖中度过一段时间。惠勒是梭罗的朋友，是他在哈佛的同屋，惠勒在弗林特湖附近盖了一个小棚子，1836到1842年间，几次在那里居住过几次。梭罗在小棚子里也待过，可能是在1837年，不过，他在那里居住的时间有多长，现有的记录没有定论。我们不知道惠勒的小棚子的确切地点，不过它很可能是建在他哥哥威廉姆·弗朗西斯·惠勒（William Francis Wheeler）的土地上。如果梭罗确实考虑过在弗林特湖那里居住，那么，他求助过的人可能就是弗朗西斯·惠勒。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841年8月18日写给爱默生的一封信中说：“经过一些来回折腾，这个离索尔维·弗斯（Solway Firth）的海滩不远、陈设不多的小房子，总算到手了：我们到这儿来住了一个月，完全与世隔绝……我想，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和心灵都更加健康了。”梭罗肯定读过这封信，当时人们通常都是分享日记和信件的，而梭罗当时也正好住在爱默生家，他想搬出去住，这封信肯定也坚定了他的想法。
更重要的一个动机，梭罗搬到瓦尔登湖去住，是在响应爱默生在《美国学者》里提倡的精神：
年轻人，充满着最美好的希望，他们的生活在我们的海滩上开始，山间的风吹拂着他们，上帝的所有星星照耀得熠熠闪光，他们发现下面地球上的一切和这些并不协调，下面管理繁琐俗事的原则令他们感到厌恶，他们因为这种厌恶而无所作为，因而转向无足轻重的事务，或者死于厌恶，其中有些人还会自杀。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们还没有认识到，那些成千上万同样有希望却碰到了职业障碍的年轻人还没有认识到，如果独立的个人不受任何控制地完全将自己本能的作为自我的根基，整个庞大的世界就会环绕到他周围来。耐心，：耐心；唯一的慰藉是，你自己的生命有可能是无限的；你的任务是对原则的研究和交流，使这些本能流传开来，从而改变整个世界。世界上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单位；：不被人当作一个独有的特殊个体；：不能结出每一个人生来就应当结出的独特的果实吗……我们将用自己的双脚行走；我们将用自己的双手劳作；我们会说出我们自己的心声。
从广义上说，梭罗是在回应社会的挑战。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一些乌托邦群体开始形成，其中有两个和他的一些朋友密切相关：布鲁克农场（Brook Farm）和弗鲁特兰兹果树园（Fruitlands）。和住在这些社区的人相比，他是在进行同样的试验，只不过他的规模更小一些，角度也有所不同。他并不是通过重新设计一个社区如何运作来重新设计社会。他是在质疑个人的角色和义务，不光是对社会的角色和义务，而且是对自己的角色和义务：个人应当如何生活，如何和邻居交往，如何遵从他所生活的社会的法则。只有通过对一个人的改革，才能实现对众多的人的改革。爱默生在《历史》（History）中写道：“每一场革命都是从一个人头脑中的一个想法开始的。当同样的想法在另一个头脑中产生时，它就变成那个时代的关键。每一场变革，起初都是一个个人观点，当它又重新变成个人观点时，它就会解决那个时代的问题。”搬到瓦尔登湖一年半之前，梭罗在《（将）复乐园》（Paradise （to be） Regained）中写道：“我们必须首先取得个人的成功，然后才能取得众人的成功。”
不管上述这些因素对梭罗有多大影响，是如何促使和激励了他，促使他搬到瓦尔登湖的一个主要动机，还是因为他需要独立和空间，来完成他的一本书，这本书后来题为《在康科德河和梅里迈克河流上的一周漂流》。1842年，他的哥哥约翰突然去世，令人震惊万分，梭罗自此开始写作，纪念二人在1839年8月和9月为期两周的航行中的兄弟情谊。在《瓦尔登湖》，梭罗重新修改了这份手稿。这次航行本身变得无足轻重，重要的是，梭罗开始思考友谊、精神、社会和自然，把这些主题融入了书中。
除了修改手稿以外，在瓦尔登湖居住，也促使梭罗探寻存在的根本意义，并将真实与现实区别开来。住到湖边第三天，梭罗在日记中写道：“我希望面对生活中的事实，面对面地观察关键的事实，也就是上帝希望展示给我们的现象或真实，于是我就到这儿来了。生命！谁知道它是什么，它又是干什么的？”
正如梭罗在日记中所说，自传胜过传记（他在《在康科德河和梅里迈克河流上的一周漂流》中也重复了这个说法）。“如果我不是我，谁还能是我？”或者像他在离开瓦尔登湖之后的1957年10月21日的日记中写的：“难道诗人不是命中注定要写他自己的传记吗？除了一本好日记以外，还有什么好写的东西？我们不想知道他想象中的主人公每天是如何生活的，我们想知道的是他本人，这个实际主人公，每天是如何生活的。”
梭罗在1851年8月19日的日记中解释道，诗人的任务是“连续不断地观察自己的思想情绪，就像天文学家观察一切天象一样。这样明智而忠诚地度过漫长的一生，还有什么是我们不能期待的呢？……旅行者们周游世界，述说自然事物和现象，那么，让一个人留在家中，忠实地述说他自己生活中的现象吧。”
不过，我们应当记住，《瓦尔登湖》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传，而是一部文学作品，为了保持他创造的神秘生活艺术上的完整性，梭罗作了一些灵活调整。1848年3月27日写给哈里森·格雷·奥提斯·布雷克（Harrison Gray Otis Blake）的信中，梭罗将他的实际生活和理想生活区分开来：“我的实际生活是一项事实，观察它，我没有什么特别自得的地方，但是尊重我自己的信仰和愿望。我是为我的信仰和愿望立言。”同样，他还于1856年2月10日写信给卡尔文·格林（Calvin Greene）：“你放心吧，你在书中看到的是我最好的一面，我真不值得当面会见：我口吃，迟钝，笨拙。你知道，即使诗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无限的炫耀和夸张。我倒不是不承认我写的文字，而是想说出我在我微弱地道出的真理面前究竟是什么样子！”
梭罗住在瓦尔登湖期间，完成了后来《瓦尔登湖》一书的一半内容。1851年11月9日，在完成和重新修改手稿过程中，梭罗在日记中写道：“除了事实以外，我也不得不依赖其他一些东西。事实只是我的画像的框架；它们是我正在写作的神话中的材料……我的事实在常识看来，却是谬误。我可以这么说：事实应当是重要的，应当是神话或具有神秘性。”
很显然，梭罗正在写的恰恰就是神话。如果读者的方法偏离了作者的原意，那他注定要误读这本书。“正确阅读，亦即，以真正的精神读真正的书籍，是一项高贵的活动，和当代的习惯所承认的所有活动相比起来，会让读者感到更加劳累。”梭罗在《阅读》中这样写道。“读书需要的训练，就是像运动员所接受的那样的训练，而且，人们差不多要终其一生，追求这个目标。”如果我们把《瓦尔登湖》当作一个人在瓦尔登湖居住的经历，把它完全当作自传来读，那么就很容易和那些对着梭罗挑刺的人一样，专门盯着梭罗在爱默生家吃过多少次饭、他的母亲和姐妹帮他洗过多少衣服这样的细节。
梭罗在《阅读》一章中明确地说出了自己的目的，并且作出了具体说明：“英雄的书章，即使是用我们的母语印刷出版，却永远只存身于另外一种语言，一个腐朽的时代是无法理解这种语言的；我们必须努力寻求一字一行的意义，用我们所有的智慧、勇气和慷慨，超出它们的寻常用法之上，去揣测它们更宏大的意义。”梭罗不是从遥远的过去写作的，写的不是东方或西方的精神文学的经典著作。他写的是你现在手里拿着的书。《瓦尔登湖》是一幅英雄篇章，因为它是关于一个英雄的书。
在《托马斯·卡莱尔及其著作》（Thomas Carlyle and His Works）中，梭罗写到了卡莱尔的《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主义》（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和爱默生的《代表性的人》（The Representative Men），认为这两本书都不能代表工作着的人。他接着说，“很明显，作者都没有谈及他的生存条件，因为作者自己并没有进入他的生存条件。”正如他后来在《漫步》中写的那样，他懂得，“英雄通常是最简单、最模糊的人。”有意无意间，梭罗迎接了卡莱尔1845年8月25日写给爱默生的信中提出的挑战：“我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个美国英雄，一个你真正热爱的英雄；给我们讲述他的故事。”梭罗在亲身承担了英雄这个角色以后，也重新为英雄行为做出了定义。将生活试验变成一项英雄行为，他也成功地将《瓦尔登湖》从一条实现无法实现的目标的哲学思路，变成了对迷惑者的指南。于是，他塑造了代表性的人，代表的不是过去，而是当今。
这个实验始于1845年7月4日，终于1847年9月6日；梭罗在瓦尔登湖住了两年两个月零两天。没有顿悟，没有伟大的启示。他离开瓦尔登湖是因为爱默生家需要他，这个事实使这个故事没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但历史的真相仍然是，梭罗离开瓦尔登湖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利蒂安·爱默生请求梭罗在她丈夫去国外讲学期间照顾爱默生的家庭和家务。爱默生直到十月份第一个星期才离开，但梭罗在接到邀请一个星期以后就离开了林中，直接搬到了爱默生家。他在瓦尔登湖的居住就这样突然结束，这种仓促可能导致他在1852年1月22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得说，我真说不清是什么事情促使我离开瓦尔登湖的。我离开那里，和我去那儿住一样，没有什么说得清楚的理由。说真心话，我去那儿是因为我准备好了要去；我离开那儿，也是同样的原因。”
梭罗搬到瓦尔登湖，也完成了他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也就是写完后来定名为《在康科德河和梅里迈克河流上的一周漂流》一书。在林中期间，他完成了两份初稿，到第二稿时，爱默生说是“差不多够发表水平了。”此外，他还写了不同版本的《卡坦》（Ktaadn）、《托马斯·卡莱尔及其著作》和《抵制政府》（Re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以及一百一十七页的《瓦尔登湖》手稿。（手稿经过了七次修改，终于于1854年出版，这个过程中，书的长度翻了一番。）
湖边居住两年可能还不算太难。最难的任务是把在瓦尔登湖的经历变成《瓦尔登湖》这本书。当他在《我的经历》（History of Myself）这次演讲中谈到在瓦尔登湖的经历时，他讲述了他在湖边生活的经济方面，这些内容后来成为《简洁生活》一章的主要内容，但现在他需要更多的东西。
1851年，他读到詹姆斯·威尔金森（James Wilkinson）的《人体》（The Human Body）一书时，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某种程度上，威尔金森的书实现了我的梦想，亦即，回到语言最原始的类比和衍生意义上去。他的类比能力，比更著名的作家们能够更经常地引向更真实的语言……他的表达方式是从比科学更睿智的本能而来，因而他使我们更加相信古老的和现今的表达方式，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它们，便能够安心地相信它们……所有关于真理的概念，都是分辨出其中的类别；我们通过我们的手来推想到我们的头脑。”不理解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和遵从他在《瓦尔登湖》中试图表达的目的。
梭罗1852年4月18日写道：“当鸟儿飞翔，鱼儿遨游，就像寓言中描绘的那样，而道德并不遥远；当大雁的迁徙是很重要的，其中有一种道德意义；当日常事务有一种神秘的性质，连最琐碎的事件也有了象征意义时……这样的时刻，我觉得庄重而满足……每一件偶然事件，在伟大的导师面前都是一种比喻。”大约是因为他的作品中的这种分析方法，使他在《结语》中略有微词：“但在我们这个地方，如果一个人的作品允许有一种以上的解释，那它就引起人们的诟病。”
梭罗1857年11月16日写给布雷克的信中，描述了从经验中提炼真理的方法：
我给你建议一个主题吧：走进大山对你意味着什么，你就用同样的方式准确完整地对自己述说一切：再三回到这篇文章，直到你觉得你经验中所有的重要因素都包含在里面了，你觉得很满意了为止。你翻越过山岭，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因为人类总是要翻山越岭的。不要以为你试验过区区十来次，就能够准确地讲述这个故事，你要反复修改，特别是，在停顿了足够长的时间以后，你怀疑你已经接近了事物的核心和至高点时，你更要在那里重申你的观点，向你自己描述这座山。这个故事不必太长，但它必须先写得很长，然后才能精简缩短。你想，翻这座山可没花太多时间；但是，你确实翻越过了这座山吗？我可以问一下，如果你去过华盛顿山的山顶，你在那里发现了什么？你知道，这就是他们成为见证人的不二法门。仅仅是上去了，被风吹一吹，这算不得什么。我们在那儿的时候没有怎么爬山，但我们在那里吃了午餐，就像在家里一样。只有在回家以后，我们才算真正翻越了山岭，如果我们真能够翻越的话。山说了些什么？山干了些什么？
同样的建议，也适用于所有阅读《瓦尔登湖》的读者。阅读这本书或者翻一座山可能花不了太多时间，但是我们必须向我们自己提出这些问题：你确实读完了这本书吗？你在里面发现了些什么？
《瓦尔登湖》迫使我们提出问题，由于答案总是在不断变化，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从一个人的一年到下一年，因而，我们仍旧在翻越这座山，回到湖边，回到这本书中去。一百五十年以后，《瓦尔登湖》仍然是一本重要的和有意义的作品，证明这个伟大的导师的比喻是有普遍意义的，证明梭罗是一个伟大的比喻家、观察家和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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